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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熔钢：中国海军舰艇部队在长江下游的奋战（下）
芝兰学社 Young
目录
（一）黑云压城：日本海军航空部队的战力化改编与第3舰队的兵力集结
（二）山雨欲来：中国海军的兵力集结与江阴江防体系的构建
（三）利剑出鞘：8月中旬中国海军在上海的战斗
（四）初试莺啼：8月下旬至9月上旬江阴方面舰队作战
（五）至暗时刻：华中方面日本海航的増势与新一轮航空作战的开始
（六）戗风而行：决战江阴（上）9月22日的战斗
（七）短兵相接：决战江阴（中）9月23日的战斗
（八）声嘶力竭：决战江阴（下）9月25日的战斗
（九）血流成河：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日本海航对中国海军舰艇的持续打击
（十）尾声：江阴的失守与日本海军溯江作战的开始
（六）戗风而行
决战江阴（上）9月22日的战斗
尽管9月21日的大雨迫使三并贞三取消了当日的南京空袭和江阴空袭，但这并不会影响日军歼灭中国海军的目标。至当日夜间，公大机场已基本重新投入使用。22时，第2航空战队参谋发布《第2航空战队机密第374号电》通告第2航空战队将以约10架舰攻之兵力参与22日对舰攻击。次日8时整，第2联合航空队参谋也发布《第2联合航空队机密第186号电》通告第2联合航空队将以12架舰攻进行炮台和舰艇攻击，6架舰战也将投入战斗。
而与此同时，驻泊江阴的中国海军舰队却似乎并未意识到，这场淅淅沥沥的江南秋雨可能是大战前最后的一丝宁静了——毕竟自开战以来，他们很少见到敌人，即便是几次防空战斗，也不过是与几架过境骚扰的日机短暂接触，不足为提。官兵们似乎还在期望着日军水面舰队的到来，期待着为已经牺牲的战友报仇。但历史并没有给予他们这个机会，决战已然无可避免。22日0800，三并贞三发布《第2联合航空队信令作第27号》正式下令攻击开始。
第12航空队舰攻12机、舰战6机于10时发进攻击江阴敌舰艇。
10时20分，第12航空队飞行队长大塚秀治少佐（海兵52期）率92舰攻12机（每机挂载6枚60kg通常弹）和真木成一大尉（海兵57期）指挥的95舰战6机自上海公大基地升空发进。11时，攻击队飞抵江阴上空。日机抵达后，处于戒备状态的舰队和炮台即展开射击，构成防空弹幕阻击日军。
日军迅速变阵，舰攻分作两队。第1队6机由东北方向进入投弹航路，随即开始投弹。第2队6机则是自南面进入航路，2个机队于11时15分至11时30分间发动2轮攻击，在2500m高度处投下全部72枚炸弹。
但事实上，仅管投弹数量惊人，但由于当日江阴上空天气阴云无风，不便瞄准，加之江阴各炮台和舰队各舰防空火力的剧烈干扰，日军本次攻击的战果极为有限。日方声称对平海取得2次命中，对“平海”“宁海”各取得2次近失。对照中方报告，日军投弹的弹着位于平海舰首和左右舷附近水中、“宁海”舰尾和左右舷附近水中以及应瑞舰尾附近水中。第1队日机未能取得命中，第2队日机从“平海”左舷进入航路后投弹，也未能取得任何命中。其中1弹近失于左舷，这枚近失弹使得“平海”的系艇杆被炸断。另1弹在“平海”舰首附近近失，使得“平海”前部米舱被贯破进水。除近失外，大量的水中弹爆炸产生的破片和冲击造成平海左右舷钢板炸伤数十处，舰首右舷舰底破洞数个并有漏水，舷窗玻璃绝大多数已被震碎，各甲板一片狼藉。“宁海”情况也不容乐观，两舷水线下钢板破洞数个并有进水。“应瑞”左鱼雷管也被炸穿一孔。前桅及左舷钢板也有多处受创。
此次攻击日军没有任何损失，全队随后返回公大，但中国海军方面人员损失较为严重。“平海”军官死亡2人、重伤1人，士兵阵亡3人、重伤17人、轻伤1人，共计死伤24人。舰长高宪申在舰尾指挥被破片击中腰部重伤；第1高炮指挥见习生孟汉霖亲自装填，被破片贯穿脑部死亡；第2高炮指挥高昌卫和炮兵郑礼湘被破片击中死亡；2号主炮炮长陈得贵在瞭望台被击中身亡；第二高炮掌尺手周兆发被弹片自右肋贯穿至左臀，但仍坚守炮位，待补充兵到达后才倒地待救，次日伤重身亡；舰尾卅节重机枪因发射过多而故障，上士张玉成冒险修理，结果被破片重伤，次日伤重死亡；中士严祖冠迅速接替张玉成，但又被破片击中死亡。“宁海”、“应瑞”各有2名士兵受伤，无人死亡。
而这仅仅是22日战斗的开始。“加贺”依照第3舰队命令发布了《机密第2航空战队口达命令作第34号》，要求7架舰攻于11时30分出发空袭江阴敌舰。11时36分，由松田秀雄大尉（海兵55期）指挥的 7架96舰攻自“加贺”舰上起飞。这批飞机中，其中2架各挂载1枚500kg通常弹，剩余5机每机挂载6枚30kg通常弹。该队于1305左右抵达江阴上空，随即于3000～3500m高度投弹，结果无一命中，弹着位于“平海”“宁海”二舰之间。其中，日军声称投下的2枚500kg炸弹无一命中，而剩余日机共投下24枚30kg炸弹。出现这个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其中1架舰攻故障无法投弹，也可能是7架舰攻中有1架本就是不挂弹的指挥机，但日军没有明确的相关记录。日军声称后续投下的24枚60kg炸弹对二舰之一取得1次命中，其余为近失。对照双方报告，“宁海”遭受2次近失，4名士兵受伤，船舷和舱面钢板共被破片击穿十余孔。“平海”则未受损害。
日军本轮攻击亦无损失，机队于1426着舰。而事实上，由于此次攻击日军飞行高度较高，炮台及舰艇火力实际未能发挥相应效果，因此舰队也并未过多射击。日军也未曾逗留，仅盘旋十余分钟后即告返航。
上午的攻击至此结束，“平海”“宁海”二舰抓紧时间救护伤亡并清理舱面。趁着攻击间歇，二舰用舢板和汽艇将伤员运至江阴福音医院安排治疗。另外，此时舰上官兵均尚未吃饭，仍处空腹状态。因此，舰队于15时统一吃饭，准备迎接下一波攻击。
中午的空当并未持续多久。鉴于上午两次攻击效果不佳，第12航空队又出动92舰攻6机（每机挂载250kg通常弹1枚）于16时5分出发，在西冈一夫中尉（海兵58期）指挥下向江阴进发。这支攻击队得到了间濑平一郎空曹长（操练8期）指挥的3架95舰战的掩护。17时15分，机队抵达江阴上空，各炮台和各舰立即开火，展开对空射击。此时的舰队已经汲取了上午防空的经验，集中中口径炮对日军机群作驱散射击，并以小口径枪炮辅助，此举甚为有效。加之“平海”“宁海”二舰上空700~1000m处有浓密云层遮挡，日机难以瞄准。最终机队选择继续溯江飞行，更换目标为其声称的“应瑞”。确认目标后，日机随即在2500m高度整队，17时15分至17时25分间完成投弹。日军声称取得2发近失。不过，虽然日军声称其攻击目标为“应瑞”，但事实上其受害者实为“海筹”。应瑞报告确认其只有上午第一轮空袭中曾受攻击。并且“平海”“宁海”二舰均确认本轮受到攻击的是“海筹”。对照双方报告后，可确定日军误认目标。而日军报告中记录的“应瑞”遭受的损失应是上午取得，误报于下午。
22日的3波攻击到此已经全部结束。纵观22日的开幕战斗，日军总计出动了34架舰载机，其中25架为攻击机，投弹500kg2枚、250kg6枚、60kg36枚、30kg24枚，总计68枚，总重5.38吨。但讽刺的是，日军三轮攻击未能取得任何命中，仅有少量几发近失。但尽管如此，中国海军方面却依旧遭到不小的损害，5人阵亡，27人受伤。“平海”舰长高宪申（黄埔水师学堂第10期）重伤住院后，全舰由副长叶可钰（烟台海校第17届航海班）接替指挥。当日“平海”共计消耗高炮炮弹265发、子弹4000余发，“宁海”则消耗炮弹400余发、子弹8000余发。另外，欧阳格报称一批日机专向电雷学校“投弹十余枚”并造成机匠1人死亡，士兵7人重伤、2人轻伤。
由于整日的高强度射击，平海舰上的76mm高炮炮弹事实上已经基本耗尽。下午应对日军空袭时所发射之部分炮弹是上午空袭开始前自宁海移借的100发不同型的76mm炮弹。结果由于型号不符，一经发射就有2门高炮炮闩故障，不能开启。枪炮军士长任庆銮当即冒险进行修理。幸而日军并未空袭平海，他才有惊无险将炮闩修理完毕。除了前述的损失情况外，22日结束时，平海舰上仍有大量损坏情况，舰尾、2号、3号主炮炮塔被贯破数十处，后望台处的76mm高炮也受到扫射，至少中弹7发，前望台和其他位置也有大量损伤。
空袭警报于17时30分解除。由于夜幕逐渐降临，中国海军确认日军当日应不会再来空袭后，即开始为明天作战做好准备。各舰一方面修缮所有高炮和机枪并补充弹药，另一方面也努力尝试堵漏排水。为防止日军夜袭，各舰在炮位也留守士兵值班。
视线转回上海公大机场，三并贞三显然对22日的空袭极不满意。21时，三并贞三发布《第2联合航空队信令第28号》命令：
明23日，第12航空队（欠舰爆）攻击并击沉江阴方面之敌舰，同时以一部侦查广德、杭州、诸暨、宁波。
“加贺”飞行队也接到《第2航空战队口达命令作第35号》，其被要求23日以4架舰攻、4架舰爆、2架舰战编制组成的攻击队于14时出发空袭江阴的中国海军舰队。
显然，日军的总攻即将来临，决战已经箭在弦上、不得不发。9月23日，注定是一个充满血腥与杀戮、抗争与顽强的命运之日！
（七）短兵相接
决战江阴（中）9月23日的战斗
尽管站在上帝视角的我们都在清楚不过，9月23日显然已是中国海军的命运之日，但决战前的江阴却仍充斥着不合时宜的死寂。9月22日夜至23日清晨，一场淅淅沥沥的江南秋雨再次来到上海上空。鉴于飞行跑道被大雨侵袭后暂时无法使用，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官三并贞三大佐只得下令取消了当日的南京空袭，而对中国海军的攻击也只得暂缓。
上午9时以后，大雨已经逐渐停歇，而天气亦已好转。日军当即于跑道恢复使用后率先派出2架侦察机（型号不明）前往探察江阴一线中国海军舰队的部署和当地天气状况，尤其是云高。“平海”“宁海”二舰均声称发现了位于右舷外的敌机，因而各舰下令提前准备午饭，进入战备状态。
中午12时以后，随着跑道的清理和飞行机队的整备完成，第2联合航空队开始准备发动攻击。鉴于前日的攻击受到了炮台火力的影响，日军在第4次攻击中特地方编入了一个负责压制炮台火力的分队，并且由于前日舰攻水平轰炸的低命中率，日军在本轮攻击中主要使用舰爆俯冲轰炸的攻击手段。
13时15分，由12空飞行队长田中一大尉（海兵53期）指挥的第2波攻击队12架94舰爆率先出发。而由小仓正芳中尉（海兵59期）指挥的9架92舰攻和相生高秀中尉（海兵59期）指挥的3架95舰战组成的炮台压制队于13时25分跟进起飞。13时45分，13空飞行长下田久夫少佐（海兵50期）所率第1波攻击队14架94舰爆（其中，下田少佐亲率的2架舰爆编为指挥小队，不挂载炸弹，不参与俯冲）最后出发，直趋江阴。
14时30分起，舰爆队26机陆续抵达江阴上空并整队。由于第2波攻击队先行起飞，因而其于舰队上空盘旋等待第1波攻击队的到达。14时45分，主要由舰攻构成的压制队也已抵达。此时，舰爆队尚在盘旋整队，而舰攻队却是直接飞跃舰队上空，直接展开对要塞的攻击。而舰爆队在整队完毕后也开始发动对舰队的总攻——中国海军最后的决战，就这般拉开了帷幕。
为应对来势汹汹的日军攻击队，枕戈待旦的中国军队也已全力以赴。13时55分，江阴要塞司令许康少将向舰队发出空袭警报。14时10分，各舰已目视确认日机方位并立即做好战斗准备。
14时35分，下田少佐所率舰爆14机率先投入战斗，自2000m～2500m高度开始由东进入航路，12机作战机依次俯冲降下。而稍迟赶到的田中一大尉所率12机见友军刚已开始突击，便自西面开始依次俯冲，夹击中国海军舰队。
此时的舰队已汲取了昨天的防空经验，以舰上的高射火力构成梯次配置，由中口径炮作阻拦射击，瞄准对方机群开火以打散其队形。而小口径炮和机枪则以密集火力集中射击俯冲日机。但此时的“平海”防空情况不容乐观——经历22日整日射击后，“平海”全舰的76mm高射炮弹已是异常匮乏，而“宁海”舰上所存也仅够其自身使用，无法借出。因而“平海”只得采取高射用弹和高爆弹掺杂使用。此外，由于常年维护状况不佳和22日的过度射击，舰上枪炮不时发生故障。机枪指挥官刘馥冒险在露天炮台且战且修，上士欧阳顺也加入协助。但很快，日军炸弹的破片四处横飞，1挺高射机枪的纵轴被炸断，随后哑火，其他火炮也时有故障。由于日机骤至，刘馥直接赤手托起炙热发烫的枪管对准天空射击。他的手掌随即烫伤，血肉模糊。其余官兵也忍耐着枪炮发烫和故障丛生，努力排障并坚持射击。各炮的炮手则是一面向炮身机件注油，一面持续射击，全力以赴。
与此同时，“宁海”的战斗状况也不容乐观。虽然其全舰已经火力全开，但根本无法有效击退日军进攻。随着日军投弹的进行，炸弹爆炸产生的大量破片在舰上横冲直撞。望台上，航海员林人骥脑部被破片击穿，当即身亡，舰桥上也有大量官兵被破片击伤。枪炮官陈嘉桪腰部跌伤，但仍在岗位上奋力指挥；军需官陈惠在指挥射击时暴露在外，身受重伤；枪炮员刘崇端、枪炮军士长林树椿亲在炮位沉着指挥，激励士气；见习生孔繁均于机枪射手受伤后主动接过职责参与对空射击；枪炮上士陈永相沉着修理机枪，不幸为破片重伤，面部血肉模糊之际仍高呼“打！打！”不止；帆缆中士陈秉香、雇员陈厚福顶着空袭沉着操舵，竭力控制航行；一等兵林桂尧脚部重伤仍努力填弹，坚持作战；二等兵叶民南独身发炮，起火后又积极参与灭火。勤务兵张其标运输弹药时见炮手死亡，马上主动填补炮位。
日军方面，在整个俯冲过程中有4架舰爆受伤。12空1架舰爆被破片击中起落架，造成其车轮破损。另1架12空舰爆机翼被1枚高角炮弹贯穿，留下弹孔。但2机受损轻微，其伤势并未影响俯冲和投弹。13空也有2架舰爆受伤。这2机机体被高角炮弹片直接贯穿，伤势稍显严重。
很快，进入俯冲的24架舰爆陆续投弹完毕并开始沿江返程。日军声称13空12机投下24枚60kg炸弹，对“平海”取得4次近失、对“宁海”取得2次命中。日军又声称12空12机投下24枚60kg炸弹，对“平海”取得2次命中和4次近失。2波攻击队共计取得6次直击和8次近失。但实际上，“平海”“宁海”均声称并未受到日军投弹的直接命中原，但几乎所有投弹都是近失。平海舰尾受创极重，剧烈进水，76mm弹舵内水已及胸。见此情形，负责运输弹药的官兵任庆銮、高景铨冒险将所有弹药及时移出。但很快，高角炮弹便已告罄。15时30分，支撑不住的“平海”决定起航西撤，副长叶可钰冒着横飞破片亲自斩断锚链后，全舰官兵共同努力发动机器，以蜿航法回避敌人攻击，溯江向西撤离。
在日军舰爆队进攻舰队的同时，以舰攻为主的压制队也抵达黄山炮台上空开始空袭。9架舰攻并未将炸弹一次性投下，而是分为3队，在要塞上空来回不间断投弹、扫射，以使要塞防空部队不得不分出大量精力应付空袭。虽然江阴上空云雾低垂，但日军仍然通过炮口闪光确认了目标位置。最终，日军声称14时45分至15时35分这长达50分钟的压制中击中2门高射炮并使兵营大破起火。相生高秀中尉指挥的战斗机负责对空哨戒，但当日并无中国空军战机来袭，因而3架舰战仍留要塞附近上空掩护舰攻队。
日军陆续返航的同时，在上海公大机场，下一次攻击队已经做好了攻击整备。他们是来自“加贺”飞行队的后2波攻击队。14时，第5次第1波攻击队自公大机场起飞，由楠美正大尉指挥的96舰攻4机、龟义行大尉指挥的96舰爆4机和平井三马二空曹（乙飞2期）指挥的90舰战2机所组成的第2波攻击队由楠美大尉所率向江阴杀来。本次攻击队中舰攻每机携带6枚60kg炸弹，舰爆则携带2枚60kg炸弹。
14时30分，井口兼夫大尉（海兵54期）所率96舰攻4机、寺岛美行大尉所率96舰爆4机和林八太郎二空曹（操练26期）所率96舰战2机自公大机场起飞。15时左右，第1波攻击队飞抵江阴开始空袭。舰爆4机率先开始俯冲，目标为“宁海”，但由于2000m～3000m高度尚有积雨云，对瞄准和投弹均造成较大干扰，因而其未能取得命中。伴随俯冲轰炸而来的舰攻水平轰炸也宣告失败，未能命中。
15时30分，第2波攻击队赶到，目标仍为尚未撤离的“宁海”，但舰爆队再次未能取得命中。为“加贺”攻击队挽回颜面的是第6次舰改队，他们声称命中2发，实际为1发，位于甲板前桅的右后方。在遭受大量的近失弹和直击弹命中后，宁海已经遭受重创，舰况极为糟糕。15时30分，已支持不住的“宁海”见“平海”打出起锚的旗语后最终起锚西撤。然而，由于起锚机已损坏，抢修亦告无效。最终，15时52分，轮机下士江铿惠于破片横飞中奔至完全无防护的舰首快速斩断锚链，“宁海”终于得以起航西撤。
正指挥宁海溯江西撤的舰长陈宏泰此时正站在望台上指挥，忽然一枚近失弹爆炸后，弹片飞上望台，陈宏泰腿部被击中重伤，在见习生孔繁均和一等兵施典和扶持下送往救护室，指挥权则由副长甘礼经接过。
此时的平宁二舰，早已舰势不支，一片狼籍。“平海”方面，虽然已起航撤离战场，但舰身已受重创，后部进水极为严重，副长叶可钰率官兵极力堵塞并抽水，但损管仍一度失效，舰身倾斜已达20余度。驶过焦山水道后，由于浪阻加大，舰身摇晃大为加剧，甚至几遭倾覆。
而“宁海”则更是惨烈，由于起锚时间晚了1个小时，“宁海”遭到了加贺攻击队的进一步攻击，在加贺空袭开始台前宁海前段水线附近已被弹片洞穿多次，干百孔，直径三四之破孔无数，而凉机能也被击穿一处直径已达十余寸，电话交换所、鱼雷料件舱、凉机舱等同时大量进水，水势汹涌已难控制，堵塞措施和关闭舱盖也无济于事，水流随后又进入下士兵舱，而上、中士兵舱又遭火灾，警报迭起，极尽努力仍未能扑灭。与此同时，炮位官兵亦是损失惨重，加贺空袭开始后，正在两放的宁海由于舰身进水过多，速度已大为下降，而且舵机运转失灵，被命中后，前桅被直接击毁，下望台、海图房一角水柜，全部4艘舢板，烟囱一处也被炸段，右侧鱼雷发射管和炉舱前后的风机被击伤，后机舱也告进水。
战至此刻，“宁海”舰上高射炮兵已死伤过半，炮弹所剩无几，而高射机枪更是已经全部损坏。最终，为保全舰体，甘礼经做出最后决定，将宁海开入八圩港。但由于舵机进一步失效，舰体已经运转不灵，宁海最终只得在努力调整之下驶至北岸搁浅。
而平海方面由于舰身同样已无法支撑，叶可钰最终只得与舰上残余官兵商议搁浅。此时恰逢陈绍宽此时来舰京下前来慰问海军官兵，经请示后，叶可钰最终下令将平海搁浅至十二圩港。24日凌晨2时，平海驶入十二圩港搁浅。
宁海搁浅后，由于飞机亭又突然失火，甘礼经即亲率官兵前往灭火，稍后路过此处的“崇宁”也参与了灭火。不料，此时又有3架日机飞来——这3架飞机是由北岛一良中尉所率的压制队3架舰攻。在压制任务结束之时，9架舰攻的54枚炸弹已经投放51枚，而北岛小队的3架舰攻各余1弹，北岛一良遂决定率小队脱离序列，独自飞往“宁海”处投弹。由于“宁海”对空弹药已经耗尽，甘礼经只得命令炮兵朝天放出最后一炮，使不再抵抗。3发炸弹投下未能取得命中，23日的战斗就此结束。
在平海、宁海陆续不支撤离后，未曾遭受攻击的应瑞、逸仙则在战斗结束后的15时55分和16时45分陆续起锚西撤，日军的机队也于16时20分和16时50分陆续在公大机场降落，23日的战斗落下帷幕。
除了舰队遭受的攻击外，欧阳格还于24日上报蒋介石称江阴新港、老港及电雷学校新旧校舍也遭到轰炸。根据欧阳格记录，其声称电雷学校防空阵地击落1架日机，同时舰队击伤3架。而电雷学校也遭轰炸。对照报告，日军要塞压制队中声称命中的“兵营”可能实为电雷学校内部分设施，欧阳格报称新校舍3幢房屋、快艇库5间被炸毁。工人1名、卫兵1名、船夫女眷2名被炸伤，另有2名工人被炸弹掀翻的渣土直接活埋，最终1死1伤。
日军共声称23日对平宁取得8次直击，实际仅1次。而23日整日，宁海共发射高炮700余发，机枪15000余发，伤亡达62人，平海消耗及伤亡情况不详。中国海军共声称击落日军4架，实际仅为击伤4架。
9月23日，这个中国海军最黑暗的日子，就这样结束了，此时，平海宁海正试图挽救奄奄一息的舰体——两舰早已进水过多，舰势不支。但，戗风而行的中国海军也许不会想到，这场堪称地狱的灾难，还远未结束......
（八）声嘶力竭
决战江阴（下）9月25日的战斗
随着“平海”“宁海”的遭到重创，陈季良被迫一面指挥搁浅的“平海”“宁海”尽力堵漏修理，拆卸火炮和各种重要设备，并命舰上官兵大部移驻其他舰船返京，一面移旗硕果仅存的炮舰“逸仙”，准备继续坚守江阴。
为掩护并增援“平海”舰员以及“平海”正在进行的维修、拆卸行动，炮舰“永绩”、炮艇“海宁”等也陆续前来收容舰员和卸下的设备。运舰“克安”接走大部“平海”舰员，将他们运回南京。而少数官兵继续留舰作业，舰上残余军械、弹药等由征用轮船“升大”“楚发”及拖带民船分多批运往南京鱼雷营卸载，完成后官兵返回南京。
炮艇“崇宁”路过“宁海”残骸并参与灭火后，也开始协助“宁海”的拆卸行动，随后又拖带“平海”小火轮及4名“宁海”舰员先行返回南京。随后，炮艇“绥宁”也协助运载部分“宁海”舰员经三江营返京，炮舰“江元”则是运载部分“宁海”舰员至大通。但“宁海”的拆卸行动比“平海”困难许多，由于舰身千疮百孔，进水剧烈，拆卸工作尚未完成，舰身便已倾斜超过50度，最终只得放弃了部分设备。
与此同时，从江阴战场撤出的“应瑞”于9月24日7时15分奉命驶往大通。25日凌晨4时45分，“应瑞”航抵鳗鱼沙向“逸仙”报到。6时又依令开往江阴封锁线执行任务。途中于8时30分发现6架日机由东向西从“应瑞”上空飞过——但讽刺的是，“应瑞”不可能知道，正是这批日机即将给“逸仙”带来灭顶之灾。
“应瑞”执行的任务是海军在江阴的又一个悲剧。由于舰龄过大，加之舰上没有防空火力，吨位也不适合内河作战，海军部忍痛下令，于25日将装甲巡洋舰“海圻”“海容”“海琛”“海筹”全部拆除炮械，然后自沉于江阴阻塞线。“应瑞”负责行动的调度，并在自沉结束后接起所有舰员返回南京。
正当陈季良坐镇泊于目鱼洲的“逸仙”密切关注平宁两舰的拆卸工作时，日军也收到了新的侦察情报，其表明中国海军正在江阴上游目鱼洲一带集结大量舰艇。为此，三并贞三下令再次编成攻击队于9月25日出击，扫荡、击灭残余中国海军舰艇。
上午7时15分，真木成一大尉率12空6架92舰攻（每机挂载6枚60kg炸弹）、3架95舰战自公大机场起飞，沿长江西行索敌进击。随后，“加贺”攻击队于12时15分自公大机场起飞，兵力为井口兼夫大尉2架96舰攻、寺岛美行大尉4架96舰爆。
9时左右，驻泊永安洲的“逸仙”突然发现东方飞来敌机16架（推测可能是报告时把2波空袭合并算在一起），正向其扑来。全舰官兵立刻以高射炮、机枪迎战。然而，由于22日和23日连续两天的巨量消耗，“逸仙”此时，定时引信的高射炮弹已经全部耗尽，仅存99发普通的碰炸炮弹。舰上官兵勇敢沉着射击，但经过1小时战斗，连这批炮弹也已全部打光。不得已，“逸仙”最终只得用150mm主炮继续开火。所幸，此时日机已经开始撤离，因此主炮仅发射2发便告结束。
实际上，日军方面。12空攻击队于8时15分飞抵江阴，在目鱼洲发现正在实施低速机动，试图回避轰炸、溯江撤离的“逸仙”，随即飞至其上空水平投弹。声称共取得5发近失。“加贺”队则是于下午13时30分赶到战场，发现江阴上游10海里处的3艘“3000吨级巡洋舰”，随即俯冲投弹，声称在舰首和舰尾各取得2发近失，随后观察到该舰进水倾覆。
对照“逸仙”报告，日军炸弹确实均落在左右舷附近，爆片纷飞。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直接了震断机舱之左旋转抽机柱，并震坏电灯机自动制汽门，舵舱、行李舱登时进水，水势汹涌，船身左倾7度。虽极力抽水堵塞，但收效甚微，只得驶搁永安洲浅处以待修理。
此役阵亡枪炮上士蔡国祯、勤务兵郑云梅、炊事兵潘小喜等3名；重伤一等兵郑福荣、二等兵谢学经等2名；轻伤一等兵凌永泰、二等兵郑能琛、郑章鉴、二等轮机兵陈依平、高逸明，及派驻本舰运用之“自强”枪炮上士刘维和等6名。
12时，“应瑞”完成任务，回航至鳗鱼沙附近，这才发现受创的“逸仙”已经搁浅在北岸，遂立即抛锚准备施救。但陈季良随即命令“应瑞”保护好四舰官兵，迅速撤往南京。转而命令驻泊龙梢港的炮舰“建康”紧急下江前来援救。
但正当“建康”即将开抵目鱼洲之际，前后4架日机开始出现在“建康”上空。“建康”报称“有敌机十余架由下游而至，内四架作前后两队随舰跟追”，而实际上，这是来自南京空袭部队的1个搜救小队以及“由良”“鬼怒”出动的2架水侦。
第8次南京空袭部队于10时自公大机场起飞，兵力为田中一大尉指挥的12空11架舰爆和南乡茂章大尉指挥的13空4架舰战。他们在轰炸首都电厂下关发电所后返航，23日参加江阴空袭的坂本以文大尉（海兵57期）在此次空袭中被高射炮击落身亡。而另一个机组在返航途中出现故障，迫降在江阴上游约10海里处，对照欧阳格报告，欧阳格声称电雷学校用防空炮击落了该机，而确认这架舰爆编号“X-208”，实际坠毁于天星桥附近。
于是，待空袭部队着陆并报告此消息后，12空立即派出2架92舰攻，由柴田一空曹指挥，飞往江阴搜索机组位置。但不幸的是，这个小队的飞机实际上每机还挂载了2枚60kg炸弹。当他们确认发现机组位置并报告后，转而向发现的“建康”扑去。
与此同时，15时10分出发的“由良”“鬼怒”各1架95水侦也正沿长江搜索攻击中国海军舰艇，他们声称发现了在丹徒水道正在溯江的1艘“巡洋舰”。但对照中方的记录，他们很可能与12空搜救小队几乎同时发现了“建康”。随即，水侦队也向“建康”发起攻击。
在发现这批敌机后，“建康”舰长齐粹英（烟台海军学校第6届驾驶班）当机立断，一面即组织以高射机关枪及步枪向其射击，一面迅速回航并做规避动作。到龙梢港港口附近时，而在前之敌机2架突然低飞，掷下4枚炸弹，并以机关枪扫射.结合“低飞”的特征，先发起攻击的可能是水侦队。水侦队的4枚炸弹在左舷取得命中或近失，“建康”前段顿时大量进水。正当舰上官兵一面设法救护，一面继续射击之时，在后之敌机2架，继亦掷下4弹，结果后段又被命中，前后各舱及机舱同时进水，万分危急，已经无法补救。最终，齐粹英只得下令急转舵将舰首搁于龙梢港埂边，尝试暂时保住舰身。
战斗中，舰长齐粹英、副长严又彬、航海员孟维洸及信号士兵四名等在望台上均受伤。在前段高射机关枪部位的枪炮副军士长钱维鉴、一等兵任礼华、二等兵林森深和在后鱼雷管部位的雷机副军士长张铸黄等7人均当时阵亡。另还有被炸落水失踪者2人，而受伤者总计达到27人。
16时45分，西撤的“应瑞”航至高资江面时，又发现9架日机向东飞行，其中1架突然脱离编队，折向“应瑞”展开攻击。这批飞机是第11次南京空袭部队的12空舰爆队，他们在轰炸设置在北极阁的防空指挥所后沿江返航。而由田中三空曹指挥的94舰爆此时尚且残余1弹，返航途中发现“应瑞”后立即俯冲投弹，近失舰尾右舷。爆炸使“应瑞”舰体受到剧烈震荡，车轴舱因而发生漏水。受创的“应瑞”不敢耽搁，继续西撤，当晚抵达南京，将所载人员送上岸后再度驶往大通，并于9月26日抵达。
（九）血流成河
9月下旬至10月下旬日本海航对中国海军舰艇的持续打击
随着三天之内，“平海”“宁海”“逸仙”“建康”相继战沉，“海圻”“海容”“海筹”“海琛”又相继自沉，第1舰队主力已经近乎全军覆灭。由于第1舰队已无力胜任阻塞线监视任务，其司令部移返南京，转而由第2舰队接替江阴防务。第2舰队司令曾以鼎少将即兼任江阴江防区副司令，统一节制江阴方面除电雷学校外所有海军兵力。
另一方面，完成对南京的空袭打击，并击沉多艘中国海军主力舰后，长谷川清将2联空转用于支援陆上作战，空袭江浙一带的地面目标。而对中国海军残余兵力的打击，则转交第5空袭部队各部的水上飞机负责。
第3舰队机密第622号电
发：第3舰队司令长官
收：第3舰队各司令官
通报：军令部次长、第1舰队司令长官、第2舰队司令长官
一、本日空袭结束后，P攻击部队编制解散；
二、第5空袭部队继续空袭P方面相关军事设施，尤以一部负责芜湖、扬州、安庆、蚌埠等附近敌机场及江阴方面敌舰艇之搜索攻击；
三、第2航空战队在P攻击部队解散后迅速收容甲基地派遣飞行队，返回佐世保补给，准备向华南方面出动；
四、第4空袭部队依第3航空战队司令官所定负责上海附近敌机场之夜间监视，并不时实施对P方面的夜间攻击。
看起来，中国海军终于能略微得以喘息了，但中国海军第2舰队和电雷学校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的是，他们将要遭遇的，是日军更加残酷的、持续性的惨烈屠杀。
9月28日的战斗
9月25日中午，曾以鼎率舰队司令部乘旗舰炮舰“楚有”自南京启航下驶，晚上22时抵达江阴下锚。9月26日晨，刚刚抵达江阴的“楚有”即发现日军水侦队，随即以高炮开火射击。不过日机没有理会，转而继续向东飞去。但“楚有”的高射炮仅发射3发便告故障，只得立即拆卸修理。
9月28日上午8时，瞭望哨报称2架敌机出现，接着又出现2架，逐渐迫近。“楚有”立即全舰应战，一面起锚行驶，一面以高炮向敌机展开射击。实际上，前来空袭“楚有”的是“神威”放飞的2架95水侦，其发现“楚有”后即俯冲展开攻击。“楚有”先以高炮应战，然而其仅发射2发就发生阻碍，只得命全舰官兵继续以步枪，机枪应战，竭力抵御。面对稀薄的防空弹幕，“神威”水侦轻易地投下炸弹后全身而退。
正当射击之时，2枚炸弹已经落下爆炸。一枚落在距“楚有”左舷仅数尺处爆炸，飞散的弹片击穿左舷水线附近的船板，形成大小3处破口；另一枚落在左舷无线电房旁，将房内无线电长短波机及收报机等机件全部震坏，并炸断后桅右侧支索。“楚有”官兵一面继续作战，一面组织堵漏抽水，试图控制不断涌入舰内的江水。
不料，此时又有2枚炸弹落于舰舷附近，投弹完毕的日机又转向回头以机枪反复扫射。炸弹爆炸的冲击波使船身受到了猛烈的震荡，水花怒溅，高逾舰顶。帆缆舱、左右伸轴舱及后火药舱均发现进水。同时右主机总截汽门接头软垫被震漏汽，以致右车不灵，后烟囱复被弹穿一洞。
与此同时，轮机舱报告右舷主机失灵，右舷水柜水管被塞，异常发热，蒸汽大量泄漏。舰长郑耀恭见舰体进水不断增加、动力又受到严重影响，只得将“楚有”驶向七圩港上段浅水处主动搁浅。但敌机并未就此停止攻击，而是继续在“楚有”上空盘旋扫射，直至上午10时30分才向东南方向扬长而去。
战斗中，二等兵林义涌及一等信号兵林维宪重伤，另有16人轻伤。敌机离去后，“楚有”立即将伤员送往江阴福音医院救治，轻伤官兵则在舰上就地敷药包扎。同时，官兵们也在竭力抽水，并放下舢板搭载木匠靠近舰体，试图填塞左舷水线处的3个破口。然而，由于多个舱室持续进水，右舷主机又已失灵，堵漏和排水工作最终未能挽救摇摇欲坠的“楚有”，收效甚微，郑舰长最终被迫下令弃舰。
当夜，舰上官兵遵曾司令命令将军械军火拆卸后交江防司令部收存。于是，官兵拧松各炮炮座螺旋，先行拆下1门3英寸舰炮和1门65mm副炮，并搬运机枪、步枪、炮弹、枪弹等件。但因七圩港与该部码头相距颇远，轮驳往返尚需时间，因而没有完成全部卸载。
不过，弃舰并不意味着立即放弃舰上的武器和物资。拆卸工作持续了整整一夜，直到9月29日清晨6时才暂告一段落。由于江防司令部派出的轮船未能按时赶到，仍有少量弹药滞留舰内，随后被不断上涨的积水淹没。其间，“海靖”轮先行协助卸下1门3英寸舰炮和1门65mm副炮，但“楚有”舰上的武器、弹药和其他器材仍未完全转移。
9月29日的战斗
9月29日上午，“神威”又出动3架95水侦搜索攻击江阴舰艇。早上10时，日机飞抵已经搁坐的“楚有”上空，声称发现1艘“海容型巡洋舰”，随即投弹。由于“楚有”舰炮和弹药大多已经拆卸，舰上官兵已无力组织有效的防空火力，只得暂时离舰躲避。日机在约40分钟的攻击中投下6枚30kg炸弹，并反复以机枪扫射，如入无人之境。
这次空袭给原本已经严重受损的“楚有”带来了更加致命的打击。其中2枚炸弹落在左舷水淘盘柜下方，一枚炸穿左舷船板，形成直径超过1尺的大洞。爆炸还毁坏了前段甲板，炸裂小舢板，并在左右舷船板上留下多处弹孔。江水由此大量涌入机锅舱、煤炭舱、官员舱和士兵舱等处，船首各舱很快被水淹满，士兵舱内积水深度超过2尺。“楚有”的舰体进一步向左倾斜，一度达到14度，抽水和堵漏工作已经无从着手。
当天下午，舰上大部分官兵奉命转移至八圩港栈居住，仅留下少数人员轮流返舰看守。趁日机离去，官兵继续抢拆尚未卸下的武器，又陆续拆下舰尾1门4.7英寸主炮、1门40mm高射炮和1门65mm副炮，并将船钟、风雨表等精密设备转移上岸。然而，大量炮弹、枪弹、舰用器械和官兵服装已经浸泡在水中，无法继续搬取。
至9月30日，江防司令部仍未派出轮船前来接运剩余舰炮，官兵只得一面在岸上布置食宿场所，一面轮流返回“楚有”查看情况。此时舰内各舱进水愈发严重，船体左倾已经超过16度，此前勉强维持的抽水作业也因连续遭到轰炸而被迫停止。官兵只能利用敌机尚未出现的间隙，继续拆下船钟、风雨表、望远镜、罗经、验马力机、旗帜等器材，并将能够搬动的物品尽量转移上岸。所幸，当日没有日机前来江阴空袭，“楚有”得以稍事调整。
10月1日的战斗
10月1日，“神威”再出动4架水侦，集中搜索并攻击江阴一带残余的中国舰艇。他们声称空袭了1艘“德胜型”、1艘“永绥型”和1艘“海容型”。实际上，日军攻击的“海容型”是三度遇袭的“楚有”，“楚有”被命中2弹，右舷又被炸穿3处，前后舱窗和舷侧铁板也遭到进一步破坏。士兵舱已被江水完全淹没，后段官员舱也开始进水，左舷几乎与江面齐平。此时的“楚有”实际上只剩下部分舰体露出水面。另外，电雷学校所属的布雷舰“海静”(推测其为日军声称的“永绥型”)在三圩港被该队炸沉搁浅。
当晚18时起，“楚有”官兵继续作业，从舰上抢运出约6吨煤炭，转供“海靖”小火轮使用。随后留下2名中士和5名士兵乘坐民船停靠在“楚有”附近，负责观察舰体情况。然而，10月2日凌晨3时，严重左倾的“楚有”最终失去平衡，在浅水中倾覆卧沉。负责看守的官兵确认舰艇沉没后离开现场。至此，这艘已经失去战斗能力、却仍在轰炸中坚持抢救数日的军舰，最终退出了江阴的作战序列。
当日轻巡“鬼怒”还弹射水侦侦察了江阴附近水域，归程中轰炸大场镇北侧的国军阵地。12时8分该机返回着舰并提交了任务报告：
一、爆击大场镇北侧敌密集部队，效果甚大；
二、搜索江阴，确认发现鱼雷艇；
三、在江阴上空遭到敌高炮射击，无损伤。
10月2日的战斗
鉴于江阴附近仍然存在中国海军舰艇，第3航空战队决定于10月2日集结水侦兵力再次发动打击。10月2日早上7时，第8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少将（海兵36期，海大18期）于旗舰“由良”向“由良”“名取”下令并通报“川内”“鬼怒”如下：
“由良”、“名取”机队于7时30分发进，侦察江阴到镇江水路并爆击敌舰队。
但由于不明原因，“由良”水侦队并未按时发进，而由于记录缺失，“名取”水侦队的出击时间并不明确。从中方战报对照来看，“名取”队可能实际上按时出发并空袭了“青天”。
当日，“神威”也出动3架水侦，声称其空袭了1艘“永绥型”、1艘“海容型”和1艘不明炮舰。对照“神威”日志，“神威”机队可能是早上6时51分至6时55分出发的52、53和55号机，他们声称将上述目标炸毁，8时59分至9时17分陆续回收至舰上。对照中方报告，“神威”攻击的两个目标应该鱼雷艇“湖鹏”与前日就被击沉、再度遭袭的布雷舰“海静”。最终“海静”残骸（即“永绥型”）惨遭炸断，“宁海”的残骸（即“海容型”）也被进一步炸毁，“湖鹏”的遇袭情况将随后介绍。
视线回到江阴，在鳗鱼沙拆卸“建康”舰械后的鱼雷艇“湖鹏”已转泊至附近的龙梢港。由于10月1日日军机队曾飞过其上空，“湖鹏”又声称凌晨2时有日军侦察机掠过其上空（无法对照，且日军一般不会夜间出动侦察机搜索江面，可能是执行夜间轰炸的国军飞机）。为避免行踪暴露，“湖鹏”决定于2日清晨转移锚位，暂避敌机。
7时30分，“湖鹏”起锚完毕，正准备掉头驶离之际，瞭望哨突然发现2架日机（可能是“神威”机队）突然从下游方向飞来。艇上官兵立即以步枪和小炮还击，但发现目标的日机对稀薄的防空火力毫无顾忌，直接俯冲并投下4枚炸弹。炸弹分别落在艇首前方及左右两侧，距离艇身极近。“湖鹏”为躲避轰炸，被迫驶上岸边浅滩搁浅，所幸此次没有遭到直接命中。
9时24分，2架日军水侦（可能为“名取”机队）飞抵江阴，随即对隶属海道测量局、奉令停泊鳗鱼沙候令的测量舰“青天”发动袭击。由于日机飞行高度较高，投下的炸弹无一命中，其中1枚落入舰尾附近江面，另外2枚落在右舷江中。但爆炸产生的冲击波还是震碎了驾驶台的两面玻璃，并震坏无线电发报机，舰体外舷油漆亦被弹片大量擦伤，所幸舰体和官兵均未遭受严重损害。
日军水侦攻击“青天”时，“湖鹏”正设法脱离浅滩。不料，“湖鹏”又发现“4架敌机”飞抵其上空，但他们仅是在上空盘旋一阵后离去，并未投弹。上午11时左右，另有2架敌机（可能是“川内”“鬼怒”机）再次袭击“湖鹏”。此时该艇已经脱离浅滩并重新抛锚，日机俯冲投弹，但均未命中，落在艇首前方较远处，未能造成损害。“湖鹏”官兵仍以步枪和小炮坚持还击。上午11时15分，上述的“4架敌机”又飞临“青天”上空，同样没有投弹，而是仅以机枪向舰艇扫射。由于飞行高度较高，所射子弹大多落入江中及岸上，未对“青天”造成明显损伤。
对照日军方面，“川内”于9时35分先行弹射1架水侦搜索江阴，11时22分该机回报发现中国海军舰队，随即返航。归途中向大场镇投下2枚30kg炸弹，声称命中一栋大建筑。9时50分，“鬼怒”也弹射了1架水侦搜索江阴，该机声称发现了江阴水域的鱼雷艇（可能就是“湖鹏”），归途中又轰炸了罗店镇以南的国军阵地，声称命中其1弹。该机于11时53分着水，并于12时回收至舰上。
未能对照的“4架敌机”可能是来自第22航空队的4架95水侦，他们声称击沉了“江阴要塞下的炮舰”。这实际上是电雷学校巡舰“策电”，该舰当日被日机击沉在萧山水域。
下午13时左右，“青天”声称2架日机从江阴方向飞来，对其发动了第三次袭击，但此次袭击无法与日方记录对照。“青天”声称敌机在舰艇上空盘旋，共投下4枚炸弹，其中1枚落在左舷江中，另外3枚落在右舷江中。面对逐渐降低高度的敌机，“青天”官兵以全舰仅有的12支步枪奋勇还击，但难以形成有效的防空火力。近距离爆炸震碎了舰上大部分门窗玻璃、挂钟、风雨表、挂镜、电灯及杯碗等物，各舱室的木质结构也大多被震裂，工舱内落入多块炸弹碎片。3名水兵被弹片擦伤，经敷药止血后伤势并无大碍。
随着3航战陆续完成侦察，各部遂准备于下午发动空袭，彻底击灭中国海军舰队。13时，“由良”出动3架水侦，编队搜索江阴—镇江水道，其回报称镇江下游永安洲东侧发现1艘“逸仙型”搁坐，而在其更上游发现1艘驱逐舰（即“湖鹏”）和1艘舰员正在离舰的“靖天型”（即“青天”），3机立即以这两舰为目标发起了攻击。
此时的“湖鹏”正接到“逸仙”转发的海军部命令，准备启程开往江阴。14时30分，就在即将出发之际，“由良”机队赶到并开始了攻击。敌机投下的1枚炸弹直接命中“湖鹏”艇尾，弹着处迅速进水。鱼雷上士张依发当场阵亡，并坠入江中；另有数名官兵轻伤。随着艇尾下沉速度不断加快，敌机仍在上空继续轰炸，代理艇长梁序昭（烟台海军学校第17届航海班）判断艇身已难以维持，只得命令全体官兵弃舰，迅速登岸暂避，准备待敌机离去后再行抢救。
官兵撤上岸后，3架敌机仍继续以机枪围绕艇身反复扫射。梁序昭在岸上亲眼看到艇首接连中弹并逐渐下沉，但他对此已是无能为力。敌机离去后，他立即召集官兵返回艇边，试图实施抢救，但“湖鹏”此时已经沉没过半，根本无法补救。艇内的军械、军火、文卷、关防、密本、口令信号、无线电密码、轮盘以及其他公私物件，均随艇淹没水中。官兵虽曾设法打捞，但最终未能取出。
紧接着，“由良”机队又转向围攻“青天”。日机先是以机枪扫射驱散舰上的防空火力，紧接着开始俯冲投弹。第一架敌机投下的1枚炸弹命中驾驶台，穿透绘图房后引发大火，另1枚落入左舷江中；第二架敌机投下2枚炸弹，其中1枚在起锚机附近穿透上层舱面，直入中舱油漆舱及灯房，引燃舱内物资，另1枚命中右舷舢板；第三架敌机又投下1枚炸弹，准确命中舰尾汽油舱，引起汽油爆炸和猛烈燃烧。
轰炸间隙，舰长叶裕和（烟台海军学校第11届驾驶班）一度率领官兵返回舰上奋力救火，但全木质舰体的“青天”火势发展过于猛烈，已经无法控制，只得再次率员撤至岸上。此时“青天”中舱舱面已经全部燃烧，火焰蹿起二三丈高，舰内弹药也开始接连爆炸。日机见攻击得逞，仍在上空盘旋约10分钟，直至下午15时40分才向江阴方向扬长而去。
与此同时，日军还在不断出动新的部队。下午13时55分，“鬼怒”号又出动1架水侦前往江阴轰炸舰艇，具体情况不明。下午14时25分，“川内”号也出动1架水侦飞往江阴。15时15分，“川内”水侦声称攻击并命中1艘“驱逐舰”。至15时20分，该机又回报发现1艘遭第8战队水侦轰炸后正在燃烧的舰艇（即“青天”），随后转而攻击了“自强型”（可能是“海静”）和“勇胜型”（可能是“湖鹏”）。
沉没后的“湖鹏”艇身向左侧倾斜，艇尾水位已越过后部保身台，艇首水位亦漫过中段舱面，仅鱼雷炮尚有约半部露出水面。为看守沉艇并继续寻找张依发的遗体，梁序昭派帆缆中士杨承车、帆缆下士林友忠二人暂驻现场负责警戒，其余士兵登岸集结，另将饷款转交“江宁”托其带回南京。
“青天”方面，叶裕和在撤离后清点官兵，发现书记员陈明超失踪，另有3名水兵轻伤，其余官兵均告安全。由于事发地点附近民居稀少，房屋又大多关闭，官兵食宿无法解决，叶裕和遂致电泰兴县政府请求协助，并留下4名士兵在毁舰附近岸上看守。当天晚上7时30分，其余官兵离开龙梢港，约45分钟后抵达泰兴城。
“青天”的大火持续燃烧约13个小时，直至10月3日凌晨4时左右，舰上余烬才逐渐熄灭。当日下午5时，泰兴县长代为雇用3艘民船，载叶裕和等人循水路返回龙梢港，至晚上11时45分抵达舰体残骸处。此时正值涨潮，“青天”大量进水，舰舷几乎与水面相平，仅能看见烟囱及少量舱面构件。舰内木质结构已被全部烧毁，2支步枪随舰焚毁，驾驶台左右两侧的2挺水冷式机关枪也已塌入舰底。仅有少量因铁架支撑或由值更人员随身携带的武器得以保存，幸存的2支手枪及2盒子弹随后交由“甘露”舰保管。
由于“青天”附属小汽艇的艇体已经腐烂，无法拖带，事前已被移存附近小港。叶裕和遂将这艘小汽艇连同“青天”残骸，委托龙港乡李家桥第四保保长蒋士国代为看守。10月4日凌晨0时15分，叶裕和率领全舰官兵搭乘泰兴县代雇的“巽青”号小火轮离开鳗鱼沙，上午6时30分抵达镇江，随后换乘“江兴”号小轮赴南京，至15时45分抵达。10月5日16时20分，叶裕和又奉命率官兵前往江阴，晚间离京后暂驻“甘露”舰。
10月3日的战斗
10月2日一天之内，中国海军“湖鹏”“青天”“海静”“策电”等4舰被彻底击沉，给硕果仅存的海军部和电雷学校残余舰艇造成的惨重的损失。但10月3日，日军还在继续发动空袭，企图在江阴彻底摧毁中国海军舰队。
当日，“神威”继续出动水侦搜索攻击江阴舰艇。4架水侦发现了连成州附近的1艘鱼雷艇——其为早晨在利港游弋的电雷学校鱼雷快艇“史34”。“神威”水侦队向该艇俯冲而来，“史34”被迫应战，一面以机枪防空，一面因港内狭窄无法规避攻击而转向驶史出港口进入长江。日机则追上投弹，但均未命中。“史34”以“Z”字形运动全速规避攻击，向上游撤退，但眼见投弹未能得手的水侦又以机枪扫射该艇并持续追击。突然，水侦的机枪击中该艇油箱，瞬间燃起大火。“史34”旋即沉没，9人死亡。
当日，鱼雷艇“湖鹗”于午11时自南京起航向江阴开来，晚19时到达黄山港。该艇到达后，曾以鼎命令其执行封锁线附近的夜间巡逻任务。4日拂晓，该艇进入六圩港下锚，并隐蔽在江边的芦苇丛内。
10月5日的战斗
10月5日上午8时，炮艇“江宁”移泊炮子洲内港大沙圩，准备下午支援江阴阻塞线。然而9时左右，瞭望哨报称1架日军水侦（无法确认身份）从东方低空飞来，在“江宁”上空盘旋，试图寻找投弹机会。“江宁”随即开炮迎击，并以机关枪实施密集高射。敌机见一时无隙可乘，遂向东北方向飞去。
上午9时15分左右，第2架同型敌机又从东方飞来。“江宁”再次以炮火和机关枪射击，迫使其在盘旋数圈后撤向东北。然而紧接着又有第3架水上侦察机抵达。该机面对艇上炮火仍不肯退去，开始围绕“江宁”反复投弹。其中，1枚炸弹落在艇首右舷附近，入水后爆炸，少量弹片飞入艇内，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另一枚炸弹同样落在艇首右侧水中，却没有爆炸。
随着敌机的逼近，“江宁”的还击也愈加猛烈。中士陈世惠、下士王奇香、梁依快等人迅速装填发炮，射击颇为准确；机关枪兵陈义震等则分别坚守前后望台，持续向敌机射击。当敌机再次投弹之际，“江宁”迎头射出一炮。艇上官兵观察到敌机随即冒出烟雾，判断其可能已经中弹。该机向东北方向斜飞撤退，临走时又投下一枚炸弹，但艇上官兵只听到爆炸声，未能确定其具体落点。
这2架日机实际上是自“神威”起飞的2架水侦，其飞往江阴搜索攻击残存舰艇。他们发现了位于永安洲西侧的“逸仙”残骸，随后又发现了连成州对岸的1艘“民权型”（实则正是“江宁”）并展开攻击。而在这轮战斗中，“江宁”共发射高射炮弹47发、机关枪弹700余发，消耗甚多。
由于躲避轰炸，“江宁”在上午的战斗中不慎驶入浅水区，艇身一度轻微搁浅。艇长郭鸿久（烟台海军学校第17届航海班）判断敌机必将再次来袭，为避免官兵遭受无谓牺牲，决定将部分人员撤至岸上，同时命令书记员陈大榕负责保护“湖鹏”艇饷款，以及密本、陆海空通讯资料、轮盘、无线电密码号表和口令信号等重要物件。其他人员仍留在艇上严密戒备，并将炮弹、枪弹尽量由火药舱搬至舱面，准备再次作战。
随着午后潮水上涨，“江宁”终于脱离浅滩。此时天气转阴，并有细雨。当地镇长陈福祥率领多名乡长前来慰问，同时劝其尽快驶离危险区域。郭鸿久见天气逐渐转坏，以为敌机可能不会再来，又考虑到原定17时起锚下驶，继续执行江阴防线任务，当晚还须行船，遂进入舱内稍事休息，舰员则一边保持戒备，一边修理。
不料，下午15时30分左右，又有3架敌机从东方低空逼近。郭鸿久用望远镜观察后，判断其外形类似“重型轰炸机”。实际上，这批飞机是14时25分至14时31分自“神威”出动的16、17、19号机。这3架水侦准备搜索攻击另2机上午发现并攻击未能得手的目标。发现“江宁”后，机队立刻向其扑来。
“神威”机队本自低空进入空域，遭遇高炮射击后随即拉升然后俯冲投弹。1枚炸弹落在艇身左舷正横方向，入水爆炸，巨响中水柱与火光腾起，冲击波使艇身剧烈震荡并向左大幅倾斜；不久，又有1枚炸弹落在右舷正横方向，第二次冲击反而将艇身由左推向右侧，使其暂时恢复平衡，但整艘炮艇已经明显下沉。虽然炸弹未能取得直接命中，但多枚炸弹在艇身近旁水中爆炸，其冲击波将“江宁”水线上下的船板炸穿无数大小破孔，密集如蜂巢。爆炸产生的弹片首先击碎机舱门窗玻璃和铁盖，锅炉汽管也被震断，大量蒸汽向上喷出，两舷舢板则被震成碎片，随江水漂走。郭鸿久见艇体损坏严重，又担心锅炉发生爆炸，只得命令官兵一面继续射击，一面命舰员撤离炮艇，登岸后隐蔽于附近树林中。
投弹结束后，日机仍在高空反复盘旋，用机枪扫射舰体，又先后6次扫射江边及树林。枪弹多次从郭鸿久头顶飞过，其中一弹几乎擦着他的耳边掠过。直至下午16时30分左右，3架敌机才飞离交战空域返航。17时30分至17时42分，3机被回收至舰上。
敌机离去后，郭鸿久立即清点官兵，所幸没有重伤和死亡，仅少数人在登岸过程中受轻伤。郭鸿久随即率副长及各负责人员返回艇上检查，发现各舱已经陆续进水，艇体完全无法挽救，只得下令拆卸机关枪，并将步枪、炮弹、枪弹等转运至民船。轮机副军士长闵平安则奉命开启汽塞门，排放锅炉余汽，以免发生爆炸。
正当官兵抢运武器和随身物品时，又有6架敌机飞临上空盘旋，迫使众人停止工作，转入附近田氏船只躲避。待敌机飞远后，“江宁”艇尾已经大幅下沉。除抢出的部分武器弹药以及少量铺盖、衣物外，其余物件均随艇没入水中。
当夜，敌机又先后来袭两次。其中一次，1架侦察机下降至水面附近观察沉艇，留守江边的“江宁”官兵曾开枪射击，但未能命中。10月6日清晨6时，又有2架敌机飞抵沉船上空，向附近投下2枚炸弹后离去。
至10月6日清晨，“江宁”已经完全沉没，桅杆向右倾斜，仅有数尺露出水面。由于大沙圩一带水深较浅，郭鸿久估计入冬水位下降后，艇体的大半部分还会重新露出水面。离开前，他致函镇长陈福祥，请其代为看守沉艇并随时报告情况，以便海军部日后组织打捞。
另外，据鱼雷艇“湖鹗”报告，该艇还遭到4架日机的机枪扫射，实际可能正是“神威”机队路过时所为。日机的扫射造成外壳和机舱的铁板被击穿多处，但各项设备没有被击中，均能继续正常使用。
10月7日的战斗
10月7日上午8时11分和8时18分，“神威”17号机和19号机相继起飞，继续搜索攻击江阴残余舰艇。但他们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遂再次空袭了“逸仙”残骸。两机最终于11时32分返航回收。
而鱼雷艇“湖鹗”于上午8时以后又一次遭到这批日机返航时的的过境扫射，但日机没有长时间逗留，也未能给“湖鹗”造成什么损失。晚19时30分，该舰下驶至江阴，拆卸舰上的鱼雷管、鱼雷及附件等交由电雷学校接收，以安置在江阴要塞。
同日，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自佐世保开抵川沙口，接任第3航空战队旗舰，司令官寺田幸吉大佐率司令部成员登舰。
10月8日的战斗
10月8日下午13时30分，驻泊鲥鱼港的“湖鹗”突然发现了自东北方向飞来的1架水侦，该机盘旋数个来回后旋即飞去。17时许，“湖鹗”又发现敌机6架正分成3队迫近。
这批日机是来自“神威”的6架水侦，发现“湖鹗”后，机队立即展开阵型，分路夹攻。然而，此时的“湖鹗”舰上炮械已被拆除移至岸上，舰上官兵只得用步枪射击。日机俯冲下来，先以机关枪扫射，继即投弹多枚，多落艇首附近。炸弹的爆炸造成“湖鹗”前段及水线铁板被弹屑洞穿大小十余孔，士兵舱、前炉舱立时进水，无法堵塞。紧接着，又一弹落在左舷尺许爆炸，船身立刻受到猛烈震荡，烟囱亦被弹穿数孔，舢板洞穿尤多。吴开顺、任清贵、林业盛、邹仪庆等四人受伤，还有多人被迫落水。
日机在投下12枚炸弹后，继续扫射至17时35分扬长而去。由于“湖鹗”无法抽水，为防止艇身过快沉没，艇长何乃诚指挥艇员一面松卸锚链，使艇尾随流搁浅，一面从速搬卸器械、军火等。除将受伤士兵及物件先运离艇外，仍留少数员兵在艇看守。
晚上20时，长江开始涨潮，“湖鹗”的舱面便全部浸入水中。留驻艇上的官兵也只得弃舰登岸。最后集合时又发现二等兵张正贤、勤务兵林政贵等2人失踪。最终，幸存舰员全体移住江阴君永小学校。
同日，水上飞机母舰“神川丸”自佐世保开抵马鞍群岛，接替“鹤见”担任22空母舰，22空水侦于9日转移至“神川丸”继续参战。
10月11日的战斗
10月11日，“神威”又出动6架水侦又攻击了1艘“水雷艇”，实际上，遭到攻击的是“湖鹗”。由于日机飞抵江阴搜寻目标时正值退潮，结果“湖鹗”残骸露出水面，随即遭到轰炸。艇尾附近被命中1弹，军官厅和料件舱被炸穿多处。
10月13日的战斗
10月13日，“神威”“由良”“名取”各出动1架水侦空袭江阴舰艇。其中，由良声称其攻击了1艘“公胜型”，并取得1发命中，使其倾斜，“名取”也声称对其目标取得1发命中。实际上，遭遇空袭的是炮艇“绥宁”。
上午9时20分，“绥宁”发现“3架日机”自东面飞至十二圩上空，随即向其扑来，投下6枚炸弹并用机枪反复扫射。其中1枚炸弹直接命中了舰体，结果穿透3号舢板和甲板，直接在机舱内爆炸，舵机和发动机被炸坏。另1弹在锚链旁近失，士兵舱、帆缆舱、料件舱和行李舱瞬间燃起大火，舰首被破片穿透多个孔洞。
由于大火很快向弹药舱波及，艇长曾伟（烟台海军学校第6届驾驶班）迅速指挥舰员救火，并向弹药舱注水，有效控制了弹药殉爆，但舱内存放的步枪、五金器械、军官行李和士兵的被褥衣物等还是被全部烧毁。最终，3名士兵受伤，1名船夫死亡，全舰失去动力。
13时30分，“9架日机”再袭十二圩，向圩埠投下“4枚燃烧弹”，其中1枚落在红十字会后水塘，1枚落在区公所后鱼塘，“绥宁”舰旁也落下1枚。最终，日军轰炸造成丰畅镇全镇房屋几乎被全部烧毁，盐浦附近的商店、医院、饭馆等也受波及，玻璃被震碎，货架、灶台等被掀翻。“绥宁”自身本身火势尚未完全熄灭，又遭轰炸，舰首无线电房和驾驶房大火再起并伴以大量进水，前主炮被直接烧毁。不过，舰首的进水勉强与火势相互抵消，这才使得大火渐渐熄灭。随后，舰上官兵继续灭火、堵漏。
战斗中，轮机下士赵日璨、勤务兵张良等2人重伤，炊事兵郑新民为爆炸冲击波所震落水失踪，引水员王永庆、枪炮上士张洪祥、帆缆下士刘友铭、一等兵张振海、邹荣藩、二等兵郑福登、王中贤、二等轮机兵张金等8人轻伤。不幸中的万幸，“绥宁”并未在轰炸中被直接击沉，10月18日3时55分，被重创的“绥宁”被2艘小火轮拖抵南京草鞋峡，其随后被修复完成，继续投入后续作战。
与此同时，通州水道附近又发生了一场水面交战。10月12日夜间，电雷学校出动鱼雷快艇“史181”从福姜沙航道秘密驶出，准备袭击长江下游日舰。但由于当夜蒙雨，天色黑暗，加之日军实施灯火管制，因而其未能发现任何可攻击的目标。13日凌晨4时30分，该艇在金鸡港发现1艘日舰，但由于有暗滩阻隔而无法发射鱼雷，“史181”即准备沿南岸绕暗滩上驶，再下行袭击。
然而，在该艇绕行之时，5时50分，被“史181”发现的日舰——其实为水雷艇“友鹤”——开始自川沙口出航。当时，“友鹤”正为搜索昨日被击落的“神威”机组并警戒通州水道而上江。结果7时35分，“友鹤”在右方20度、距离7000米位置上发现了寄泊在右前方左岸的1艘鱼雷艇正在下江。
由于射击不便，“友鹤”并未立即开火，而是继续上江。此时天已渐明，意到敌舰也已发现自己后，“史181”立即下行准备施放鱼雷。7时45分，“友鹤”下令右警戒，并于7时47分在3600米距离以76mm主炮开火射击。
此时“史181”却离奇地声称其发现下游又有“2艘日舰”上驶，遂准备抢去前舰，利用航速优势直接掠过“友鹤”攻击后方两舰。“史181”声称其行动使得后方两舰“分窜搁浅”，但自身还未冲到发射距离便被“三舰”集火击沉。第一次中弹后，“史181”就已经难以运转，艇员遂尽力将艇开出浅水区施放了鱼雷。紧接着更多炮弹命中“史181”，该艇瞬间起火焚毁。
然而实际上，对照“友鹤”的记录，“友鹤”当天是独自上江，所谓的“2艘下游日舰”并不存在。而日军记录“史181”于7时48分也确实发射了1枚鱼雷，“友鹤”遂一边开火，一边迅速转舵强速规避，躲过了鱼雷。7时52分，“友鹤”停止射击，总计耗弹8发即将“史181”击沉。其中，日军声称其第4/6/7弹命中了“史181”，后者随即便被火焰包裹而沉没。
战斗中，电雷学校快艇大队总训练官马步祥中校（烟台海军学校第15届驾驶班）及轮机兵叶永清牺牲，艇长杨维智中尉、轮机副杨铁忱准尉，练兵贾文田一等兵，刘业山一等兵、刘振华一等兵及杨镇干一等兵等人泅水逃生，随后登岸撤回江阴。
10月23日的战斗
在江阴决战中唯一幸存的训练巡洋舰“应瑞”在重返江阴战线后一直比较幸运，未曾遭到日军空袭。10月10日，“应瑞”奉军委会和海军部命令，撤至采石矶拆卸舰上所有火炮和其他设备，只留下2门高射炮防空。而接连数日停泊不动的较大目标显然也被日军过境飞机所发现并报告。日军遂于10月23日出动机队前来空袭。
7时12分至7时21分，“神威”陆续将5、54、55、56号机卸下放飞。随后，“神川丸”也放飞了22空4架水侦。总共8架飞机沿长江西进，目标即为“应瑞”。
9时20分大通方面瞭望哨发现这批日机，随即拉响空袭警报，“应瑞”立即备战。9时30分，瞭望哨在舰首左方发现“敌机七架”迫近，随后开始在上空盘旋整队。“应瑞”即用舰上尚未拆卸的高炮和高射机枪开火射击，日机也迅速俯冲下来。
由于“应瑞”停在江面上，此时完全无法机动。而舰上防空火力实在太过弱小，日军没有受到什么阻碍，用机枪扫射甲板压制火力，然后很快便依次进入投弹航路。不料正在危急之际，右高射炮及前望台机关枪故障。日军当即投弹，左前段煤舱附近先中1弹，继而前望台右边渣油柜中弹，被炸起火。正施救时，望台前及其左边又被命中2弹，炸弹穿透至下层舱室，爆片横飞，舰上顿时多处起火，锚机、车钟及舵齿轮均被震坏，电灯机总保险线亦被震断，舰首右侧也开始进水。
为试图保全舰体，“应瑞”舰长陈永钦（烟台水师学堂第1期）下令斩断左锚，用右机前进，驶向左岸搁浅。将至岸边时，前望台左边及舰体右前段又各中一弹，总水管直接炸裂，火势越来越旺。舰员只得一面救护伤兵登岸，一面用手摇水龙抢救灭火。此时，“甘露”舰也迅速派出官兵前来救援。奈何火势不减，加之日军仍在用机枪大肆扫射甲板，迫近火场的舰员只得暂时撤退，随后陈永钦下令弃舰。当舰员撤出不久，所有人便看到舰体前段发生爆炸。
日军机队在完成投弹后，继续用机枪不断扫射舰体和撤离的人群，最终“神威”机队于11时12分至11时15分陆续返舰回收。而“神川丸”机队的具体往返时间不明。
等到火势略微减弱，官兵才重新登舰救火，“甘露”舰派出官兵也上舰援助，终于灭火。但火虽救灭，却又由于进水过多，船身向右渐渐倾侧。最终，“应瑞”还是于17时30分倾覆沉没，仅前桅上节及几节小火轮吊杆还露在水面上。战斗中，舰上直接阵亡官兵12名，伤重落水阵亡1名，失踪1名，轻重伤共59员，在送医途中又有1名伤员死亡。
（十）尾声
江阴的失守与日本海军溯江作战的开始
随着“应瑞”的战沉，中国海军舰艇部队在长江下游悲剧性的抗战终于告一段落。残存的海军舰队纷纷退往镇江，而后是南京，最后撤往长江中游继续抗战。在2个月的血战中，海军付出了8艘巡洋舰、7艘炮舰或驱逐舰、1艘布雷舰、2艘测量舰、5艘炮艇、7艘鱼雷艇、1艘运输舰，总计31艘各式舰艇的沉重代价。在这之中，除炮艇“绥宁”被炸毁后被海军部及时修复外，其余舰艇都沉没在冰冷的长江之中
与中国海军的奋战相呼应的是旷日持久的淞沪会战——中日双方不断增兵，陷入白热化的攻防战。但战局在11月初发生了逆转，随着日本陆军以第10军自杭州湾登陆，快速突破了中国陆军的右翼，在苏州河两岸持续拉据的战线最终崩溃。11月12日上海完全沦陷，中国陆军开始了混乱的撤退和迟滞阻击作战。
日本陆军第13师团在当面中国军队退却后，即沿着长江南岸大举追击，如入无人之境。11月27日，第13师团突破最后一道永备防线“锡澄线”，占领了江阴以南数公里的青阳镇，切断了无锡与江阴间的最后公路联系，随即向北进攻江阴。11月30日，日军扫清了第103师和第112师的外围防线，兵临江阴城下。
驻江阴各炮台的陆海军部队以要塞火炮殊死抵抗，与配属第13师团的独立攻城重炮兵第2大队展开大规模激烈炮战，并竭力压制第13师团的师团炮兵部队，掩护第103师及第112师的守城战。然而，在1联空连续两日以陆攻大肆空袭炮台和城垣以及日军敢死队的爆破作战后，日军于12月1日终究突破江阴城南门，守军被迫突围西撤。失去步兵掩护后，孤悬在外的江阴各炮台已是独木难支，难堪坚守。12月2日，在大部守军突围后，日军瓦解了各炮台的抵抗，江阴宣告沦陷。
与此同时，12月1日，日本海军按惯例开始了一年一度的人事大调整。原第3水雷战队司令官近藤英次郎少将转调为第11战队司令官，指挥长江方面作战。紧接着，第3舰队以该部为基础组建了扬子江部队。新官上任的近藤立即命摩下各扫海队清理江阴和黄浦江上游的水雷以及阻塞线。由于没有舰队和炮台带来的巨大威胁，日军得以从容清理江面，然后通过水下爆破作业勉强打开了长江航道。就这样，海军部苦心经营的江阴阻塞线因陆上战线的崩溃而被迫放弃，进而被日军突破。近藤指挥着扬子江部队，开始了向镇江、向南京、向武汉进犯的下一阶段溯江作战。
江阴失陷后，惨烈的南京保卫战随即而来，镇江和南京最终相继陷落，海军被迫彻底退出了长江下游。节节败退的海军最终只得撤往马当要塞重整旗鼓，迎接下一阶段的长江中游江防作战。而中国海军的舰艇部队，即将在马当到武汉间的长江航道及洞庭湖，继续书写着下一段属于他们的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
（全文完）
致谢
从高中开始写作这篇文章，到如今终于完成并发表，本文长期以来的写作离不开各位好友的支持。
感谢天気晴朗和水母鱼老师，他们为本文提供了部分舰艇和电雷学校的相关考证信息；
感谢加戰蝶野一空曹和何国治老师，他们为本文提供了诸多日军飞行员的相关考证信息；
感谢山城军事/历史研究社和芝兰学社的诸位社员、同仁，为本文的作成提供了许多有建设性的讨论和启发。
主要参考资料
一、档案
1.中方
《海軍抗戰損失案》“國史館”26/544.32/3815.4/1
本卷宗包含平海、宁海、逸仙、应瑞、楚有、建康、永健、江宁、绥宁、皦日、青天、湖鹏、湖鹗的作战报告
《南京江陰區抗日作戰經過案》“國史館”26/543.64/4022/1
本卷宗包含电雷学校、江阴区江防司令部的作战报告
《國軍戰爭指導方案及戰鬥計劃》“國史館”26/542.2/6015/1
《失事敵機搜尋處理案》“國史館”26/544.43/2503/1
「歐陽格電蔣中正今日日機還澄轟炸經我空防射擊幸未受損後又向軍政部電雷學校投彈」“國史館”002-090200-00033-021
「歐陽格電蔣中正本日日機轟炸江面新港及新舊校舍海軍艦隊等船艦人員部分炸傷敵人似有以軍艦突破堵塞線模樣」“國史館”002-090200-00033-010
「歐陽格電蔣中正二十三架日機陸續在澄轟炸八團無人員傷亡該部艦艇廠房校舍及要塞無恙並擊落一機於天星橋等」“國史館”002-090200-00032-288
「許康電蔣中正二十三架日機投彈三十餘枚焚毀砲兵團營房一座而要塞及艦隊均安城內居民略有受傷等」“國史館”002-090200-00032-289
「歐陽格電蔣中正日機轟炸電雷學校艦艇軍港已將非必要艦艇駛星子及布雷艇與藏軍港快艇遭炸沉現正搶撈中」“國史館”002-090200-00034-435
「劉興電蔣中正四日天生港等附近停日艦並有向朝山港西界港砲擊及五日有日艦向劉海沙射擊且我寧字砲艦於武進被日機炸毀電機馬達等情形」“國史館”002-090105-00003-043
「劉興電蔣中正曾以鼎稱昨日機在八圩港中興碼頭投彈本日原泊軍山港日艦向福山轟擊等綜合戰況」“國史館”002-090200-00033-291
「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中正巡視江陰要塞區」“國史館”002-050103-00001-047
2.日方
「２連空機密第１２２号 第２連合航空隊戦闘詳報 其の１ （自９月２２日至９月２５日江陰方面敵艦艇攻撃）」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288700、海軍第２連合航空隊戦斗詳報（南京空襲部隊 等） 昭和１２．９～１２．１２（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上海方面戦闘詳報 軍艦加賀 自８月２８日至９月２５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55200、戦斗詳報綴（上海方面 等） 昭和１２．８～１２．１２（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２連空機密第９８号 南京空襲部隊戦闘詳報」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288600、海軍第２連合航空隊戦斗詳報（南京空襲部隊 等） 昭和１２．９～１２．１２（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第１３空機密第４７号の７ 南京空襲戦闘詳報（其の１） ［自９月１９日至９月２５日南京空襲部隊として実施せしもの］ 第１３航空隊」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304100、第１２．１３航空隊戦斗詳報（南京空襲 等） 昭和１２～１３（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尽忠録 第一卷」国立国会図書館10.11501/1906203
「支那事変尽忠録 第二卷」国立国会図書館10.11501/1906215
「支那事変尽忠録 第三卷」国立国会図書館10.11501/1906225
「支那事変作戦調Ｂ１ 揚子江方面作戦（其の１） 自昭和１２年７月７日至昭和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94700、支那事変主要作戦研究 其の１ 昭和１２．７～１２．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日支事変概報第１号 ８月２４日～日支事変概報第８号追補 ８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674000、昭和１２．８．２４ 昭和１２．１０．３１ 日支事変概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概報第９号 ９月１日～支那事変概報第３８号 ９月３０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674100、昭和１２．８．２４ 昭和１２．１０．３１ 日支事変概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概報第３９号 １０月１日～支那事変概報第６９号 １０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674500、昭和１２．８．２４ 昭和１２．１０．３１ 日支事変概報(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附表第３ 特殊行動（乙）」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40900、支那事変航空機搭乗員特別詮議要領（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第１水雷戦隊司令部事変日誌（其の３） 所属 第１艦隊 役務 第３艦隊中支部隊第２警戒部隊 自昭和１２年９月１日至昭和１２年９月３０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69400、支那事変関係記録（２） 昭和１２．９～１２．１０(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第１水雷戦隊司令部事変日誌（其の４） 所属 第１艦隊 役務 中支部隊（１０月２０日以後南支部隊） 第２警戒部隊 自昭和１２年１０月１日至昭和１２年１０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70400、支那事変関係記録（２） 昭和１２．９～１２．１０(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水上機母艦 神威 昭和１２年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084207500、水上機母艦 神威 昭和１２年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軽巡洋艦 鬼怒 昭和１２年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084132100、軽巡洋艦 鬼怒 昭和１２年１０月１日～１０月３１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第２２航空隊司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10700、特設航空隊戦斗概報 昭和１２．７～１２．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２３航空隊司令」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10800、特設航空隊戦斗概報 昭和１２．７～１２．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駆逐艦 栂 昭和１２年８月１日～８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082765200、駆逐艦 栂 昭和１２年８月１日～８月３１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駆逐艦 蓮 昭和１２年８月１日～８月３１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082783800、駆逐艦 蓮 昭和１２年８月１日～８月３１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砲艦 勢多 昭和１２年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1082964300、砲艦 勢多 昭和１２年７月１日～９月３０日（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支那事変に於ける帝国海軍の行動（発端より南京攻略迄）／２６．航空部隊の戦果」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629000、支那事変に於ける帝国海軍の行動 其の１．其の２（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主要作戦研究 其の７ 敵測量艦皦日の索敵並に攻撃撃沈作戦 １２年８月２５日 ８月２６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95800、支那事変主要作戦研究 其の１ 昭和１２．７～１２．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主要作戦研究 其の３ 馬鞍群島前進根拠地設営作戦 自１２年８月１４日至１２年８月２４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95400、支那事変主要作戦研究 其の１ 昭和１２．７～１２．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主要作戦研究１７ 南京攻略作戦 自昭和１２年１１月２６日至昭和１２年１２月１７日」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C14120597400、支那事変主要作戦研究 其の２ 昭和１３．１～１３．１１（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自昭和十二年十二月至昭和十三年七月 揚子江沿岸占領要塞兵備整理写真帖」中支那派遣軍司令部
二、战史
「戦史叢書第072巻 中国方面海軍作戦＜1＞昭和十三年四月まで」防衛省防衛研究所戦史室 朝雲新聞社
《紀念抗戰勝利七十周年：海軍抗戰期間作戰經過彙編》“國防部海軍司令部”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凤凰出版社
《抗日战争战时报告初编 部队记闻 10 海军战史 海军抗战事迹》杨奎松主编 上海三联书店
《中华民国海军史料》杨志本主编 海洋出版社
《空軍抗日戰史 第一冊》“空軍縂司令部情報署”
《抗日戰史 026 淞滬會戰（三）》“國防部史政編譯局”
三、相关研究
陈悦：民国海军舰船志1912-1937，山东画报出版社，2013年9月
张力：從「四海」到「一家」：國民政府統一海軍的再嘗試：1937-1948，“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6期，1996年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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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之失——为何二战德国坦克未能实现大规模生产
芬仙阁 夏逸凡
题图：部分用于生产“虎”式坦克的设备，系从法国坦克工厂拆卸后运往卡塞尔（Kassel）的，照片中的铣床即为一例。这张照片同时显示，亨舍尔工厂也雇用了女性工人。
注：本文译自2022年装甲会议（Panzerkonferenz 2022）论文集《Achtung Panzer? Zur Panzerwaffe der Wehrmacht》中延斯·韦纳（Jens Wehner）所著的《Waren deutsche Panzer zu teuer?》。
引言
在讲述二战中的装甲战时，人们往往将目光聚焦于坦克型号及其乘员。“虎”式、“豹”式等坦克备受关注，许多人也承认它们具有出色的作战性能。然而进一步追问，既然德军拥有性能如此优良的坦克，为何最终仍输掉了战争，许多人便将原因归结为数量不足。
事实上，只需简单审视一下相关数据，便无法否认这一点：二战期间，德国共生产了约5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相比之下，其主要对手合计生产的同类装甲战斗车辆远超20万辆，如表1所示。
表1：各大国的主要经济指标与装甲车辆产量[1]
然而，既然装甲战无疑被视为德国军事的一项强项，德国在这一领域为何仍处于如此明显的劣势？乍看之下，原因似乎不难理解：德国的对手均为幅员辽阔的大国，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与充足的劳动力，仅凭压倒性的经济优势，便足以在产量上超过德国。因此，盟国在经济实力上的优势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这一解释虽看似合理，若将德国的坦克产量与其经济实力加以对照，仔细审视相关数据，便会令人产生最初的疑问。
诚然，美国坦克产量超过德国并不令人意外。毕竟，美国经济实力更为雄厚，工人数量也明显更多。然而与苏联相比，情况便颇令人生疑。苏联战前的经济实力并不优于德国，其坦克产量却达到德国工业的两倍。
为解释这一差距，人们往往从德国坦克的作战性能入手。通常的说法是，德国坦克平均质量较高，但也正因如此造价高昂，进而制约了产量。简而言之，苏联重数量，德国重质量。[2] 2012年，德国《世界报》甚至以“德国坦克的悲剧就在于质量太高”为题刊发文章，认为盟军的标准坦克型号在技术上较为落后，但生产起来也更为简便。[3]
这类论述往往有一个显著特点，即回避列举具体数据，或仅顺带提及。2013年，乔纳森·帕歇尔（Jonathan Parshall）估算称[4]，生产一辆“虎”式坦克约需耗费30万个工时，而一辆T-34最多只需5万个工时，一辆美国M4“谢尔曼”坦克甚至仅需1万个工时。[5]
倘若这些数字属实，德国坦克产量偏低的原因似乎也就不难解释了。按此推算，约1350辆“虎”式坦克所耗费的工时，足以生产约40500辆“谢尔曼”坦克。
然而，只要对这些坦克型号稍有了解，便不难发现这里再度犯了将不同类别事物直接比较的错误。“虎”式坦克比M4“谢尔曼”造价更高，本在情理之中，毕竟它体积更大、重量更重。但德国生产的坦克大多并非“虎”式，而是Ⅲ号、Ⅳ号和Ⅴ号坦克。
由此，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德国坦克产量之所以如此有限，是否源于其造价过高？除此之外，又有哪些因素导致了德国坦克产量的不足？
本文将重点比较苏联与德国，因为二者在经济实力与坦克产量之间呈现出最为鲜明的反差，且二战中的大部分装甲战也发生在这两个对手之间。此外，文中亦将适时引用西方盟国的相关数据作为参照，以检验所得结论。
以下研究并非建立在系统的档案考证之上，而是对不同文献资料中的数据与观点加以梳理汇总，旨在寻找其中的差异与共性，从而验证或证伪“德国坦克造价过高”这一论点。
那么，究竟有无数据能够支撑德国坦克造价过高这一说法？
一、研究方法与定义
分析坦克生产所需的投入，究竟可以采用哪些数据作为依据？与任何一种工业产品一样，制造一辆坦克都需要消耗劳动时间与原材料，而这些投入最终均可折算为货币价值。因此，本文将首先对相关数据加以搜集与整理。
下文将汇总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相互比较，同时探讨这些数据本身是否具有可比性。比较的主要目的，在于判断德国坦克与盟军坦克之间是否确实存在显著的成本差异。
术语与表述
坦克生产所消耗的材料，自然以钢材为主，但制造过程中同样会用到其他金属及若干辅助材料。就德国装甲车辆而言，瓦尔特·J·斯皮尔伯格（Walter J. Spielberger）曾对Ⅲ号和Ⅳ号坦克的材料消耗情况作出了较为详尽的统计。
表2：Ⅲ号和Ⅳ号坦克的材料需求量，单位为千克，不含武器与光学设备[6]
Ⅳ号坦克所需铁材中，包括20,211千克非合金铁与18,752千克合金铁，其中15,841千克为厚板和中厚板，852千克为薄板。[7] 上述材料中，橡胶等部分原料在德国属于紧缺物资。
关于其他德国坦克型号，尚可查到以下数据：
Ⅴ号坦克（“豹”式）：77吨，其中44吨为合金钢。[8]
Ⅴ号坦克歼击车（“猎豹”）：76吨，其中41吨为合金钢。[9]
Ⅵ号B型坦克（“虎”Ⅱ）：120吨，其中76吨为合金钢。[10]
上述数据表明，铁和钢的需求量与坦克重量密切相关。坦克型号越重，所消耗的原材料就越多，且投入量明显高于车辆最终的战斗全重。例如，生产一辆Ⅳ号坦克共需消耗39吨铁材，而这些材料加工完成后，车辆本身仅重26吨。相比之下，合金铁即钢材的重量，已能较为准确地反映相应坦克型号的总重量。“豹”式坦克约需44吨合金钢，这一数字与其战斗全重几乎相当。
这一规律同样适用于无旋转炮塔装甲车辆的比较。一辆Ⅲ号突击炮约需35吨铁材，[11] 而Ⅳ号坦克则需39吨。[12] 两种车辆属于同一重量级，因此Ⅲ号突击炮因取消旋转炮塔而节省的材料约为4吨，占比约10%。突击炮材料需求略低，可能源于其上层结构较低、内部空间较小，需要装甲防护的表面积也相应有所减少。
遗憾的是，盟军坦克方面缺乏类似数据，因而无法就双方的材料消耗进行比较。苏联坦克中仅能查到装甲钢用量，而这一数字也毫不意外地与车辆总重密切相关：T-34的装甲钢用量为18.6吨，KV为27.2吨，ISU-152则为37吨。[13]
不过，比较材料消耗固然有一定意义，却未必有助于回答本文的核心问题。从德军钢材总消耗来看，坦克生产所占的比例并不算高。仅修建大西洋堡垒这一项工程，尽管其效能如今普遍受到质疑，便已消耗约120万吨钢材。[14] 以此估算，这些钢材理论上足以生产约27,300辆“豹”式坦克。换而言之，仅大西洋堡垒一项工程所耗用的钢材，便足以生产出数量超过德国工业在整个二战期间所有坦克总产量的“豹”式坦克。
由此可见，德国坦克生产所消耗的钢材，与其说受制于资源短缺，不如说更多体现的是一种主动的资源分配决策，而非客观条件的制约。
此外，鉴于材料消耗与战斗全重之间存在明显的对应关系，可以合理推断，德国坦克与盟军坦克在材料消耗规律上并无本质差异，坦克越重，所需的铁和钢便越多。
因此，本文将不对双方坦克的材料消耗作进一步比较。
工时
将钢铁制造成一辆坦克，需要投入大量工时。然而，比较各国工时数据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不同国家在统计与核算方式上是否存在差异，目前尚不完全清楚。苏联采用所谓的“标准工时（normo-tschas）”，德国文件中使用的则是“工时（Arbeitsstunden）”。这些不同称谓是否也反映了实际统计方式上的差别，在此无法确定。至少可以确认的是，各国对“小时”这一时间单位的计算口径是一致的。
有关工时的数据总体较为可靠，但分布零散。例如，有资料显示，生产一辆“豹”式坦克约需2,000个工时，Ⅲ号坦克则约需1,800个工时。[15] 这类数据固然能够提供初步参考，但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加以理解，其中有两点尤须注意。
其一，上述数字大多仅统计总装厂所投入的工时。总装厂负责将各部件组装为整车，而各部件通常由其他工厂单独生产，其所耗工时并未计入上述数字。
以火炮为例，T-34所配备的F-34型标准坦克炮约需1,000个工时，[16] “豹”式坦克主炮的工时数据则相当可观，达1,500个工时。[17] 与苏联F-34坦克炮一样，这些火炮在生产完成后须运往总装厂安装。发动机及光学设备、无线电台等器材的生产与装配流程亦大致如此。
因此，文献中所能查到的工时数据，几乎均应视为总装工时。这自然又引入了另一重不确定性，因为总装厂与零部件供应厂之间的生产任务划分方式并不明确。若各国的生产组织方式存在差异，这些差异也可能在各自的工时数据中有所体现。
第二个需要重点考量的问题，是批量生产效应。二战在技术史上正处于福特主义时代。汽车制造商亨利·福特（Henry Ford）通过大规模生产原则，使各类产品的产量得到大幅提升。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所谓的“学习曲线效应”，即某一产品生产数量越多，其制造效率便越高，因为工厂工人会在持续生产中不断积累经验。
根据这一规律，学习曲线效应甚至可以通过数学方法预先加以估算。然而，要实现这种正向效果，前提是生产流程必须保持稳定，不能频繁进行重大改动或调整。德国战斗机梅塞施密特Bf 109的生产，便是一个颇具代表性的案例。
如图1所示，战争初期生产的Bf 109E系列，其制造工时明显高于战争末期性能更为先进的G系列。不过，图中同样可以看出，F系列和G系列在投产之初，每架飞机所需工时均会出现短暂上升，此后便持续下降，且始终与德国空军预先测算的学习曲线高度吻合。
这条曲线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批量生产初期工时下降较快，而到后期，下降趋势则逐渐趋于平缓。上述数据来自梅塞施密特股份公司雷根斯堡工厂，该厂是当时效率最高的飞机制造厂之一。
这一现象也揭示了分析工时数据时必须考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即不同工厂之间的生产效率存在明显差异。美国B-24轰炸机的生产历程便清晰地印证了这一点。该机最初由公司位于圣地亚哥（San Diego）的主厂及其他工厂承担生产。为加快这种重型轰炸机的大规模量产，美国将特许生产工厂的建设任务交予亨利·福特。他以汽车流水线生产原则为蓝本，在威洛伦（Willow Run）设计并建成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厂房，该厂后来成为二战期间规模最大的工厂之一。[19]
从图2可以清楚看出，威洛伦工厂最初生产的B-24轰炸机工时相对较高，每生产磅机体重量约需投入5个工时，而圣地亚哥主厂的同一指标仅为前者的五分之一。
然而此后，威洛伦工厂的这一数值迅速下降，至战争末期甚至低于圣地亚哥主厂。因此，在分析总装厂的单项工时数据时，有一个关键问题不容忽视：若不清楚该数据对应的是该厂生产的第几辆坦克，则通常无法据此判断这一型号的正常生产工时。
原型车的工时必然远高于第1,000辆量产车，这一点不言而喻。
遗憾的是，目前有关二战坦克生产的资料，尚未达到同等详尽的程度。不过，在德国坦克中，“豹”式坦克的相关数据相对较为完整。
这很可能是因为，当初提出研制这种德军新型标准坦克时，便明确要求其设计应便于批量生产。迄今为止，留存有较完整工时记录的德国坦克制造厂仅有一家，其资料详尽程度可与航空工业相媲美，即奥格斯堡-纽伦堡机械制造股份公司（Maschinenfabrik Augsburg Nürnberg，MAN）。
哈特穆特·克尼特尔（Hartmut Knittel）将该厂的生产工时与产量进行了对照分析，所得结果如下：
上述工时数据之所以显得偏低，与当时设定的目标值不无关系，因为德国坦克设计人员预计组装一辆“豹”式坦克仅需2,000个工时。[22] 由此可见，1944年生产一辆“豹”式坦克实际约需4,000个工时，仍是预定目标的两倍。
从底盘总装这一单项数据中同样可以看出这一点。底盘总装原计划需要485个工时，但MAN纽伦堡工厂最初实际需要850个工时，后来才逐步降至440个工时。
弗兰克·克勒（Frank Köhler）对“豹”式坦克的生产情况进行了专项研究，估计汉诺威下萨克森机械制造厂（Maschinenfabrik Niedersachsen Hannover，MNH）制造一个车体约需500至650个工时，有时比预定目标高出多达30%。[23]
上述数据表明，“豹”式坦克的生产虽然时常未能达到既定指标，但其生产工时总体上仍大致处于原先设定的范围之内。
这条曲线同样呈现出此前在飞机生产中已观察到的规律：随着生产持续推进、产量不断增加，单位产品所需工时逐步下降。坦克生产中同样存在学习曲线效应，生产效率因此得以持续提升。
然而到1945年第一季度，所需工时又出现明显回升。这一变化折射出当时日益严峻的物资短缺状况，以及战争末期整体局势动荡所带来的深远影响。
相比之下，现有苏联坦克生产工时数据则要详尽得多。
表3：苏联各型坦克的生产工时[24]
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各工厂在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长期以来，183厂始终是苏联生产T-34标准坦克效率最高的工厂。考虑到学习曲线效应与大规模生产的重要性，该厂在战争期间生产了数量最多的T-34，也就不足为奇了。
战争期间，183厂共生产约27,000辆T-34/76和T-34/85，112厂约生产11,000辆，174厂则仅生产约5,000辆上述两种型号。[25] 不过到战争后期，各工厂的生产效率已逐渐趋于一致，差距明显收窄。
与重量更大的IS-2重型坦克相比，还可以发现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在某些时期，生产一辆T-34所需的工时甚至超过了一辆IS-2。
例如，1942年112厂生产一辆T-34所需的工时，便已高于1944年生产一辆IS-2的工时。这一结果乍看之下颇为反常。T-34的生产投入竟与体型更大、重量更重的IS-2大致相当，似乎难以令人信服。
将上述数据与英国坦克生产的相关资料加以对照，有助于判断苏联数据是否具有合理性。据现有资料，英国各型坦克所需生产工时如下：
表4：英国各型坦克的生产工时[27]
由此可见，苏联的数据基本处于合理范围之内。尤其考虑到英国坦克产量远低于苏联，这一点便更加清晰。直到战争后期，苏联才凭借远高于英国的产量规模，将单位生产工时进一步压缩，并明显低于英国坦克的水平。
这些数据同样面临一项质疑，即它们仅反映总装厂的工时投入。
那么，零部件供应环节是否还隐藏着大量未被计入的工时？毕竟，许多部件都在其他工厂生产，之后才运抵总装厂。例如，苏联76.2mm F-34坦克炮在92厂生产时，需耗费逾1,000个工时，随后才送往T-34生产厂完成安装。[28] 德国同类75mm坦克炮的生产工时也处于相近水平：Ⅳ号坦克坦克炮约需1,400个工时，L/24与L/43型均是如此；“豹”式坦克的L/70坦克炮则需1,500个工时。[29]
从上述数据来看，火炮口径似乎是推高生产工时的主要因素。“虎”式坦克的88mm火炮需要2,500个工时，“虎”Ⅱ所用的更长身管的火炮甚至高达2,800个工时。[30]
尽管“豹”式坦克主炮的穿甲威力大致与“虎”式坦克的88mm火炮相当，但其生产工时却更低。然而，这是否意味着“豹”式在整体上更具经济性，仍有待商榷，因为较长的身管会影响火炮寿命：
表5：不同倍径坦克炮的使用寿命[31]
当时的专业人员对此心知肚明：一辆坦克在总装厂之外，同样需要投入大量工时。1942年，德国专家估计，生产一辆Ⅳ号坦克这类中型坦克，总装厂约需5,000个工时，零部件供应厂则约需10,000个工时。[32]
T-34的相关数据则出人意料地与之接近。若将供应厂的投入一并计算，其总工时约为17,600小时。[33] 换而言之，Ⅳ号坦克约需15,000个工时，T-34则约需17,600个工时。
这些数据的高度吻合再次有力地表明，总装厂工时虽不能反映制造一辆坦克所需的全部投入，却仍是一项颇具价值的比较指标。
对不同坦克型号生产工时的考察还揭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事实：各型号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显著。无论是“豹”式、Ⅳ号、T-34、IS-2，还是英国坦克，在总装厂均需投入数千个工时。就生产工时而言，各总装厂自身的效率，远比不同坦克型号之间的设计差异更具决定性意义。
将“豹”式与T-34的数据加以比较，这一点表现得尤为突出：
图5显示，1943年至1944年间，“豹”式坦克所需的生产工时大致相当于苏联效率较低的T-34工厂的水平。若就1943年两种坦克的作战性能加以比较，即T-34/76与“豹”式D型，多数专家大概都会倾向于选择“豹”式。二者在战斗力上的差距无疑更为悬殊。
更令人意外的是，无论在1943年还是1944年，部分工厂生产一辆T-34所需的工时竟然高于一辆“豹”式。
那么，这对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意味着什么？总体而言，德国坦克既不比盟军坦克更廉价，也不比它们更昂贵，双方的生产成本大致处于相近水平。
价格
坦克的货币价格，是衡量其生产投入的另一项指标。主要交战国的经济体制彼此差异悬殊，尤其是苏联，其康米主义计划经济与其他国家截然不同。由此可以推断，各国的定价方式也存在相当大的差异。
以下并不打算对这些价格本身的合理性作出评判，而是采用一种相对简便的比较方法：先以各国本币标价，再按当时的汇率进行换算。其目的在于检验此前通过工时比较所得出的阶段性结论，究竟能够得到印证，还是会被推翻。
目前尚无各型坦克价格构成的详细统计资料，但“豹”式坦克与“虎”式坦克的相关数据则保存得较为完整：
表6：“豹”式坦克[35][36][37]与“虎”式坦克[38][39]的价格构成，单位为帝国马克
项目
Ⅴ号“豹”式坦克
Ⅵ号“虎”式坦克
发动机
11,000
13,000
变速箱
3,500
8,300
车体
62,000
54,000
底盘总装
无资料
124,000
炮塔
14,000
26,000
炮塔总装
无资料
20,000
履带
无资料
7,000
车辆价格小计
无资料
252,300
车辆价格
117,100
250,800
火炮
12,000
22,000
弹药
无资料
9,000
光学设备
无资料
2,900
无线电设备
无资料
3,000
2挺MG 34机枪
624
1,100
1支冲锋枪
无资料
75
总计
144,224
290,375
国防军采购价
145,000
300,000
包装、装运及佣金
无资料
33,166
国防军出口所得
无资料
248,467
亨舍尔公司（生产商）
无资料
7,786
研发企业（克虏伯、迈巴赫、亨舍尔）
无资料
54,571
国防军采购价与出口费用小计
无资料
643,990
出口价格
无资料
645,000
由此可见，“豹”式坦克的价格仅约为“虎”式坦克的一半，而两者的战斗力很可能相差无几。正如前文在分析生产工时时所指出的，火炮口径是推高成本的重要因素。“猎豹”坦克歼击车所使用的长身管88mm Pak 43反坦克炮，单价为21,000帝国马克。[40]
德国几种主要坦克型号不含武器的价格如下：
表7：二战期间德国各型坦克[41]的成本
型号⁴
价格（帝国马克）
II号坦克
49,228
III号坦克
96,163
III号指挥坦克
110,000
IV号坦克
103,462
V号坦克（“豹”式）
117,100
VI号E型坦克（“虎”式）
250,800
III号突击炮
82,500
各参战国均以货币价格来反映坦克的生产价值，因此有必要首先汇总各型坦克的官方价格：
表8：二战期间主要坦克型号的单车价格[42][43][44][45][46][47]
型号及年份
帝国马克
美元
英镑
卢布
巡洋坦克，1940年
12,000
巡洋坦克，1941年
7,500
“瓦伦丁”坦克，1940年
14,900
“玛蒂尔达”坦克，1940年
18,000
“半人马”坦克，1943年
10,000
“克伦威尔”坦克，1943年
10,000
英国“谢尔曼”坦克，1944年
10,211
M4A3（75）干式弹药架、VVSS，1945年
44,556
M4A6，1945年
64,455
M10坦克歼击车，1945年
40,906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Swerdlowsk）生产的T-34，1942年
312,700
183厂生产的T-34，1943年
136,000
183厂生产的T-34，1939年
596,373
IS-2，1944年
264,000
KV-1，1942年
300,200
Ⅰ号坦克
50,000
Ⅱ号A型坦克
52,640
Ⅲ号坦克
103,000
Ⅲ号突击炮
82,500
Ⅳ号坦克
117,000
Ⅴ号坦克（“豹”式）
145,000
Ⅵ号E型坦克（“虎”式）
300,000
Ⅵ号B型坦克（“虎”Ⅱ）
321,000
上述原始数据无法直接加以比较，因为各国货币的实际价值本身并不相同。因此，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在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建立可比性。
部分学者认为，这在实践中几乎无法实现。例如，帕歇尔在一次关于坦克生产的演讲中便指出，帝国马克属于一种“虚假货币（funny money）”[48]， 因而无法反映真实价值。
然而，这一观点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即便在和平时期，不同国家货币之间的比较同样存在相当难度。正因如此，近年来各国国内生产总值的核算已不再简单地折算为美元，而是越来越普遍地采用购买力平价法，以期获得更具参考价值的结果。
如此复杂的换算工作显然超出了本文的研究范围，因此本文采用当时各国货币之间的官方汇率进行折算。
美元被选定为基准货币，原因有二：其一，美国是二战期间世界上经济实力最为雄厚的国家；其二，随着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确立，美元成为国际主导货币，并延续至今。
其次需要确定的，是英镑、帝国马克和卢布相对于美元的换算系数。然而，这些汇率本身也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因为战前及战争期间各国汇率均曾出现较大波动。战前，1美元可兑换2.50帝国马克；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之初，固定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3.33帝国马克，后调整为兑换4.20西德马克。[49]
二战期间，卢布官方汇率固定为1美元兑换5.30卢布，[50] 英镑则实行1英镑兑换2.80美元的固定汇率。[51]
表9：1美元的货币换算汇率
时期
1美元折合当地货币
战前
2.50帝国马克
战后
3.33帝国马克
战争期间
2.80英镑
战争期间
5.30卢布
将上表所列各型坦克的价格折算为美元后，可得如下结果：
表10：二战期间主要坦克型号的美元价格
型号及年份
美元
巡洋坦克，1940年
33,600
巡洋坦克，1941年
21,000
“瓦伦丁”坦克，1940年
41,720
“玛蒂尔达”坦克，1940年
50,400
“半人马”坦克，1943年
28,000
“克伦威尔”坦克，1943年
28,000
英国“谢尔曼”坦克，1944年
28,591
M4A3（75）干式弹药架、VVSS，1945年
44,556
M4A6，1945年
64,455
M10坦克歼击车，1945年
40,906
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产的T-34，1942年
60,698
183厂生产的T-34，1943年
25,660
183厂生产的T-34，1939年
112,523
IS-2，1944年
49,811
KV-1，1942年
56,642
Ⅰ号坦克
15,200
Ⅱ号A型坦克
21,056
Ⅲ号坦克
41,200
Ⅲ号突击炮
33,000
Ⅳ号坦克
46,800
Ⅴ号坦克（“豹”式）
58,000
Ⅵ号E型坦克（“虎”式）
120,000
Ⅵ号B型坦克（“虎”Ⅱ）
128,400
以T-34价格随时间的变化为例，大规模生产与学习曲线效应的重要性再次得到充分印证。投产初期，T-34的价格几乎与德军“虎”式重型坦克相当；而随着战争推进，效率最高的工厂所生产的T-34，其单价已降至“虎”式坦克的五分之一左右。
就德国坦克而言，目前尚未发现价格随产量增加而下降的规律，其主要原因在于当时实行固定价格制度。每种武器系统均预先确定一个固定价格，以此激励生产企业提升效率。
若某家企业能够以更高效率、更低成本完成生产任务，由此获得的超额利润便可由企业自行留存。以“豹”式坦克为例，底盘与炮塔两部分的固定价格合计为76,000帝国马克。在第700辆至第1,000辆量产车区间内，生产企业每辆可获利约8,000帝国马克，利润率约为12.3%。[53]
从价格来看，各型坦克之间的投入比例与工时比较所得的结果大致相似：
表11：主要中型坦克价格比较
图片
T-34、IS-2、IV号坦克、“豹”式与“谢尔曼”的生产成本大致处于同一档次，均约为5万美元。美国中情局对朝鲜战争期间缴获的一辆T-34/85所作的分析，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估算的合理性。该机构认为，若按美国的生产条件折算，一辆T-34的造价将超过5万美元。[54]
从价格表来看，只有两种型号的造价明显偏高，即德国的两款“虎”式重型坦克。其高昂的价格很可能与材料成本及产量偏低密切相关。以“豹”式为例，约66,000帝国马克的总成本中，材料费用即占约44,000帝国马克。[55] 产量较低也意味着学习曲线效应有限，生产成本的压缩空间因此同样受到制约。
生产投入比较的阶段性结论
通过对材料、工时与价格的综合比较，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装甲战斗车辆的材料消耗主要取决于其总重量。
就其他生产投入而言，二战期间重量约在20至45吨之间的中型坦克，其生产成本总体上大致相当，无论从价格还是工时角度来看均是如此。
这一结论颇为出人意料，因为相关文献通常将各型坦克在性能与质量上的差异描述得相当悬殊。事实上，真正左右坦克生产成本的，更多在于该型号是否实现了大批量生产并由此产生学习曲线效应，以及承担生产任务的工厂本身是否具备较高的生产效率。
若仔细审视各型坦克的价格，或许会产生差异悬殊的印象。以Ⅳ号坦克、“豹”式坦克和“虎”式坦克为例，其价格从约117,000帝国马克到300,000帝国马克不等，一辆“虎”式坦克的造价毕竟相当于约2.6辆Ⅳ号坦克。
然而，若将这一差距与二战期间不同类别飞机的价格相比较，便会发现坦克之间的差异其实并不突出。美国P-51“野马”战斗机的单价约为6万美元，较重的P-47“雷电”则约为10.6万美元；B-17和B-24等四发轰炸机的造价约在25万至30万美元之间，而一架B-29的价格甚至高达90万美元。⁵⁸ 由此可见，最先进飞机之间的价格差距，通常远大于不同坦克型号之间的差异。
这一规律在德国飞机上同样适用。一架装有发动机的Ju 88轰炸机造价约为30万帝国马克，与一辆“虎”式坦克大致相当；即便是Ju 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价格也约达13万帝国马克，介于Ⅳ号坦克与“豹”式坦克之间。
由此不难看出，各国坦克虽然造价不菲，但与其他军备产品相比，坦克生产并非军工投入中耗费最大的领域。正因如此，各国，尤其是德国，在资源配置与生产调控方面仍存在相当大的腾挪空间。
图片
二、坦克生产的分类考察
前文已对配备旋转炮塔的坦克作了较为详细的考察。以下将进一步分析自行火炮与“虎”式坦克的生产情况，因为这两类装备似乎均与前文所归纳的一般规律存在偏差：自行火炮通常被认为造价低廉，而“虎”式坦克则向来被视为生产投入异常高昂的典型案例。
“虎”式坦克及其《手册》这一特殊案例
那本广为人知的漫画式条令《“虎”式坦克手册》，是专为Ⅵ号E型“虎”式坦克乘员编写的，也常被援引作为德国坦克造价高昂的佐证。手册末页声称，生产一辆“虎”式坦克需耗费30万个工时，成本高达80万帝国马克。[56] 然而，迄今尚无可靠史料能够证实这一说法。
前文已就“虎”式坦克的价格构成作过讨论。德军以30万帝国马克的单价采购“虎”式坦克，这一数字有据可查，且在评估时须注意，它已经明显高于其他坦克型号的采购价格。
换而言之，售价30万帝国马克的“虎”式坦克本身已属造价高昂，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工时而言，情况则更为复杂。亨舍尔公司共有8,000名工人，实行两班制，每班12小时，但夜班的生产效率仅为白班的一半。[57] 据此计算，这些工人每月名义上共投入576万个工时，折算为实际有效工时则约为432万个。
遗憾的是，1944年亨舍尔公司同时生产“虎”式与“虎”Ⅱ坦克，现有资料并未分别列出两者的工时数据。此外，该厂当年还附带生产了200辆“豹”式坦克，这部分工时同样无法单独剥离。
若将总工时与“虎”式及“虎”Ⅱ坦克的产量加以对照，可得出如下结果：
图7：亨舍尔公司“虎”式坦克理论生产工时估算
图片
由此可以清楚看出，1943年2月，每辆“虎”式坦克的总装工时高达18万个。此后这一数字虽有所波动，但至1944年已降至约5万至6万个工时。即便如此，这仍是极高的数值，在二战其他总装厂的同类资料中几乎难觅先例。
图中箭头标出了《“虎”式坦克手册》于1943年8月投入使用的时间节点。当时，一辆“虎”式坦克的总装工时约为10万个。若参照Ⅳ号坦克的情况，假定总装厂工时约占全部生产工时的三分之一，则一辆“虎”式坦克的总工时约为30万个。
然而，这一估算存在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实际数字很可能低于此值。关于亨舍尔坦克生产部门拥有8,000名工人的数据，系1944年4月的统计结果，1943年的工人数很可能更少，但目前尚未发现相关资料加以佐证。
此外，1944年同厂生产的“豹”式坦克所耗工时亦未从总量中予以扣除。同时，“虎”式坦克在总装厂所占工时比例本就高于其他坦克型号，这一可能性同样不能排除。
若将“虎”式坦克与“豹”式坦克的价格构成加以比较，这一点便会更加清晰：
表12：“豹”式坦克与虎”式坦克车辆成本比较[58]
项目
“豹”式（占总价比例）
“虎”式（占总价比例）
炮塔
14,000
26,000
底盘
62,000
54,000
不含武器的整车总价
117,100
250,800
炮塔与底盘成本
76,000（65%）
80,000（32%）
底盘总装
？
124,000（49%）
炮塔总装
？
20,000（8%）
总装费用占价格的比例
＜35%（估计为20%至30%）
57%
“虎”式坦克的炮塔价格几乎是“豹”式的两倍，这并不令人意外。值得注意的是，“虎”式的车体造价反而明显更低。与此同时，底盘总装费用却占到了“虎”式坦克总价的近一半。
这一现象可能指向两种解释：要么“虎”式坦克的车体制造工艺格外复杂，要么其车体在进入总装环节前的预处理程度不足。鉴于“虎”式底盘本身的价格相对较低，后一种解释似乎更为合理。
这也意味着，亨舍尔工厂所统计的高额工时中，很可能涵盖了通常应在最终总装之前完成的部分工序。事实上，单是组装一辆“虎”式坦克底盘的费用，便已超过一辆“豹”式坦克的整车价格。
然而，以上数据与推算须以极为审慎的态度加以看待。纽伦堡“豹”式坦克生产部门约有5,500名工人，每季度共投入约150万至160万个工时，期间可生产约400辆“豹”式坦克及少量Ⅱ号坦克。[59]
若以这一劳动生产率为基准，推算亨舍尔“虎”式坦克生产部门的情况，则其8,000名工人每季度应投入约220万至230万个工时。这一数字远低于前文计算所得的每月580万个工时，即每季度约1,740万个工时。
换而言之，若“虎”式坦克工厂工人的有效生产工时与“豹”式坦克工厂持平，则前述数值将缩减约7.5倍。如此一来，1943年2月每辆“虎”式坦克所需的18万个工时，将降至约2.4万个；1944年年中每辆约5万个工时，则将降至约6,700个。
即便经过上述修正，这些数字仍然偏高，大约是“豹”式坦克的两倍至三倍。不过，修正后的数值或许更为接近实际，因为它与两种坦克之间的价格差距基本吻合。“虎”式坦克的价格约为“豹”式的两倍，其所需工时亦大体相当。
这再次表明，“虎”式坦克在德国装甲装备中属于特殊案例，不宜将其视为德国坦克生产水平的典型代表。
自行火炮究竟有多便宜？
自行火炮是一种装甲履带车辆，与配备旋转炮塔的坦克不同，其战斗室为固定式结构，可以是全封闭装甲设计，也可以仅提供部分装甲防护。
此类车辆约占德国装甲车辆总产量的一半，其中包括17,334辆全装甲型和5,223辆半装甲型。[60]
由于旋转炮塔及其整套机械装置需要消耗较多生产资源，自行火炮的造价通常更为低廉。以Ⅲ号突击炮为例，其售价仅为82,500帝国马克，而Ⅳ号坦克则需103,500帝国马克，两者装备的却是同一种主炮，即7.5cm KwK 40坦克炮。换而言之，德军以低约20%的价格，便可通过Ⅲ号突击炮获得相同的火力输出。
然而，这也意味着在整体战斗效能上须作出一定取舍。对第36装甲团第三营1944年作战情况的统计表明，在相近的作战条件下，Ⅲ号突击炮取得的击毁战果仅相当于Ⅳ号坦克的70%。[61] 这一战斗效率的下降，与突击炮约20%的成本优势大体相符。
此外，20%的成本差距虽然看似可观，但在实际战争生产中，其意义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显著。战争期间，德国共生产了8,861辆Ⅳ号坦克。若将这些生产资源全部转用于制造突击炮，大约可额外获得10,633辆，增幅约为20%。这无疑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增量，但代价却是放弃德军最重要的坦克型号，届时德军装甲部队将在很大程度上失去进攻能力。
因此，Ⅲ号突击炮等自行火炮的主要优势，并不完全体现在直接成本上。更重要的是，这类设计一方面能够继续沿用已进入稳定批量生产阶段的底盘，以较低成本维持产能；另一方面，又能搭载符合时代要求的火炮，从而实现火力的有效升级。
至于苏联自行火炮，其成本优势似乎更不明显。无论是以T-34、KV还是IS坦克为基础发展的自行火炮型号，所消耗的装甲钢均多于对应的旋转炮塔车型。SU-76是个例外，但与其他自行火炮不同，它仅采用了部分装甲防护。
表13：苏联坦克与自行火炮的装甲钢消耗量[62]
自战争中期起，Ⅲ号突击炮便已换装与体型更大的Ⅳ号坦克相同的火炮。苏联坦克设计人员的思路与此如出一辙。T-70在战争中期被证明火力不足，其底盘此后转而用于生产SU-76自行火炮。该车装备一门76.2mm火炮，与重量明显更大的T-34/76炮塔坦克所用火炮相同。
表14：Ⅲ号坦克[63]与T-70[64]底盘中自行火炮所占比例
车辆类别
Ⅲ号坦克底盘
T-70底盘
旋转炮塔坦克
6,166辆（36.9%）
8,396辆（39.9%）
自行火炮，不含III/IV号火炮运载车
10,529辆（63.1%）
12,651辆（60.1%）
合计
16,695辆
20,996辆
与Ⅲ号坦克相比，T-70属于更轻型的旋转炮塔坦克。不过，德国在战争期间同样将一种比Ⅲ号坦克更轻的坦克底盘用于自行火炮生产。以已完全过时的捷克38（t）坦克为基础，德国研制出了38（t）坦克歼击车“追猎者”。该车于1944年方才投入使用，以当时的标准衡量颇为轻巧，但仍采用全装甲防护，火力亦与同期标准型Ⅳ号坦克相当。
表15：38（t）坦克底盘各类上层结构所占比例[65]
上层结构类型
数量
占比
旋转炮塔
1,414
22.8%
防空炮
141
2.3%
装甲抢修装置
181
2.9%
38型火炮运载车
1,823
29.3%
坦克歼击车
2,656
42.7%
合计
6,215
100.0%
从表中可以看出，38（t）坦克的大多数底盘并未用于生产旋转炮塔坦克。
至此，自行火炮在德军中的一项主要作用已然清晰：它们使那些经过实战检验、生产线也已趋于成熟的底盘得以延续生产，避免因原有坦克型号过时而被迫停产，同时又能以符合当时要求的火力保持较高的产量。
三、德国坦克产量偏低的原因
如前文所述，德国坦克产量有限，并不能归因于车辆本身所需的生产投入。那么，真正的原因究竟何在？
有时，人们将其归咎于盟军的轰炸。尽管这些空袭确实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破坏，但并非德国坦克产量偏低的决定性因素。正如马库斯·珀尔曼（Markus Pöhlmann）所准确指出的：“直到战争结束，德国没有一家坦克生产厂遭到永久性摧毁。”[66]
相反，我们首先必须认识到，坦克在二战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在今天已是共识，但在当时德国的军备生产体系中，情况却远非如此。
只需查阅现有的德国军备生产数据，坦克产量偏低的真正原因便不难发现：德国的坦克生产基础规模实在过于有限。一名德国军备管理人员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同空军相比，坦克生产根本不值一提。”[67]
正如卡尔-海因茨·弗里泽（Karl-Heinz Frieser）所有力论证的，战争初期德国生产的钢材几乎没有多少流入坦克制造。[68] 1940年第二季度，德军共获得约88万吨钢材，其中仅44.5万吨分配给陆军，而用于坦克生产的只有2.5万吨，[69] 仅占军用钢材消耗量的2.8%。
1940年，坦克生产在德国全部军备投入中所占比例甚至只有1.6%，此后持续扩大，至1941年已上升至3.5%。[70] 1939年第四季度，装甲装备生产的月均开支为210万帝国马克，1940年增至1,430万，1941年则达到3,200万帝国马克。[71] 即便如此，这些数字依然相当有限。
仅“俾斯麦”号与“提尔皮茨”号两艘战列舰的建造费用，便高达3.78亿帝国马克，[72] 几乎与1941年全年坦克生产总支出3.84亿帝国马克相当。[73]
上述数字清楚表明，战争初期德军严重低估了坦克生产的重要性。为此，德国在战争爆发后不得不投入大量资源扩充坦克产能，其中尤以希特勒于1943年主导推行的“阿道夫·希特勒坦克计划”最具代表性。
为弥补战前的积欠，德国军工体系中的相关部门竭力提升坦克产量，但最终收效有限。[74] 坦克产量虽有所增长，但至1943年，其在德国整体军备生产中所占的比重依然不高。
菲利普斯·佩森·奥布赖恩（Phillips Payson O’Brien）估算，1943年德国生产的坦克中有78%损失于前线，而这部分损失所对应的产值，仅占德国全部军备生产的5.5%。[75] 坦克在德国整体军备投入中的占比，最高也不过7%。[76]
由此可见，从整个军备生产体系的角度审视，坦克既非举足轻重的武器类别，也并非耗资特别高昂的军备产品。
当然，德国所作的努力并非全无成效。战争期间，装甲车辆生产的增长幅度在各军工部门中首屈一指，至1944年，坦克产量已扩大至战前的5.36倍，在各类武器与弹药生产中遥遥领先。
增幅最小的则是机动车辆，产量仅增至原来的1.1倍。[77]
1943年末，德国几家主要坦克制造企业的雇员人数如下：
表16：德国主要坦克制造企业及其雇员人数[78][79][80][81][82][83]
企业
地点
统计时间
雇员人数
其中外国劳工
其中从事坦克生产
克虏伯-格鲁松
马格德堡（Magdeburg）
？
？
？
？
MAN
纽伦堡
10,231
38%
约5,500人
米亚格（米亚格磨坊设备与工业股份公司，MIAG Mühlenbau und Industrie Aktiengesellschaft，Miag）
不伦瑞克（Brunswick）
？
？
？
？
亨舍尔
卡塞尔
1944年
19,479
67%
约8,000人
阿尔凯特（阿尔特马克链轨厂，Altmärkische Kettenwerke，Alkett）
柏林
1943年
4,600
45%
？
戴姆勒-奔驰
柏林-马林费尔德（Marienfelde）
1943年末
5,736
41%
福马格（福格特兰机械制造厂，Vogtländische Maschinenfabrik，Vomag）
普劳恩（Plauen）
6,584
31%
尼伯龙根工厂
圣瓦伦丁（St. Valentin）
1944年末
8,932
42%
MNH
汉诺威
1944年末
约10,000人
BMM
布拉格
？
？
？
？
斯柯达
赫拉德茨-克拉洛韦
（Hradec Krälove）
？
？
？
？
关于汉诺威的生产情况，弗兰克·克勒（Frank Köhler）掌握了更为详尽的数据。汉诺威的MNH工厂共分布于以下四处厂区：
表17：MNH各厂区及雇员人数[84]
MNH厂区
雇员总数（其中德国人）
林登（Linden）
4,000至6,000人（600人）
伍尔费尔（Wülfel）
4,000人
拉岑（Laatzen）
2,000至3,000人
阿勒姆（Ahlem）集中营
300名集中营囚犯
阿勒姆集中营是二战期间德国军备生产方式的一个缩影。与其他坦克工厂及零部件供应厂一样，这里大量使用强制劳工和集中营囚犯，他们在极其恶劣的条件下劳作，许多人因此丧命。德国生产企业以这种罪恶方式组织劳动，显然也对坦克的生产质量造成了负面影响。
林登厂是坦克总装厂，约有2,000至3,000名工人，每月可生产80至100辆坦克，其余厂区则负责生产各类零部件。[85]
就本文所探讨的问题而言，工人总数本身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它可以与盟国的相关数据进行横向比较。“豹”式坦克的生产便是一个典型案例。
“豹”式坦克由MAN公司设计并生产，这一点广为人知。[86] 然而，MAN自身的产能显然无法满足全部生产需求，在总计约6,000辆“豹”式中，MAN仅制造了约2,000辆，其余车辆分别由戴姆勒-奔驰生产约2,000辆、汉诺威MNH生产约1,800辆、亨舍尔生产130辆。[87]
1945年3月，MAN工厂约有10,000名员工，其中从事“豹”式坦克生产的略超过半数。[88] MNH每月由最多3,000名工人生产约80至100辆“豹”式，而该厂工人总数约为6,000人。[89] 亨舍尔约有20,000名工人，其中从事坦克生产的为8,000人。[90]
将上述数字与苏联工厂的情况加以比较，双方在规模上的差距便一目了然。
1942年至1945年间，苏联183厂约有3万名工人，共生产T-34坦克25,881辆。与德国工厂一样，该厂同样承担其他军用产品的生产任务，[91] 这意味着其中相当一部分工人并未直接参与坦克生产。
苏联第112厂约有2.2万名工人，除生产火炮、炮弹、装甲部件及其他军用产品外，还制造了T-34坦克11,020辆。[92]
工厂规模的对比揭示了德苏两国坦克生产之间最根本的差异，即生产规模本身。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的分析人员估计，1944年德国坦克工业约有11万名工人。[93] 相比之下，1942年苏联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辖下共有28万名工人，另有21.9万名家属。[94]
战争期间，苏联坦克工业的工人数量有所下降，但总体仍维持在较高水平。1943年至1944年间，共有10.3万人离开坦克生产部门，其中4.6万人属于擅自离岗。为弥补这一人员缺口，苏联随即征调了新的劳动力，因此到1944年，坦克工业人民委员部系统内仍有226,346名工人。[95]
美国的情况则截然不同。美国最重要的坦克工厂是底特律兵工厂坦克厂，该厂仅有约5,500名工人，却生产了22,234辆坦克，其中包括18,000辆“谢尔曼”。[96] 乍看之下，这似乎印证了美国军工产业的效率确实远高于德国坦克工业。
然而，底特律工厂不过是美国17家坦克制造厂之一，其中有11家生产“谢尔曼”。[97] 此外，该厂还依赖约700家零部件供应商，这些供应商被描述为“通常规模不大的机械加工厂”，即各类小型工场。[98] 美国坦克生产体系高度分散，这或许正是相关文献中鲜有单车生产工时数据的原因。
此外，美国军工产业所掌握的资金规模几乎超乎想象。战争期间，仅美国陆军用于采购坦克的支出就高达57亿美元。[99] 作为参照，研制第一枚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总耗资也不过20亿美元。[100]
按战前汇率折算，这笔坦克采购费用相当于142亿帝国马克。仅在美国参战后的第一个完整年份，即1942年，美国便投入了14.41亿美元，约合36亿帝国马克。相比之下，从1939年9月1日至1941年12月31日，德国用于装甲装备生产的资金总计仅为5.62亿帝国马克。[101]
换而言之，仅1942年一年，美国投入坦克装备的资金，便约为德国开战后最初两年零三个月内总投入的6.5倍。
四、结论
二战期间，德国坦克产量偏低，根源并不在于各型坦克本身的生产投入过高。采用Ⅰ号至Ⅴ号坦克底盘的德国装甲车辆，其生产投入大致处于当时的正常水平，与盟军同类车辆基本相当。
Ⅵ号坦克系列是一个例外，其成本约为其他型号的两倍。然而，这类车辆在德国装甲装备总产量中所占比例极小，因此并非德国坦克产量偏低的主要原因。
此外，德国实际上具备扩大坦克产量所需的生产能力。
真正的原因，在于德国的军备生产重心所在。战争初期德国坦克产量之所以有限，根本原因在于投入这一领域的资源本就严重不足。这也再度引出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战争爆发之际，德军高层是否严重低估了装甲兵的战略地位？
战争期间，德国不得不付出巨大代价来纠正这一失误。尽管相关调整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德国的坦克产量已无从赶上盟国。型号繁杂以及Ⅵ号重型坦克的投产，固然对扩大产量有所妨碍，却并非决定性因素。
因此，德国未能生产出足够数量坦克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坦克质量过高，而在于其军备生产战略本身存在根本性失误。
五、参考文献
Bidwell, R. L. et al., Currency Conversion Tables: A Hundred Years of Change, London 1970.
Blasius, Rainer, Einer der größten Fehler der Kriegsgeschichte, in: FAZ vom 2.6.2004, online unter: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der-atlantik-wall-einer-der-groessten-fehler-der-kriegsgeschichte-1158861.html, letzter Zugriff: 30.3.2022.
Budraß, Lutz, Flugzeugindustrie und Luftrüst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45, Düsseldorf 1998.
Coombs, Benjamin,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and the War Economy, 1934-1945, London et al. 2013.
Groehler, Olaf, Die Geschichte des Luftkriegs 1910 bis 1980, Berlin 1981.
Ермолов, А. Ю., 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Москва 2009.
Fleischer, Wolfgang, Militärtechnik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Entwicklung, Einsatz, Konsequenzen, Stuttgart 2020.
Forty, George, Die deutsche Panzerwaffe im Zweiten Weltkrieg, London 1998.
Frieser, Karl-Heinz, Blitzkrieg-Legende. Der Westfeldzug 1940, München 1996.
Грабин, Василий Гаврилович, Оружие победы, Москва 1989.
Harrison, Mark,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2000.
Holley jr., Irving Brinton, Buying Aircraft: Matériel Procurement for the Army Air Forces, Washington, D.C. 1989.
Jentz, Thomas L., Die deutsche Panzertruppe. Bd. 2: 1943-1945, Wölfersheim-Berstadt 1999.
Kellerhoff, Sven Felix, Das Elend der deutschen Panzer war ihre Qualität, in: Welt vom 29.7.2012, online unter: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zweiter-weltkrieg/article107281131/Das-Elend-der-deutschen-Panzer-war-ihre-Qualitaet.html, letzter Zugriff: 23.1.2022.
Knittel, Hartmut H., Panzerfertig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Industrieproduktion für die deutsche Wehrmacht, Herford 1988.
Köhler, Frank, Die Fertigung von Militärfahrzeugen und Einzelteilen bei der Firmengruppe M.N.H. in Hannover von 1939-1945, die Nachkriegs-Panzerfertigung und Erprobung durch die Britische Armee, Koblenz 1994.
Köhler, Frank, Die Fertigung von Panzergehäus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Deutschland – im besonderen für die Panzerkampfwagentypen Panther und Tiger, Koblenz 1998.
Макаров, Полная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себестоимость танков Т-34 и Т-34-85, в тыс. Руб., online unter: https://t34inform.ru/doc/sp_sebestoimost_T-34.html, letzter Zugriff: 27.3.2022.
Müller, Rolf-Dieter, Die Mobilisier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für Hitlers Kriegsführung, in: Kroener, Bernhard R. (Hrsg.); Müller, Rolf-Dieter (Hrsg.); Umbreit, Hans (Hrsg.), Organisation und Mobilisierung des deutschen Machtbereichs. 1. Hbd.: Kriegsverwaltung, Wirtschaft und personelle Ressourcen 1939-1941, Stuttgart 1988, S. 349-689.
Müller, Rolf-Dieter, Albert Speer und die Rüstungspolitik im Totalen Krieg, in: Kroener, Bernhard R. (Hrsg.); Müller, Rolf-Dieter (Hrsg.); Umbreit, Hans (Hrsg.), Organisation und Mobilisierung des deutschen Machtbereichs. 2. Hbd. Kriegsverwaltung, Wirtschaft und personelle Ressourcen. Stuttgart 1999, S. 275-773.
Naumann, Gerd, Plauen im Bombenkrieg 1944/1945, 2. Auflage, Plauen 2011.
O’Brien, Phillips Payson, How the War was Won. Air and Sea Power and Allied Victory 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5.
o. A., Себестоимость некоторых типов советских танков по годам, online unter: http://tank.uw.ru/archive/sebestoimostx/, letzter Zugriff: 26.5.2022.
o. A., #4 Sherman Builders: Just How Many Tank Factories Did the US Have Anyway (22.11.2015), online unter: https://www.theshermantank.com/sherman/sherman-builders-just-how-many-tank-factories-did-the-us-have-anyway/, letzter Zugriff: 26.5.2022.
o. A., Detroit: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Overview of Six Products, online unter: https://detroithistorical.org/sites/default/files/pdfs/War%20Productsv2.pdf, letzter Zugriff: 26.5.2022.
o. A., Pound Devalued 30 Per Cent, in: The Guardian vom 19.9.1949, online unter: https://www.theguardian.com/century/1940-1949/Story/0,,105127,00.html, letzter Zugriff: 26.5.2022.
Overy, Richard, Die Wurzeln des Sieges. Warum die Alliierten den Zweiten Weltkrieg gewannen, 2. Auflage, München 2001.
Parshall, Jonathan, Comparative Industrial Strategy Tank Production 1942/43. Vortrag zur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WII“, New Orleans, (23.11.2013), online unter: http://www.combinedfleet.com/ParshallTankProduction.pdf, letzter Zugriff 27.12.2013.
Pöhlmann, Markus, Der Panzer und die Mechanisierung des Krieges, Eine deutsche Geschichte 1890 bis 1945, Paderborn 2016.
Salavrakos, Ioannis-Dionysios, A Re-Assessment of the German Armaments Produ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n: Scientia Militaria, Jahrgang 44, Nr. 2 (2016), S. 113-145.
Spielberger, Walter J., Die Panzer-Kampfwagen I und II und ihre Abarten, einschließlich der Panzerentwicklungen der Reichswehr, 3. Auflage, Stuttgart 1991.
Spielberger, Walter J., Der Panzer-Kampfwagen III und seine Abarten, Stuttgart 1974.
Spielberger, Walter J., Der Panzerkampfwagen IV und seine Abarten, 2. Auflage, Stuttgart 1984.
Spielberger, Walter J., Der Panzerkampfwagen Panther und seine Abarten, 2. Auflage, Stuttgart 1987.
Spielberger, Walter J.; Doyle, Hilary L., Panzer VI Tiger und seine Abarten, Stuttgart 2010.
Spoelstra, H. L., Sherman 1945 Prices (11.6.2003), online unter: https://www.mapleleafup.nl/g104/cost.htm, letzter Zugriff: 16.12.2021.
Tooze, Adam, 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onn 2007.
Сухиненко, Б. Н., Т-28. Танк по Цене Маргарина (8.1.2011), online unter: http://www.dogswar.ru/stat-o-wow/3317-trydoemkost-i-sebest.html, letzter Zugriff: 27.3.2022.
Устьянцев, С.; Колмаков, Д., Боевые машины Уралвагонзавода – Танк Т-34, Нижний Тагил 2005.
Zaloga, Steven, Armored Champion. The Top Tanks of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2015.
Army Service Forces, War Department, Statistical Review, World War II, A Summary of ASF Activities, o.O., o.J.
Engineering Analysis of Russian T-34/85 Tank, September 1951, online unter: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1-01044R000100070001-4.pdf, letzter Zugriff: 12.7.2022.
Datenblätter für Heeres-Waffen, -Fahrzeuge, -Gerät, Nürnberg 1976.
Dienstvorschrift D 656/27, Die Tigerfibel, o. O. 1943.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Bombing Survey. Tank Industry Report, 2. Auflage, Januar 1947, online unter: https://www.angelfire.com/super/ussbs/tankrep.html, letzter Zugriff: 27.3.2022.
参考
1.Harrison, Mark,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Cambridge 2000, S.3-10,15-17.
2.Zaloga, Steven, Armored Champion. The Top Tanks of World War II, Mechanicsburg 2015, S. 122, „Germany: Quality over Quantity“; S. 137: „Red Army's quantity approach versus the Wehrmacht's quality approach“.
3.Kellerhoff, Sven Felix, Das Elend der deutschen Panzer war ihre Qualität, in: Welt vom 29.7.2012, 在线网址: https://www.welt.de/geschichte/zweiter-weltkrieg/articlel07281131/Das-Elend-der-deutschen-Panzer-war- ihre-Qualitaet.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1月23日.
4.帕歇尔本人也明确指出，其估算数字应“持保留态度”看待。换而言之，这一论断本身同样有待审慎对待。
5.Parshall, Jonathan, Comparative Industrial Strategy Tank Production 1942/43. Vortrag zur „2013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WWII", New Orleans, (23.11. 2013), S. 73, 在线网址: http://www.combinedfleet.com/ParshallTankProduction.pdf, 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2月27日.
6.Spielberger, Walter J., Der Panzerkampfwagen IV und seine Abarten, 2. Auflage, Stuttgart 1984, S. 60. 该数据不含武器和光学设备。
7.Spielberger, Der Panzerkampfwagen IV, S. 60.
8.Spielberger, Walter J., Der Panzerkampfwagen Panther und seine Abarten, 2. Auflage Stuttgart 1987, S. 232.
9.Spielberger, Der Panzerkampfwagen Panther, S. 239.
10.Spielberger, Walter J.; Doyle, Hilary L., Panzer VI Tiger und seine Abarten, Stuttgart 2010, S. 138 f.
11.Datenblätter für Heeres-Waffen, -Fahrzeuge, -Gerät, Nürnberg 1976, S. 153.
12.Datenblätter, S. 143.
13.Epмолов, A. Ю.,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Mоcквá 2009, S. 302.
14.Blasius, Rainer, Einer der größten Fehler der Kriegsgeschichte, in: FAZ vom 2.6.2004, 在线网址: https://www.faz.net/aktuell/politik/der-atlantik-wall-einer-der-groessten-fehler-der-kriegsgeschichte- 1158861.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3月30日.
15.Knittel, Hartmut H., Panzerfertig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Industrieproduktion für die deutsche Wehrmacht, Herford 1988, S. 90
16.Гpабин, Bacuлuй Гaвpuлoвuч, Opyжue no6eды, Mocквá 1989, S. 494.
17.Datenblätter, S. 32.
18.Budraß, Lutz, Flugzeugindustrie und Luftrüstung in Deutschland 1918-1945, Düsseldorf 1998, S. 845.
19.Overy, Richard, Die Wurzeln des Sieges. Warum die Alliierten den Zweiten Weltkrieg gewannen, 2. Auflage, München 2001, S. 253-255.
20.Holley jr„ Irving Brinton, Buying Aircraft: Materiel Procurement for the Army Air Forces, Washington, D.C. 1989, S. 565.
21.Knittel, Panzerfertigung, S. 90.
22.Knittel, Panzerfertigung, S. 90.
23.Köhler, Frank, Die Fertigung von Militärfahrzeugen und Einzelteilen bei der Firmengruppe M.N.H. in Hannover von 1939-1945, die Nachkriegs-Panzerfertigung und Erprobung durch die Britische Armee, Koblenz 1994., S. 7. 笔者感谢弗兰克·科勒的支持。
24.Ермолов, 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261f.
25.Ермолов, 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286.
26.根据表3计算。
27.Coombs, Benjamin,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and the War Economy, 1934-1945, London et al. 2013, S. 104.
28.请参见上文。
29.Datenblätter, S. 29 f., 32.
30.Datenblätter, S. 36 f.
31.Fleischer, Wolfgang, Militärtechnik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Entwicklung, Einsatz, Konsequenzen, Stuttgart 2020, S. 169.
32.Spielberger, Panzerkampfwagen IV, S. 152.
33.Устьянцев, С.; Колмаков, Д., Боевые машины Уралвагонзавода - Танк Т-34, Нижний Тагил 2005, S. 168.
34.根据已列出的数据计算得出。
35.Spielberger, Panther, S. 232.
36.Spielberger, Panther, S. 144.
37.Spielberger, Panther, S. 144.
38.Spielberger, Tiger, S. 105 f.
39.Datenblätter, S. 150.
40.Spielberger, Panther, S. 238.
41.Ⅱ号、Ⅲ号、Ⅳ号、Ⅴ号、Ⅵ号坦克和Ⅲ号突击炮见Datenblätter, S. 136, 140, 142, 148, 150 und 153。Ⅲ号指挥坦克见Spielberger, Walter J„ Der Panzer-Kampfwagen Hl und seine Abarten, Stuttgart 1974, S. 56.
42.德国坦克：Salavrakos, Ioannis-Dionysios, A Re-Assessment of the German Armaments Production During World War II, in: Scientia Militaria, Jahrgang 44, Nr. 2 (2016), S. 122.
43.美国坦克：Spoelstra, H. L., Sherman 1945 prices (11.6.2003), 在线网址: https://www.mapleleafup.nl/gl04/cost.htm，最后访问时间：2021年12月16日。另有一份美国资料可供推算“谢尔曼”坦克的价格。据记载，3,105辆装备75mm火炮的“谢尔曼”坦克以1.79亿美元的总价交付英国，折合单价约57,649美元。装备76mm火炮的“谢尔曼”坦克则以1.23亿美元的总价向苏联交付了2,115辆，折合单价约58,156美元。
44.英国坦克：Coombs, British Tank Production, S. 53.
45.苏联坦克：47 Макаров, , Полная (коммерческая) себестоимость танков Т-34 и Т-34-85, в тыс. Руб., 在线网址: https://t34inform.ru/doc/sp_sebestoimost_ T-34.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7日; Cyxunenko, 6. H., T-28. Tank по Цене Маргарина (8.1.2011), 在线网址: http://www.dogswar.ru/stat-o-wow/3317-trydoemkost-i- sebest.html,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3月27日.
46.Ⅰ号坦克：Spielberger, Walter J., Die Panzer-Kampfwagen I und II und ihre Abarten, einschließlich der Panzerentwicklungen der Reichswehr, 3. Auflage, Stuttgart 1991, S. 51.
47.Ⅲ号突击炮：不含武器价格。
48.Army Service Forces, War Department, Statistical Review, World War II, A Summary of ASF Activities, S. 40.
49.Bidwell, R. L. et al., Currency Conversion Tables: A Hundred Years of Change, London 1970, S. 22-24.
50.Central Bank of Russia, 在线网址: http://www.cbr.ru/currency_base/OldDataFiles/USD.xls [文件目前已不再在线可用，笔者在2013年进行了备份].
51.o. A., Pound Devalued 30 Per Cent, in: The Guardian vom 19.9.1949, 在线网址: https://www.theguardian.com/century/1940-1949/Story/0„105127,00.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5月26日.
52.о. A, Себестоимость некоторых типов советских танков по 200am, 在线网址: http://tank.uw.ru/archive/sebestoimostx/,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5月26日.
53.Spielberger, Panther, S. 144 f.
54.Engineering Analysis of Russian T-34/85 Tank, September 1951, S. 4, 在线网址: https://www.cia.gov/readingroom/docs/CIA-RDP81-01044R000100070001-4.pdf:, 最后访问时间：2022年7月12日.
55.Spielberger, Panther, S. 145.
56.Dienstvorschrift D 656/27, Die Tigerfibel, o. 0.1943, S. 91.
57.Forty, George, Die deutsche Panzerwaffe im Zweiten Weltkrieg, London 1998, S. 150.
58.数据见下表。
59.Knittel, Panzerfertigung, S. 90.
60.Pöhlmann, Der Panzer, S. 528 f.
61.Jentz, Thomas L., Die deutsche Panzertruppe. Bd. 2:1943-1945, Wölfersheim-Berstadt, 1999, S. 121 f.
62.Epмолов,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302.
63.数据来自Pöhlmann, Der Panzer, S. 527-529.
64.数据来自Epмолов,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286 f.
65.数量数据来自Pöhlmann, Der Panzer, S. 527-529.
66.Pöhlmann, Der Panzer, S. 484
67.引自Budraß, Flugzeugindustrie, S. 866.
68.Frieser, Karl-Heinz, Blitzkrieg-Legende. Der Westfeldzug 1940, München, 1996, S. 32.
69.Müller, Rolf-Dieter, Die Mobilisierung der deutschen Wirtschaft für Hitlers Kriegsführung, in: Kroener, Berhard R. (Hrsg.); Müller, Rolf-Dieter (Hrsg.); Umbreit, Hans (Hrsg.), Organisation und Mobilisierung des deutschen Machtbereichs. 1. Hbd.: Kriegsverwaltung, Wirtschaft und personelle Ressourcen 1939-1941, Stuttgart 1988, S. 349-689, hier S. 483, 623.
70.Pöhlmann, Panzer, S. 337.
71.Pöhlmann, Panzer, S. 338.
72.Salavrakos, A Re-Assessment, S. 124.
73.以全年平均计算，这一数字约合每月3,200万帝国马克。
74.Müller, Rolf-Dieter, Albert Speer und die Rüstungspolitik im Totalen Krieg, in: Kroener, Berhard R. (Hrsg.); Müller, Rolf-Dieter (Hrsg.), Umbreit, Hans (Hrsg.), Kriegsverwaltung, Wirtschaft und personelle Ressourcen. 2. Hbd., Stuttgart 1999, S. 275-773, hier S. 570-573.
75.O’Brien, Phillips Payson, Howthe WarWas Won. Air and Sea Power and Allied Victoryin World War II, Cambridge 2015, S. 314.
76.Tooze, Adam, Ökonomie der Zerstörung. Die Geschichte der Wirtschaft im Nationalsozialismus, Bonn, 2007, S. 683.
77.Salavrakos, A Re-Assessement, S. 119.
78.雇员人数：Pöhlmann, Panzer, S. 418.
79.外国劳工：包括平民和强制劳工。Pöhlmann, Panzer, S. 418.
80.MAN雇员中从事坦克生产者：：Knittel, Panzerfertigung, S. 90.
81.亨舍尔雇员中从事坦克生产者：Forty, Panzerwaffe, S. 150.
82.福马格雇员人数：Naumann, Gerd, Plauen im Bombenkrieg 1944/1945, 2. Auflage, Plauen 2011, S. 166 und 204.
83.MNH雇员人数：Köhler, Die Fertigung von Militärfahrzeugen, S. 1.
84.Köhler, Die Fertigung von Militärfahrzeugen, S. 2 f.
85.Köhler, Die Fertigung von Militärfahrzeugen, S. 3.
86.Spielberger, Panther, S. 9-29.
87.Spielberger, Panther, S. 251.
88.Spielberger, Panther, S. 244.
89.Köhler, Frank, Die Fertigung von Panzergehäusen während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in Deutschland - im besonderen für die Panzerkampfwagentypen Panther und Tiger, Koblenz 1998, S. 4.
90.Forty, Panzerwaffe, S. 150.
91.Epмолов,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289.
92.Epмолов,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292-294.
93.United States Strategie Bombing Survey, Tank Industry Report, 2. Auflage, Januar 1947, S. 18, 在线网址: https://www.angelfire.com/super/ussbs/tankrep.html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3月27日.
94.Epмолов,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184.
95.Epмолов,Танковая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ь СССР, S. 246 f.
96.o. A., Detroit: The „Arsenal of Democracy". Overview of Six Products, S. 10, 在线网址: https://detroithistorical.org/sites/default/files/pdfs/War%20Productsv2.pdT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5月26日.
97.o. A., #4 Sherman Builders: Just How Many Tank Factories Did the US Have Anyway (22.11.2015), 在线网址: https://www.theshermantank.com/sherman/sherman-builders-just-how-many-tank-factories-did-the-us- have-anyway/, 最后访问时间: 2022年5月26日.
98.o. A., Detroit, S. 10.
99.Army Service Forces, Statistical Review, S. 76.
100.O’Brien, How the War Was Won, S. 48.
101.根据上述数字计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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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迟成——二战德国空军直接空中支援机制的演变
芬仙阁 夏逸凡
题图：二战德国空军的俯冲轰炸机统称为“斯图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为容克Ju 87。
注：本文译自2022年装甲会议（Panzerkonferenz 2022）论文集《Achtung Panzer? Zur Panzerwaffe der Wehrmacht》中克里斯托夫·贝格斯（Christoph Bergs）[1]所著的《Die Entwicklung der unmittelbaren Luftunterstützungsstrukturen der Luftwaffe im Zweiten Weltkrieg》。
引言
德国空军攻击航空兵与反坦克航空兵的作战运用，长期以来都是备受关注的研究课题。亨舍尔Hs 129、容克Ju 87等机型具有极高的知名度；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等飞行员的事迹至今仍活跃于大众历史叙述之中。其中，1941年至1945年的东线战事在这一领域占据着尤为特殊的地位。
既有研究往往将重点集中于武器技术及飞机型号的发展演变，相关著作已为数不少。在具体作战行动的研究中，学者们也会涉及作战任务、战果数据及总体战斗经过，但分析视角通常更侧重统计评估，或以空地作战的整体时间线为主轴。
相比之下，德国空军为执行直接空中支援任务而建立的组织体系，尽管时常被研究者提及，却鲜有详细描述与系统分析。本文即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一、研究现状
关于攻击航空兵与反坦克航空兵[2]的发展，现有研究通常从两个角度展开。
其一，大量著作将重点集中于技术因素及相关飞机型号的发展演变。埃迪·克里克（Eddie Creek）[3]、迪特马尔·赫尔曼（Dietmar Hermann）[4]、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5]和马丁·佩格（Martin Pegg）[6]的相关著作均属此类，积累了丰富的各型飞机技术发展资料。
然而，对于直接支援陆军行动的战术、战役及战略层面的考察，这类研究通常仅停留于原则性概述，因而往往留下较大的解读空间。
以彼得·史密斯（Peter Smiths）的《俯冲轰炸机（Dive Bomber）》为例，该书在介绍容克Ju 87“斯图卡”在波兰战役中的作战运用时写道：“装甲部队与俯冲轰炸机之间的密切协同得到了展示。联络军官伴随部队推进，并引导‘斯图卡’攻击抵抗据点、炮兵阵地、桥梁以及部队集结区域。”[7]
然而，在这种宏观层面的描述之外，双方协同机制的形成过程、具体实施方式，以及联络军官在其中所承担的角色，均未得到进一步阐释。
结合二战期间德国围绕容克Ju 87[8]等机型所进行的战时宣传，以及战后逐渐形成的相关历史叙述[9]，上述解释空间或许进一步强化了一种颇为流行的观点：德国空军自创建之初便被设计为对陆军实施直接空中支援的力量，在这一领域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且具备极高的作战效能。
然而，这种观点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战时宣传与战后记忆的基础之上。相关叙述往往着重渲染1943年至1945年战争后期、尤其是东线战场上的作战经历，从而进一步巩固了德国空军在近距空中支援领域“先进而高效”的固有形象。
与上述大众化叙述相比，若干大型研究项目则从整体结构层面对德国空军的发展进行了系统考察。霍斯特·布格（Horst Boog）[10]、卡尔·海因茨·沃尔克（Karl-Heinz Völker）[11]的研究成果，军事史研究办公室编写的相关手册[12]，以及《德意志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ieg）》系列丛书[13]，均对德国空军的发展历程及空军部队执行对陆军的直接空中支援任务的作战运用情况作出了系统梳理。
这些研究清楚表明，德国空军在战争初期，乃至实际上直至1942年，都很少主动寻求这种协同模式，在许多情况下甚至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抵触。
延斯·韦纳（Jens Wehner）的一部较新著作则以战斗机航空兵为重点，对德国空军作战理论与实际运用之间的落差作出了进一步分析，深入揭示了该军种在作战理论构建上的内在缺陷。[14]
然而，支撑这种直接空中支援能力得以实现的组织架构，尤其是集团军司令部一级及航空军等空军部队战役层面的相关机制，迄今仍缺乏充分研究。这其中包括：空军部队如何被整合纳入陆军作战体系，以及通信与联络体系如何保障空地协同的有效运转。
此外，除《德意志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5]之外，此类深入研究在学术史研究领域以外知者甚少，且许多详细成果尚无英文译本。因此，若干涉及德国空军的基础性问题至今仍主要停留于德国学术历史研究领域之内，未能得到更广泛的国际学术关注。
其中一个例外是米夏尔·福尔盖特（Michal Forget）的比较研究。他以1940年西线战役为背景，对德国国防军与法国陆军在空地协同问题上的作战理论取向与组织结构进行了对比分析。
尤其在作战理论层面，福尔盖特认为，在空地协同的组织方式与协同手段方面，德国空军“显然开辟了通往现代化解决方案的道路，并通过实战经验预先形成了所需的组织结构与实施手段”[16]。
不过，由于该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框架，其研究范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这些组织结构后续发展的深入讨论，此后数年间的演变情况仅被简要带过。
詹姆斯·科拉姆（James Corum）的《德国空军：1918年至1940年的作战空战构建（The Luftwaffe - Creating the Operational Air War 1918-1940）》[17]，是研究德国空军建设及其作战理论发展的重要著作。该书从1918年起系统梳理德国空军的发展历程，直至西线战役结束，并对推动德国空军建立的关键人物有所介绍。
然而，从科拉姆的最终结论来看，他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将德国空军1943年至1945年间的最终编制，直接归因于1933年至1939年早期建设阶段的发展成果，而这几个战争后期年份实际上并不在其研究范围之内。
关于1939年至1945年间实际作战行动的具体实施、空军与陆军之间的协同方式，以及这些行动在战术和战役层面的演变历程，目前仍有诸多问题尚未得到充分研究。而这些内容恰恰构成了连接战略因素与武器、飞机技术发展之间的关键环节。
相比之下，英美学术界对盟军空军的历史研究已取得了更为深入的进展。通过古德森（Gooderson）[18]、格拉德曼（Gladman）[19]和鲍威尔（Powell）[20]等人的研究成果，直接空中支援这一课题，及其在西方盟军武装力量中所发挥的作用与体系整合过程，均得到了较为系统的分析与阐述。
二、研究问题与研究方法
基于上述研究空白，本文就二战期间的德国空军提出以下研究问题：
德国空军的直接空中支援体系在1939年至1945年间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这一体系发生变化的动因何在？德国空军在与陆军协同作战的过程中总结了哪些经验教训？两个军种之间的协作，在指挥隶属关系、部队组织结构以及通信与联络体系方面又是如何具体实现的？
本文将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为此，本文除参考相关二手文献外，还将对德国空军和陆军的一手资料进行分析，涵盖教学材料、条令条例、指导手册及经验报告等。
本文第一部分将概述1939年前德国空军的发展状况，并着重分析德国空军在波兰战役期间实施直接空中支援时，在技术条件与组织结构方面所面临的制约。
第二部分将以一手资料为基础展开研究，重点梳理二战期间支撑直接空中支援作战的通信体系、联络体系及航空兵引导体系的发展脉络与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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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二战前德国空军中直接空中支援及其航空兵的地位
1939年前德国空军中攻击航空兵与直接空中支援的发展
一战期间，航空兵逐渐发展为一个新的兵种。在这场战争中，尤其是1917年至1918年间，各国首次积累了运用攻击航空兵及实施直接空中支援的实战经验。[21]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这一新兴兵种在理论与技术层面持续演进。相关变化不仅体现在各国空军的设计定位上，也反映在各自的发展重点之中。无论这些空军是作为独立军种存在，如1918年后的英国皇家空军和1935年组建的德国空军，还是仍纳入陆军体系之内，如法国和美国，其发展进程均受到这一问题的深刻影响。
这一时期空军建设理念的核心争论，集中于空军究竟应优先发展战略空中力量，还是侧重支援陆军作战。前者的代表人物包括杜黑（Douhet）、特伦查德（Trenchard）、米切尔（Mitchell）和拉普钦斯基（Lapchinsky），后者则以斯莱瑟（Slessor）、梅科齐（Mecozzi）和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为代表。[22]
英国等国家更为重视战略航空的建设，[23]而苏联则逐步将发展重心转向对前线及陆军的直接支援。不过即便如此，苏联航空理论中仍保留着发展战略航空的既定目标。[24]
尽管德国空军常被描述为空中支援领域的先驱，[25]但这一论断与历史实际并不完全吻合。根据战前形成、并在1935年《德国空军条令（Luftwaffendienstvorschrift，L. Dv.）》[26]第16号《空战指导（Luftkriegsführung）》中加以阐述的相关理念，德国空军的总体目标是在战役层面发挥决定性作用。
德国空军的任务涵盖：“与敌方空军作战”、直接“介入陆地和海上的作战行动与战斗”，以及“打击敌军武装力量的力量来源，并通过切断其向前线输送的渠道来削弱敌军”[27]。
从上述任务划分来看，德国空军似乎同时兼顾了直接支援与间接支援两个层面。然而，这一问题仍需进一步加以区分，并结合德国空军的理论定位与实际运用方式综合分析。
德国空军确实将“直接”支援纳入考量，但这一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今天通常意义上的空中支援。其关注重点更多集中于那些“摧毁或消除后能够对陆军作战行动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目标，尤其是当这些目标属于“总体战争指导中的决定性行动”范畴之时。[28] 这一原则在战争爆发前始终得到延续，并体现于德国空军的作战原则之中。[29]
德国空军并未排除攻击前线阵地的可能性，但其作战部队编组被认为“并不适合”执行此类任务。[30] 因此，德国空军所理解的直接空中支援，未必意味着直接介入主战线的战斗，而更多是通过打击后方阵地目标，如后勤设施、补给体系、预备队及部队调动等，来产生决定性效果。
这种攻击重点的划分方式，在广义上本身也被视为一种间接支援。[31] 只有部分航空侦察任务，才被主要界定为对陆军实施的直接支援。[32]
《L. Dv. 16》条令虽然保留了一定的解释空间，但仍可从中梳理出德国空军原本计划如何运用航空兵力及其预期发挥作用的地域范围。
在目标选择上，德国空军重点关注以下几个区域：
后方地域，包括工业设施、敌方机场及基础设施；
距主防线约100公里以内的战术地域，包括交通枢纽、后勤设施及指挥体系；
战斗地域，包括部队集结地、补给目标及距前线约30公里以内的阵地。
德国空军的主要任务并非直接攻击前线上的敌方地面部队，而是以轰炸航空兵对敌军行军纵队、运输活动及补给体系实施打击，力图使敌军陷入“瘫痪”状态。[33] 这一基本理念在德国空军此后的技术发展与战术演进中均有所体现。
归根结底，这一取向实际上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空军作战理论争论中两大主要流派之间的一种折中产物。
历史学家詹姆斯·科拉姆认为，《L. Dv. 16》既谈不上革命性，也算不上一套全新的理论体系。[34]在与其他空战作战理论进行比较时，爱德华·霍姆泽（Edward Homze）同样指出，1940年修订版《L. Dv. 16》体现出一种较为保守的空战理念，更多只是反映了当时空战理论领域持续进行中的争论。[35]
尽管历史学家米夏尔·福尔盖特认为，德国空军在战争实践中逐渐转型为一支“战术空军”，并“以直接支援地面部队为目标”[36]，但这一点不应导致如下误解：德国空军从建立之初便是按照这一模式加以构建的。
虽然从1939年至1941年各场战役的作战经验中，已可察觉德国空军内部出现了若干变化迹象，但真正最能体现并推动这一转变进程的，还是1942年至1943年的东线战事。
德国空军在二战前的作战力量：轰炸航空兵与俯冲轰炸航空兵
战前时期，德国空军几乎将全部建设重心集中于轰炸航空兵部队和俯冲轰炸航空兵部队。这两类部队被认为应当承担德国空军对敌作战的主要打击任务，[37]然而对于传统意义上的直接空中支援而言，其适用范围十分有限，甚至并不适合承担此类任务。
德国空军的作战原则更多侧重于战役层面的运用。直至1935年，德国方面仍仅提出让“斯图卡”[38]针对莱茵河桥梁执行有限的防御性攻击任务。即便在国防军公开其进攻作战思想之后，为俯冲轰炸机制定的“战术技术要求”，其重点仍不在于直接介入前线战斗。[39]这类飞机的主要任务被界定为攻击“具有军事、战争或生命重要意义的固定设施”。[40]
“斯图卡”被称为“轰炸航空兵中的神射手”，这一定位不仅强调了其作为进攻型作战飞机进一步发展与专业化的特点，也体现了它自1939年起被纳入相关指挥体系时的角色定位。[41]
然而，尽管容克Ju 87“斯图卡”[42]在德国空军中的实际数量不足350架，但凭借迅速积累的知名度及德国宣传机器的推波助澜，[43]它很快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德国空军机型之一，这一形象直至今日仍与直接空中支援紧密相连。
正因如此，在大众对德国空军的认知中，以及纪录片、电影和电子游戏的视觉呈现里，往往存在一种误解，即认为德国空军早在战前便已将直接空中支援确立为主要发展方向。
“斯图卡”的主要任务，是摧毁那些普通轰炸航空兵部队无法有效攻击、或仅能以远超目标价值的大量兵力与弹药才能打击的点目标。按照《L. Dv. 16》的相关理念，桥梁、指挥与通信中心、补给和供应设施以及敌方工业等点目标均被列为优先打击对象。然而，由于“斯图卡”早期缺乏足够的纵深打击能力，其作战半径最初仅约180公里[44]，因而只能对上述目标中的一部分实施有效攻击。
排在第二位的任务，才是攻击铁路列车、战车、坦克及部队集结地等有生目标和机动目标。[45] 此外，打击敌军补给与供应纵队同样是这一作战理念所强调的内容。至于防御阵地、炮兵阵地等面目标，则未必被视为前线直接攻击的重点。
这一点也在德国空军未能建立完善的指挥与通信联络体系上有所体现，而执行此类任务本应依托这样的体系加以指挥和引导。[46]
战前针对战斗地域目标（如装甲部队等）所进行的演习表明，此类攻击难以取得预期效果。[47] 在此后的进一步训练中，德国方面同样发现，当部队进入“突破”阶段时，“斯图卡”已难以找到适合攻击的目标。[48]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支援主要针对进攻突破的重点方向，而非覆盖整个战场范围。[49] 即便在执行直接支援任务时，根据战争学院（Kriegsakademie）于1939年夏季发布的一份说明文件，相关行动也应在“己方炮兵有效射程范围之后”实施。[50]
由此可见，至1939年夏季，德国空军虽已建立起一个新的兵种，但受制于其作战理论定位、技术与战术发展方向，以及几乎完全缺乏的指挥与通信联络体系，它并非为直接空中支援任务而设计，遑论拥有充足的攻击航空兵力量。
随着德国入侵波兰，这些理论、战术与技术理念首次接受了战争的检验。实战很快表明，为实现对陆军的直接支援，德国空军必须在其航空兵部队内部及通信体系中，迅速建立起此前仅具雏形的相关组织结构。
在进一步探讨上述经验、发展历程及相关体系的运用之前，有必要先就直接支援与间接支援之间的区别作一简要说明。
直接支援与间接支援的区分
直接空中支援与间接空中支援之间的区别，并非一种可以精确划定的科学分类。
根据定义方式、战场态势以及实际作战效果的不同，两者之间既可能存在明显差异，也可能出现相互交叠的情况。因此，即便是现代武装力量，对于这两种支援形式通常也只能作出原则性的区分，而难以建立完全清晰的界限。[51]
尽管如此，仍可从三个方面对两种空中支援形式加以区分，即目标状态、目标重要性以及对目标产生的作战效果。以下将对上述方面逐一作简要说明。
需要强调的是，执行支援任务的飞机类型本身，并不直接决定支援性质的归属。虽然专为直接支援任务设计的攻击机在执行此类任务时，通常比作战飞机或俯冲轰炸机更为适合，但飞机类型并非区分直接支援与间接支援的决定性因素。
目标所处的位置与状态，可作为判断某次行动属于直接支援抑或间接支援的重要依据。
深入敌方纵深并直接介入“决定性战斗行动”[52]的攻击，以及通过“机枪火力、炸弹、燃烧罐投放和施放烟幕支援己方地面部队”[53]的行动，均被视为直接支援。
而其他类型的攻击，若仅以间接方式或在时间上有所延迟地影响陆军作战行动，例如攻击敌方空军地面设施、运输行动及补给设施等远程目标，则通常归类为间接支援。[54]
这一区分方式看似清晰，但在实际运用中很快便会出现模糊地带。野战机场、炮兵阵地、待命阵地、战斗指挥所、司令部驻地、桥梁，以及补给纵队或增援纵队等目标，既可能已经参与地面作战行动，也可能将在后续战斗中发挥作用，其归属难以一概而论。因此，直接空中支援并不必然意味着攻击目标位于前线附近，对“位于己方炮兵有效射程范围之后”目标的攻击同样可以纳入其范畴。[55]
由此，有必要进一步区分“战斗地域（Gefechtsfeld）”与“战术地域（taktischer Raum）”这两个作战效能范围。两者的区别主要体现在深入敌方纵深的距离上，即从最前沿阵线起算，分别向敌方延伸约30公里和100公里。[56] 这一划分首先提供了一种较为粗略的判断标准，因为发生在战斗地域内的攻击，通常可归入直接空中支援的范畴。
在此基础上，还需考量另一个判断因素：目标在当前战斗行动中的重要程度。直接空中支援的核心内容之一，是攻击那些已经投入地面战斗、或即将在短时间内参与地面战斗的敌方部队和阵地。此类攻击能够有效减轻己方地面部队的压力，或协助己方在敌方防线上实现突破。[57][58]
直接空中支援在这一情形下主要体现为两种形式：其一，是在前沿地区直接支援步兵和装甲部队，这也是人们对传统直接支援的通常理解。在此情况下，“攻击航空兵会在步兵靴尖之前进行射击和投弹”。[59] 其二，则是在同一作战范围内，通过攻击敌方炮兵、正在赶来的增援部队及补给力量来实施直接支援。[60]
此外，为阻止敌方部队机动而摧毁桥梁，或打击靠近前线的战斗指挥所和野战机场，同样可视为直接支援行动。反之，那些虽位于战斗地域内、但尚未参与且不会即将参与战斗行动的部队，以及即便被摧毁也不会影响当前战斗进程的远距离目标，则不在直接支援的范畴之内。最后需再次指出，与地面战斗行动相结合的航空近距侦察，从原则上同样可视为直接空中支援的组成部分。
由此可见，区分直接空中支援与间接空中支援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该行动能否对其所服务的主要战斗行动产生直接影响。侦察航空兵负责发现敌方阵地、部队等目标，而攻击航空兵则“原则上部署于战斗行动的重点方向”[61]，通过“突破空间和地形遮蔽的限制”[62]延伸地面武器的作战效能范围。
与此同时，心理因素同样不可忽视。直接空中支援不仅要提振己方地面部队的士气，也要在地面战斗过程中或战斗发起前削弱敌方的战斗意志。[63] 执行支援任务的攻击航空兵“推动己方突击部队向前推进，震撼敌方步兵，并在攻击发起前及攻击过程中压制敌方重武器和炮兵”。[64]
因此，在战斗重点区域内实施的支援行动，或通过封锁敌军行动等方式延伸至重点区域之外的行动，均可视为直接支援。而那些既无法对实际地面战斗产生可资利用的物质效果或心理效果、又不符合集中兵力于重点方向这一作战原则的攻击，则应排除在直接支援范畴之外。
依据上述特征，可以对直接空中支援与间接空中支援加以区分。当然，实际情况中仍存在例外，但这些例外并不影响总体规律。
因此，就二战时期德国空军的概念而言，直接空中支援主要是指在战斗地域内实施的航空行动，即那些与地面战斗行动存在直接关联、且作战效果能够直接作用于战斗重点方向的攻击任务（参见图1）。
缺失的攻击航空机：一种备受争议的飞机类型
战前时期，德国并未积极推动攻击航空兵的发展。这并非孤立现象，因为攻击航空机的发展“取决于各国空军力量的发展理念，有的国家推动并发展这一类型，有的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予以否定”。[65]
攻击航空机当时所处的边缘地位，可从多个方面得到印证。例如，在1939年出版的《现代国防科学手册（Handbuch der neuzeitlichen Wehrwissenschaften）》中，与其他所有飞机类型相比，攻击航空机仅被简略地附带提及。该书还指出，此类飞机的运用“存在争议”[66]，这进一步反映出这一机型在当时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
攻击航空机的发展同样在其他方面受到质疑。1937年，德国方面认识到，“斯图卡”对敌军部队的攻击只有在敌军进行大规模行军调动时方可能奏效，而直接介入步兵交战则并不可行。[67] 这种对攻击航空机发展的忽视，在1938年装甲试验演习后受到批评。由于现有战斗机无法满足直接介入地面战斗的要求，德国方面开始提出研制一种新型“攻击航空机”的设想。[68]
与此同时，西班牙内战也提供了若干实战经验。德国方面利用经过改装的老式亨舍尔He 45和He 51战斗机及新型亨舍尔Hs 123，进行了试验与测试，并最终在攻击航空兵运用方面积累了一定的初步成果。[69]此外，装备20mm机炮的亨舍尔He 112在执行任务时，也曾零星取得过攻击装甲车辆的成功经验。[70]
然而，这些经验既未促使德国方面将坦克确立为航空兵的重要攻击目标，也未能推动直接支援体系的进一步发展。尽管如此，基于西班牙内战及陆军演习中积累的经验，德国方面仍首次提出了研制现代化攻击航空兵的需求，这一需求后来推动了Hs 129的研发。[71]
但上述要求最初并未得到积极推进，原因在于利用攻击航空兵实施直接支援的理念，在德国空军内部长期未能获得广泛认可。甚至在空战学院（Luftkriegsakademie）的教学材料中，也仅简单指出攻击航空兵作战运用的试验“尚未结束”。[72]
攻击航空兵起初仅获得德国空军及帝国航空部（RLM）内部少数人员的支持。在德国空军奉行轰炸航空兵优先原则的建设理念下，这一兵种几乎没有发展空间。
德国空军1935年8月制定的组建计划中，直至1938年均未列入建立攻击航空联队的规划。[73] 直到第二次扩建计划（规划时间为1938年至1942年），德国方面才开始着手组建此类部队。[74]
1938年德国进军捷克斯洛伐克时，德国空军名义上拥有五个攻击航空兵大队（SFG 10、20、30、40和50）。然而，这些部队不过是作为临时增强航空兵力量而存在，装备的也是原本计划淘汰的机型，包括Hs 123、Ar 68、He 46和He 51。
此后的结构调整中，仅SFG 20得以保留。它成为战争爆发前德国空军唯一存在的攻击航空兵大队，并最终以第2教导联队第2攻击航空兵大队（II. (Schl)/LG 2）的番号延续下来。该部队装备约30架Hs 123。这一机型最初给德国空军留下负面印象，主要原因在于其俯冲攻击能力不足。[75] 1938年，与该机相关的生产工装被全部废弃。[76]
若非Hs 123被更适合执行俯冲轰炸任务的容克Ju 87所取代，德国空军在战争爆发时很可能根本不会拥有任何攻击航空兵部队。[77] 德国入侵波兰时，德国空军约拥有4000架飞机，其中仅约40架适合执行直接空中支援任务。[78] 随着战争的推进，这一状况将发生根本性转变。
然而，更能说明直接空中支援在德国空军内部仍居次要地位的，是德国空军始终未能建立起对此类任务实施有效指挥与引导的组织体系。
四、为实现德国空军与陆军直接空中支援能力而建立的指挥与通信体系发展
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的协同体系
为加强德国空军航空军及战斗编队与陆军之间的协同配合，入侵波兰行动结束后，前线附近的组织体系经历了一系列调整与变化。
以下分析将重点聚焦于前线航空兵力量的联络体系、通信体系及航空引导体系。
因此，驻陆军总司令部空军将领等更高层级的组织结构[79]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研究重点将集中于航空军与集团军司令部（A.O.K.）之间的协同关系，以及双方所属部队之间的合作机制。
战前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联络和通信体系的发展起点
早在战前时期，德国空军便设立了空军代表官（Kommandeur der Luftwaffe，Koluft）这一职位。空军代表官作为陆军方面的空军顾问，承担着陆军、德国空军总参谋部、航空队及航空军之间的联络枢纽职能。[80] 在实际运用中，空军代表官通常与集团军司令部协同配合，较少情况下则与军司令部（A.K.）合作。[81]
然而，这一职位的设置主要涉及直接隶属于陆军的空军部队，例如防空部队（Flak）和侦察航空兵，[82]而并不涵盖那些为支援陆军作战而配属给集团军司令部的航空兵部队。[83] 因此，空军代表官实际上充当陆军与德国空军之间的信息交换节点，主要负责传递情报信息及转交空中支援请求。
在这一体系中，空军代表官本身主要发挥顾问作用，其对空军通信联络的协调以及对地面保障体系建设的推动，为航空兵部队提供了必要支撑。此外，该体系还使不同空军代表官之间得以保持联系，从而在更广泛的战线上共同掌握整体战斗态势（见图2）。[84]
据科拉姆的研究，航空联络军官（Fliegerverbindungsoffizier）首次出现于1937年的陆军演习中，其目的在于协调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的配合。
科拉姆同时指出，在此次演习中，“一个战斗机大队被安排为某个装甲师提供直接支援。”[85] 在他所引用的部分档案中，确实可以找到相关记录。然而，这种协同模式远未达到后来部分研究中所描述的成熟程度，也未能形成明确围绕直接支援任务构建的组织体系。
此次演习中，第135战斗机联队第1大队（I./Jagdgeschwader 135）的主要任务是确保第3军上空的空域安全，而非直接支援某一装甲师。该部队能否介入地面战斗，当时仅被认为“可以考虑”。[86] 此外，演习期间该大队因一次误会被错误划归某航空区承担防空任务，随后在错误得到纠正之前又遭遇一次空袭，致使其无法继续参加后续作战行动。[87]
德国空军关于此次演习的报告，既未提及该战斗机大队参与地面战斗，也未将这种短暂的隶属关系解读为空地协同的尝试，而仅将其存在的理由归结为为己方部队提供战斗机掩护。[88] 况且，这种安排更多体现的是陆军方面的设想，而非德国空军自身的理念，因此在原则上并未获得德国空军的认可。[89]由此可见，认为第135战斗机联队第1大队已通过此次演习而积累了直接空中支援及其任务指挥经验的说法，实属存疑。
进一步分析1937年此次演习的报告及附件可以发现，正是在这次演习之后，德国方面才开始提出建立航空联络体系及空中支援作战指挥体系的需求。在此次演习中，德国空军对陆军部队实施的直接空中支援，原则上仅限于航空侦察领域，这与《L. Dv. 16》的理论定位相一致。[90]
正如前文所述，在这一时期，除航空侦察之外，攻击航空机以及直接空中支援本身，无论是在作战理论还是技术发展层面，均尚未成为德国空军重点推进的方向。此外，无论是陆军关于此次演习的附件材料，还是德国空军提交的演习报告，均未出现“航空联络军官”这一概念。[91]
不过，空军通信部门总结的经验指出，陆军与空军之间的一般通信联络总体运转正常，但陆军的通信运行方式需要向空军体系靠拢，同时陆军所使用的野战通信网络与空军使用的固定通信网络之间存在明显差异。[92]
关于直接空中支援所需的通信与联络体系，相关资料中出现了两项值得关注的记录。
其一，应由某一指挥机构负责确保“全部通信联络体系（空情报告网、空情报告连、上级机构、空情汇总站、空军代表官等）能够正常运行”。[93]在此次案例中，文件所提及的是隶属于集团军群的战斗机大队指挥机构。这一设想，很可能成为后来在空军通信体系内部建立航空联络体系的最初雏形。
其二，为实现前线直接支援，德国空军还认为有必要“在地面战斗焦点区域，将一名航空兵军官（Fl. Offizier）[94]乘坐的配备Fu.G. IV无线电设备（或通信测试装置）的车辆尽可能靠前部署。他应通过无线电向后方报告空中和地面态势，并随后通过地空通信负责指挥前线空域上方航空部队的行动。”[95] 这一安排已接近后来形成的航空任务引导军官（Einsatzleitoffizier）制度，但在当时主要仍服务于战斗机掩护任务。
由此可见，1937年国防军演习推动了后来用于实现直接陆军支援的指挥与通信联络体系的发展。然而，这次演习不能被解读为对某种已然存在之体系的验证，因为这些体系在当时尚未真正建立。
1939年德国空军与陆军协同体系的状况
尽管战前演习已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德国空军与陆军协同作战的理念，但在进攻波兰之前，除围绕空军代表官建立的临时性体系及航空侦察体系之外，德国空军尚未建立起规模化的航空联络军官网络。
在1939年汇总形成的各类飞机运用指导原则中，虽然涉及了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的协同配合及不同机型在其中所承担的职能，但仍未出现有关通信与联络体系的具体内容。[96]
不过，关于轰炸航空兵、俯冲轰炸航空兵和攻击航空兵的相关规定表明，直接支援任务的重要性已有所提升，而完成此类任务需要“与部队进行深入协调”、“与前方部队保持密切联系”以及“与陆军指挥机构展开最紧密的合作”。[97]
关于这一体系逐步形成的线索，可从德国空军参与讨论的《H. Dv. 300 作战指挥（Truppenführung）》新版章节修订工作中找到。其中提出建立“航空指挥官（Fliegerführer）”制度，并将指定与陆军协同作战的航空兵部队置于其指挥之下。与此同时，航空指挥官还被要求主动在战斗地域建立联系，在陆军指挥机构内设置指挥所，并确保航空兵指挥官与空军战斗指挥所之间、航空兵指挥官与航空兵部队之间保持有效联络（见图2）。[98]
然而，当时的任务引导仍主要依靠航空标布和地面信号来标识目标及己方前线位置，尚不具备通过无线电实施直接作战指挥的能力。[99]战争期间，以航空标布和信号标识前线位置及目标的方式并未发生明显变化，这一任务后来也成为航空引导军官职责的组成部分，后文将对此进一步说明。
这一尚处于初步阶段的体系，在德国进攻波兰时首次接受实战检验，但当时实际上只有德国空军少数部队采用了这一方法。
基于波兰战役与法国战役经验形成的近距作战航空兵部队
关于波兰战役和法国战役期间直接空中支援经验的历史研究，学界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成果。其中，里希特霍芬少将指挥的第8航空军[100]，即所谓“近距作战航空军（Nahkampfkorps）”，始终是研究关注的焦点。不同研究者对其定位的理解不尽相同，但普遍将其视为德国空军为实施直接空中支援而重新调整组织结构的早期案例。
例如，福尔盖特指出，德国空军部队“为了近距支援……很早便被集中编组为一个师，随后进一步组建为一个航空军，即第8航空军”。[101]科拉姆同样指出，第8航空军是波兰战役期间德国空军的重要航空兵部队之一，并对法国战役的准备工作产生了影响。[102]霍斯特·布格则认为，该部队是德国空军中“唯一专门用于对陆军的直接空中支援的大型航空兵部队”。[103]
由此可见，基于第8航空军及其他航空兵部队在作战中积累的经验，波兰战役为研究德国空军如何在技术与组织层面实施直接空中支援提供了最初的参考依据。
在技术层面，人们很快发现，梅塞施密特Bf 110和容克Ju 87等机型并不完全适合执行直接空中支援任务。此处仅需简略提及这些技术层面的局限。更值得关注的是，实际攻击行动的经验表明，德国空军必须与陆军建立更为精确的协调机制。
例如，驱逐机（Zerstörer）[104]在低空飞行时由于速度过快，难以有效区分敌我，“斯图卡”在高空俯冲过程中也时常无法识别具体目标。[105]第2俯冲轰炸机联队（StG 2）第3大队甚至指出，在“斯图卡攻击中，无法判断指定攻击地点上究竟是敌方部队还是己方部队”。[106]
与此同时，第76驱逐机联队第1大队认为，对炮兵阵地、部队集结地及指挥部这些目标实施的攻击，只有在掌握极为精确的“目标资料”[107]时方有成功的可能。
航空标布、灯火信号以及分界线等识别措施总体上收效尚可，但“尽管存在上述约定……在运动战中，由于最前沿进攻部队出现难以预料的快速推进，误击己方部队的情况始终无法完全杜绝”。[108] 利用轰炸机直接支援陆军的尝试大多收效甚微，因为对“已展开部署的敌军……实施攻击被证明极其困难”。[109]
在波兰战役中，由于德国空军和陆军拥有压倒性优势，上述技术缺陷尚能被掩盖。然而，从武器装备技术的角度来看，直至1942年以后，随着专门用于近距支援的亨舍尔Hs 129灯攻击机以及改装为战斗轰炸机的福克沃尔夫Fw 190相继投入使用，这些问题才真正得到针对性的解决。
除技术层面的缺陷之外，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的协同同样亟待改善，以便建立更加协调、更为有效的指挥与引导体系，从而将航空兵部队准确引导至目标区域实施攻击。
战前时期在直接空中支援方面存在的种种不足，此时受到了强烈批评。第2航空军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缺陷”在于“和平时期没有训练空中攻击力量与地面部队之间的协同”。[110]第2航空师提交的相关报告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评价。[111]
甚至直至1943年，德国方面仍持续批评，在早期有关空地协同的讨论中，与陆军进行直接协同的问题“被视为处于次要地位”。[112]
波兰战役的经验表明，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的信息交换存在明显不足，而将空军代表官作为空地联络节点的做法，对于实现直接空中支援而言“完全无法满足需求”。[113] 尤其是陆军与空军之间，以及不同空军代表官之间信息传递速度迟缓的问题，受到了尤为集中的批评。[114]
为此，有观点提出，应借鉴并扩展近距侦察航空兵中已有的航空联络军官体系，使其进一步服务于集团军司令部和军司令部，同时为相关人员配备更多专用装备，包括有线通信设备、无线电通信设备以及菲泽勒Fi 156“鹳（Storch）”式联络飞机等。[115]
上述措施旨在改善空地协同，使德国空军能够更加紧密地融入陆军作战体系，从而为地面战斗提供直接支援。
尽管波兰战役中与陆军的协同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相关任务主要由驱逐机、俯冲轰炸机及轰炸机承担，[116]这些经验也推动了法国战役前德国空军相关能力的明显提升，[117]但此时仍不能认为德国空军已开始有计划地发展对陆军的直接空中支援体系。一个颇具说明意义的例子是，直至1943年12月，德国空军与陆军才首次举办了一次专门针对双方协同的联合训练班，参训人员同时来自国防军的两个军种。[118]
真正使直接支援进入德国空军关注核心的，是此后的对苏作战行动。[119]在这一过程中，德国空军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用于空地协同作战中实施直接空中支援的组织与联络体系。
其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包括近距作战航空军和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Nahkampfführer，Nakafü）的运用、通信联络体系，以及前线航空引导程序。
近距作战航空军与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区别与总体结构
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内部始终未能形成一种类似于西方盟军战术空军的组织体系，以沿宽广战线集中管理和引导直接空中支援任务。[120]
德国空军的总体组织结构，以及为特定作战行动向陆军提供支援的小型航空兵部队的运用方式，直至1945年均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其中，里希特霍芬于1939年组建的特殊用途航空指挥官部队（Fliegerführer z. b. V.，第8航空军），通常被视为这一体系最早的先例。
这种组织形式具有相当大的灵活性：1939年至1945年间，以“近距作战航空军”形式运用的航空军，并不存在一种固定不变的编制模式。[121] 其核心做法，是根据航空军所承担的具体任务，将所需的大队乃至中队、三机编队灵活集中编组。
“近距作战航空军”这一名称本身虽只是较为宽泛的界定，但从正式组织意义上看，它与普通航空军之间仍存在明确区别。近距作战航空军为完成近距支援任务，会着重配属攻击航空兵大队和俯冲轰炸航空兵大队，同时相应压缩轰炸航空兵大队的比重。
因此，从理论上而言，任何航空军只要具备特定的编成结构并采取相应的任务运用方式，均可发挥近距作战航空军的职能。[122]
由于并非每一个航空军或同等规模的航空兵部队，都能像近距作战航空军那样为对陆军的直接空中支援专门配备力量，航空军内部因此逐渐发展出规模较小的战斗编队。
这些编组通常从航空兵部队的编制兵力中抽调力量，临时组成战斗编队，一般由战斗机大队、攻击航空兵大队、俯冲轰炸航空兵大队及配属的侦察机三机编队构成。[123]德国空军最早在波兰战役中便积累了相关经验。[124]
“巴巴罗萨”行动发起前，约三分之一的轰炸航空兵大队，连同4个战斗机大队和3个俯冲轰炸航空兵大队，被抽调出来专门加强与陆军之间的协同。[125]负责指挥上述战斗编队的航空指挥官，有时会根据实际需要被临时称为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例如，1941年在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比亚韦斯托克至明斯克合围战中，第2航空军内部便组建了一个“临时参谋部”，专门负责支援第二装甲集群。[126]
此类战斗编队此后仍持续存在并被广泛使用，但最迟至1944年春季，“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这一名称已不再用于称呼这些单位（见图3）。[127]由于这些部队系临时组建，缺乏正式的编制依据，其在战术和战役层面的具体形态也随编成而有所不同。
德国空军从未为战斗编队或近距作战航空军制定正式的组织模式。因此，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并非某种固定结构的确立，而是此类临时性战斗编队数量的持续增加，以及德国空军内部攻击航空兵大队规模的不断扩充。
航空联络军官与航空引导军官：发展过程与职责范围
如前所述，波兰战役之前，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为实现直接支援而建立的通信与联络体系几乎毫无发展；波兰战役结束后至进攻苏联之前，这一体系的建设进展同样迟缓。
航空联络军官的主要职责是信息传递，在德国空军的指挥与命令体系中并不居于核心地位。事实上，此类人员的雏形在战前便已出现，近距侦察航空兵的相关实践即为一例。[128]
随着职责范围逐步超越单纯的侦察任务，航空联络军官在波兰战役后得到进一步发展，并在1940年法国战役中承担起集团军群与航空军之间的联络职能。[129]此后，他们也被纳入进攻苏联行动的准备工作之中。[130]
在这一阶段，航空联络军官主要依托德国空军通信部队开展工作，负责传递消息与信息，或维持与其他指挥层级（如航空区）之间的联系。[131]
需要指出的是，航空联络军官实际上存在多种类型，不应与航空引导军官混为一谈。
自波兰战役起，“航空联络军官”这一称呼逐渐得到广泛使用，但德国空军仍致力于对不同类型的联络人员作出更为明确的区分。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一级，设有航空队联络军官（V.O.L.）；在军和师一级，则设有空军通信联络军官（Ln.Verb.Offiz.）；在与近距侦察航空兵部队协同工作的陆军指挥机构中，则配备近距侦察航空兵联络军官（Flivo）。[132]其中，只有最后一种人员在德国空军的正式组织结构和官方称谓中被冠以“Flivo”之名。
这一缩写此后在非正式用语中，尤其是在陆军方面，很可能被泛指为所有类型的联络军官，这并不令人意外。[133]一方面，“Flivo”相较于V.O.L.或Ln.Verb.Offz.更为简洁便用；另一方面，该缩写早在1939年便已为近距侦察航空兵所采用，[134]因而很早便固定于德国空军的业务用语之中。
上述不同类型联络军官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其所连接的空军与陆军指挥层级有所不同，即分别负责建立航空队与集团军群/集团军司令部、航空军与军/师，以及陆军与空军近距侦察航空兵之间的联系。但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其实际工作内容基本相似，均作为空军与陆军相关机构之间的联络机构发挥作用。[135]
1944年春季，德国空军对自身的名称体系进行了调整，此举或许正是为了消除不同类型联络军官之间的混淆：V.O.L. 改称“航空联络军官”，Ln.Verb.Offz. 改称“航空联络军官（通信）”，负责近距侦察航空兵的人员则改称“航空联络军官（侦察）”（见图4）。[136]
与联络军官不同，航空任务引导军官（1944年春季起改称航空引导军官[Fliegerleitoffizier]）的职责，是“通过无线电通信将航空兵部队引导至目标”。[137]
航空引导军官这一概念的基本思想，既源于战前提出的设想，即由航空指挥官在靠近前线的战斗指挥所监督航空兵部队行动，[138]也吸收了波兰战役中的相关经验，[139]但德国空军同时面临一个现实问题：如此高度集中化的航空任务协调与引导体系，是否会使航空指挥官承担过重的负担。然而，靠近前线实施引导又是实际作战中不可回避的现实需求。
因此，至少自1942年下半年起，例如在东线空军司令部中，便出现了对航空引导军官的明确需求，尤其集中于攻击航空兵任务领域。这也表明，截至1942年年中，航空引导军官的规模可能仍然十分有限。[140]
然而仅仅一年之后，这一状况至少在制度层面发生了明显转变。1943年底前后，航空引导军官已正式出现于德国空军的训练文件、作战指导原则及指导手册文件之中。相关文件明确要求，航空引导军官应与地面部队保持联系，尤其须在“最前沿地面战斗重点区域”与部队紧密结合，且通常为一个装甲师配备多名航空引导军官。[141]这一安排使航空兵部队在接近目标过程中能够获得更为精确的目标引导，并可及时应对战场态势的变化，因为从提出支援请求到实际发动空袭，通常已历时1.5至3小时。[142]
不过，航空引导军官不得介入航空兵部队自身的指挥。这一限制促使部分人士主张，应由具备技术背景的军官担任此职，例如空军通信部队人员，而非航空兵部队人员。理由在于，此类人员既能确保通信联络的稳定，也不易在执行引导任务时进一步介入航空兵部队的指挥体系。[143]
与此同时，德国空军可能也意识到，仅凭这一体系仍难以完全满足实战需求。为此，1942年又提出应“在进攻部队中设置由经验丰富的攻击航空兵军官负责的攻击航空兵引导所”。[144]（见图5）
当然，实际执行中亦存在例外。在部分攻击航空兵任务中，会通过联络军官与陆军指挥机构建立独立联系，例如与军或装甲师保持直接沟通，以绕开航空军集中管理体系的限制，从而实现更为紧密的协同配合。[145]
随着航空联络体系的确立与推广，德国空军逐步建立起一套通信联络网络，使其得以在集团军司令部负责的作战行动中，针对战斗重点区域实施有针对性的空中支援。在这一思路下，部分被认为已无必要的组织结构相继遭到裁撤，例如1942年春季对空军代表官体系的调整。[146]
然而，德国空军始终未能建立起类似盟军战术空军的更高层级组织体系，以在宽广战线上统一管理和引导此类空中支援行动。
支援航空军与集团军司令部直接协同的航空通信联络网络
德国空军空军通信部队（Luftnachrichtentruppe，Ln.-Truppe）具备建立通信联络体系的能力，可通过电话、有线通信、电传通信、无线电测向及无线电通信等多种手段实现信息传递。
这一体系的基础早在1935年德国空军公开化之前便已奠定。[147]1937年秋季，空军通信部队的规模尚不足2.3万人，至战争爆发前已增至5.8万人。[148]1939年夏季，每个航空队均下辖一个空军通信团，并进一步编有若干空军通信连及空军通信站。[149]
值得注意的是，空军通信部队约40%的人员须用于保障航空基地的日常运行，这一比例充分说明了地空通信与地地通信中以地面设施为基础的信息交换的重要地位。[150]
战前建立的通信体系在1939年的实际作战中很快便暴露出诸多局限。
波兰战役期间，德国空军不得不动用安装无线电设备的Ju 52运输机，以维持不同航空兵部队之间的联系。[151]与此同时，陆军与空军之间也提出了统一电传通信作业的要求。[152]第1航空师及东普鲁士空军司令部均要求扩大空军通信部队规模，以确保德国空军与集团军司令部及前线作战部队之间保持可靠联系。[153]
此外，空军通信部队在训练水平、动员编制规模及协同能力方面的不足也随之浮出水面。第2航空军指出，空军通信部队不仅在部队推进过程中无法迅速扩展通信网络，甚至还需要抽调机载无线电学员参与相关任务。该航空军还批评空军通信部队的战术训练“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无法满足与航空兵部队顺畅协同的需求”。[154]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无法对空军通信体系自身规模扩张的过程作进一步展开，但通过比较1939年、1940年及1945年的相关数据，仍可清晰看出空军通信体系在战争进程中的重要性是如何持续提升的。
据布格指出，1940年的空军通信部队已达24.3万人规模，而仅在一年前，该部队兵力尚约为5.5万人。这一快速而显著的增长主要源于战争动员，此后的规模变化则相对平稳，至1945年时仍维持在约25万人左右。[155]
由这一体系形成的复杂通信网络，使集团军司令部得以实施直接支援，并实现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的联系（见图6）。[156]
然而，有必要对两类不同的通信网络加以区分：一类是隶属于集团军司令部的近距侦察航空兵通信网络，另一类则是航空军或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所使用的通信网络。空军通信部队负责建设和维护这两类网络，并保障双方之间的信息交换。近距侦察航空兵通过近距侦察航空兵联络军官[157]，更为紧密地融入陆军通信网络，尤其是集团军司令部的通信网络之中。
此外，近距侦察航空兵还须与同一集团军司令部提供支援的当地航空兵部队，包括航空军、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及各战斗编队，保持直接的信息交流，以避免将额外的协调负担转嫁至侦察航空兵上级指挥机构及航空队。
航空联络军官的职责是“确保陆军指挥机构、航空军、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以及近距侦察航空兵大队之间的联络”。[158] 这一职责要求近距侦察航空兵联络军官与空军通信联络军官或航空队联络军官之间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159]
近距侦察航空兵通信网络虽在集团军司令部层面实行集中管理，但这一体系仍向“横向层面”延伸扩展，通过直接联系或经由航空军建立的间接联系，与各航空兵部队保持沟通。与此同时，该体系还形成了“纵向层面”的延伸分支，通过通往航空队的通信线路保持连接。
此外，部分联系还通过派驻于地面战斗重点方向陆军师中的联络军官加以建立。由8至10个空军通信站组成的网络，每日可生成约300份通信报告。[160]
由此，侦察成果得以迅速传递至相关机构，由各机构针对可能的航空兵任务独立进行分析与准备。与此同时，部署在野战机场上的航空兵部队，也可监听侦察航空兵发送的无线电通信报告，从而快速自主地获取侦察成果。[161]
这一案例同样表明，1942年初撤销空军代表官，确实在一定程度上精简了整个体系。此前，空军代表官曾作为侦察航空兵与航空军之间的联络节点，在德国空军侦察体系中扮演着额外的协调角色。
与隶属于集团军司令部的近距侦察体系不同，受命执行支援任务的航空兵部队，其空军通信分队围绕自身指挥结构形成了一套更为集中化的体系（示例见图7）。[162]
在这一体系中，航空军是各部队之间的核心联络节点，既负责与集团军司令部之间的联络，也负责调度所属的轰炸航空兵大队、俯冲轰炸航空兵大队、战斗机大队及攻击航空兵大队。上述联系既可通过隶属于集团军司令部的空军指挥机构建立，也可由航空军前线战斗指挥所直接协调。相关航空兵部队须与正在实施地面战斗的陆军部队保持持续的信息交换。
此外，航空兵部队还可借助航空任务引导军官实施其他地域性引导，但此类联系并不赋予航空任务引导军官对航空兵部队的指挥权。[163]
五、结论
本文对二战期间德国空军为实现与陆军协同、实施直接支援而建立的相关体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这些体系的形成过程，并就指挥、引导及通信体系中各类参与主体所承担的职责作出了进一步说明。
这一研究视角使我们得以更加细致、更具区分性地重新审视德国空军对陆军的直接空中支援方式，而此类分析在早期研究文献中较为少见。
通过对第一手资料的分析，本文首先明确区分了德国空军在概念层面上对间接空中支援与直接空中支援之间的界定。考察战前德国空军的发展可以发现，其主要建设方向仍集中于实施间接支援。因此，在1939年以前，无论是在作战理论还是组织结构方面，德国空军的直接空中支援均未得到充分发展，其早期作战行动的经验教训也进一步暴露了德国空军在这一领域的能力不足。
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聚焦于二战期间为实现直接空中支援而逐步形成的通信、联络及航空引导体系，就其发展过程与组织结构展开专项研究。通过梳理指挥结构、通信结构及联络体系的持续演变，本文呈现了德国空军与陆军之间协同关系不断深化的历史脉络。
由此可见，在进攻波兰之前，德国空军既未建立一套完善的直接空中支援指挥、引导和通信网络，也未将建设这一网络列为重点发展方向。相关理念的雏形虽可追溯至这一时期，但即便结合波兰战役和西线战役的经验，其结果也仅推动了一些有限的调整，且部分变化仅体现在第8航空军等少数航空兵部队之中。
因此，德国空军是否真正可以被视为直接空中支援领域的先驱，仍有待商榷。事实上，直到1941年东线战事爆发后，这一问题才真正进入德国空军的关注视野。相关组织结构调整及通信与联络体系的发展，大致可追溯至1942年年中。换言之，在法国战役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德国空军并未推动任何根本性的体系变革。
本文目前仅作为引论提出的初步比较尚需进一步研究与验证，但已可初步表明：德国空军在空中支援领域并不存在明显领先于盟军的发展优势，这种优势也并非源自1939年至1941年间积累的作战经验。德国空军直接空中支援体系的发展，究竟主要奠基于1941年以后的东线战争经验，还是如同西方盟军一样同样受到北非战役经验的影响，仍有待进一步探讨。未来可通过对1941年至1943年间不同航空兵部队的案例研究及专项比较分析，对这一问题作出更为深入的回答。
本文未能进一步讨论的另一重要问题，是直接空中支援在实际作战中的具体实施方式。本文虽已梳理了相关组织结构，但对实际流程的分析尚未展开。此外，分别对攻击航空兵大队、反坦克航空兵大队及俯冲轰炸航空兵大队进行专项研究，并深入分析这些部队的具体作战运用，或将为理解德国空军在战术和战役层面的运作方式提供新的认识。
六、参考文献
Boog, Horst.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Führungsprobleme, Spitzengliederung, Generalstabsausbildung, Stuttgart 1982.
Boog, Horst (Hrsg.). Luftkriegsfüh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Bonn 1993.
Boog, Horst. Die Luftwaffe, in: Roth, Günter (Hrsg.),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740.
Creek, Eddie. Junkers Ju 87 - From Dive-Bomber to Tank-Buster 1935-1945, Hersham 2012.
Corum, James. The Luftwaffe - Creating the Operational Air War 1918-1940, Lawrence 1997.
Dierich, [Hptm.]. Der Flieger - Dienstunterricht in der Fliegertruppe, Berlin 1940.
Duiven, Rick; Abbott, Dan-San. Schlachtflieger!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Air/Ground Support 1916-1918, Atglen 2006.
Franke, Hermann. Handbuch der neuzeitlichen Wehrwissenschaften. Bd. 3.2: Die Luftwaffe, Berlin 1939.
Forget, Michel.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uftwaffe und Heer bei den französischen und deutschen Luftstreitkräf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Boog, Horst (Hrsg.), Luftkriegsfüh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Bonn 1993.
Gooderson, Ian. Air Power at the Battlefront - Allied Close Air Support in Europe 1943-45, Oxon 1998.
Gladman, Brad. Intelligence and Anglo-American Air Support in World War Two - The Western Desert and Tunisia, 1940-43, Basingstoke 2009.
Griehl, Manfred; Dressel, Joachim, Flugzeuge gegen Panzer - Deutsche Panzerjäger und Schlachtflugzeuge, Friedberg 1990.
Hermann, Dietmar, Focke-Wulf Fw 190 F und G - Vom schnellen Jäger zum Jagdbomber und Schlachtflugzeug. Entwicklung, Produktion und Einsatz, Lemwerder 2012.
Hermann, Dietmar; Leveranz, Ulrich; Weber, Eberhard, Focke-Wulf Fw 190 A - Die ersten Baureihen, Oberhaching 2002.
Homze, Edward, Arming the Luftwaffe - The Reich’s Air Ministry and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1919-1939, Lincoln 1976.
Kast, Bernhard; Bergs, Christoph, German Army Regulation on the Medium Tank Company H. Dv. 470/7 Mittlere Panzerkompanie from May 1941, Linz 2019.
Kehrt, Christian, Moderne Krieger - Die Technikerfahrungen deutscher Militärpiloten 1910-1945, Paderborn 1998.
Köhler, Karl; Hummel, Karl-Heinz, Die Organisation der Luftwaffe 1933-1939, in: Hackl, Othmar (Hrsg.); Messerschmidt, Manfred (Hrsg.), Handbuch zur 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1648-1939, München 1978.
Klink, Ernst, Die militärische Konzeption des Krieges gegen die Sowjetunion, in: Roth, Günter (Hrsg.),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352 [präzise?].
Pegg, Martin, Hs 129 Panzerjäger!, Burgess Hill 1997.
Powell, Matthew,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Tactical Air Power, 1940-1943 - A History of Army Co-operation Command, London 2016.
Proctor, Raymond, Hitler’s Luftwaff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Connecticut 1983.
Philpott, Ian, The Royal Air Force - An Encyclopedia of the Inter-War Years, Bd. 2: Re-armament 1930-1939, Barnsley 2008.
Roth, Günter (Hrsg.),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1.
Rother, Rainer; Prokasky, Judith, Die Kamera als Waffe - Propagandabilder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München 2010.
Rudel, Hans Ulrich, Mein Kriegstagebuch - Aufzeichnungen eines Stukafliegers, 2. Auflage, München 1987.
Smith, Peter, Dive Bomber. Aircraft, Techniques and Tactics in World War II, Newbury 2008.
Smith, Richard; Creek, Eddie, Focke Wulf Fw 190, Bde. 1-3, Manchester 2011, 2012, 2014.
Sterrett, James, Soviet Air Force Theory, 1918-1945, Abingdon 2007.
Völker, Karl-Heinz,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 Aufbau, Führung und Rüstung der Luftwaffe sowie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Luftkriegstheorie, Stuttgart 1967.
Wehner, Jens, „Technik können Sie von der Taktik nicht trennen“ - Die Jagdflieger der Wehrmacht, Frankfurt am Main 2022.
BArch, RH 1/1558, Truppenführung, II. Teil Abschnitt XIV-XXIII und Anhang, 1934.
BArch, RH 2/185, Wehrmachtmanöver (Heer) 1937.- Bericht, Bd. 2: Anlagen, Berlin 1938.
BArch, RH 2/187, Bericht über die Wehrmachtmanöver (Luftwaffe) 1937, Bd. 1/1: Verlauf, Berlin 1938.
BArch, RH 10/35, Zusammenarbeit Heer/Luftwaffe, besondere Lehrgänge in Gatow, 18.11.1943.
BArch, RL 1/658, L.Dv. 16 Luftkriegsführung, Berlin 1935 [Nachdruck 1940].
BArch, RH 2/210,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Tieffliegerangriffe, April 1938.
BArch, RL 2-11/157, Wehrmachtmanöver der Luftwaffe 1937, Berlin 1938.
BArch, RL 7-1/12, Erfahrungsberichte der Führungsstellen und unterstellten Verbände über den Einsatz in Polen, o. D.
BArch, RL 8/240, Merkblatt für das Zusammenwirken der Erdtruppe mit Verbänden des VIII. Fl. Korps, Generalkommando VIII. Fliegerkorps Ia B. Nr. 7439/42 geh., 24.5.1942.
BArch, RL 16-10/1, Leitfaden Lufttaktik, Teil A: Allgemeine Grundlagen, 1.10.1943.
BArch, RL 16-10/12, Leitfaden Lufttaktik Teil C: Lehrplanübung - Nahkampfkorps, 1.10.1943.
CAMO, Fond 500 Opis 12459 Delo 3, Merkblatt für den Einsatz von Aufklärungsstaffeln (H), August 1939.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H. Dv. 300, Merkblatt für den Einsatz der Fliegertruppe zur unmittelbaren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Sommer 1939, Berlin 1939.
CAMO, Fond 500 Opis 12451 Delo 36, Richtlinien für die Zusammenarbeit Heer - Luftwaffe auf Grund der Erfahrung im polnischen Feldzuge, 25.11.1939.
CAMO, Fond 500 Opis 12454 Delo 54, Erfahrungsbericht des Gen.Kdos. XIV. A.K. Ia Nr. 475/40 geh., 28.7.1940.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Kommando der Luft-Kriegsschulen, Leitfaden für den Unterricht auf den Luft-Kriegsschulen: Lufttaktik, 1939.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Ausgegebene Umdrucke über Luftwaffenlehre, 7. Lehrgang, o. D.
CAMO, Fond 500 Opis 12454 Delo 334, Anhang Drahtnachrichtennetz zu Umgliederung der Befehlsverhältnisse im Bereich Koluft Mitte, 17.1.1942.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416, Polenkrieg 1939 Erfahrungsberichte von Dienststellen der Luftflotte 4, o. D.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471, Luftwaffenkommando Ost: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24.7.1942.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Polenfeldzug 1939. Erfahrungsberichte der Fliegerdivision II, o. D.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649, Stab/Jagdgeschwader Richthofen, Erfahrungsbericht des Luftwaffenstabes über die Panzerversuchsübung des Heeresgruppenkommando 1, 1.6.1938.
CAMO, Fond 500 Opis 12478 Delo 2, Panzerdivision Kempf Ia Nr. 519/39 geh.,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den Feldzug in Polen, 7.10.1939.
CAMO, Signatur unbekannt, Ausbildungshinweis Nr. 19 (Zusammenarbeit Heer - Luftwaffe), 27.3.1944.
NATO, ATP-3.3.2.1, Tactical,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Close Air Support and Air Interdiction, Edition D, Version 1, April 2019.
NATO, ATP-27(C)/AJP-3.3.2, Air Interdiction and Close Air Support, Juni 1999.
七、术语表
原文
中文
Schlachtflieger
攻击航空兵
Schlachtflugzeug
攻击机
Kampfflieger
轰炸航空兵
Kampfflugzeug
作战飞机
Sturzkampfflieger
俯冲轰炸航空兵
Sturzkampfflugzeug
俯冲轰炸机
Panzerjäger
反坦克航空兵
Jagdflieger
战斗机航空兵
Jagdflugzeug
战斗机
Jagdbomber
战斗轰炸机
Zerstörer
驱逐机
Aufklärer
侦察航空兵
Luftkämpfe
空战
Erdkämpfe
地面战斗
Hauptkampflinie (HKL)
主战线
Luftunterstützung
空中支援
unmittelbare Luftunterstützung
直接空中支援
mittelbare Luftunterstützung
间接空中支援
Nahunterstützung
近距支援
Luftwaffenkommando
空军指挥部
Luftflotte
航空队
Fliegerkorps
航空军
Gefechtsverband
战斗编队
Fliegerdivision
航空师
Geschwader
联队
Gruppe
大队
Staffel
中队
Kette
三机编队
Schwarm
四机编队
Rotte
双机编队
Nahaufklärung
航空近距侦察
Luftwaffennachrichtentruppe
空军通信部队
Luftnachrichtentruppe（Ln.-Truppe）
空军通信部队
Kommandeur der Luftwaffe（Koluft）
空军代表官
Fliegeroffizier
航空兵军官
Fliegerverbindungsoffizier
航空联络军官
Fliegerverbindungsoffizier (Ln.)
航空联络军官（通信）
Fliegerverbindungsoffizier (Aufkl.)
航空联络军官（侦察）
Fliegerverbindungsoffizier der Nahkampfaufklärer （Flivo）
近距侦察航空兵联络军官
Fliegerführer
航空指挥官
Einsatzleitoffizier
航空任务引导军官
Leitoffizier
航空引导军官
Fliegerleitoffizier
航空引导军官
Nahkampfführer（Nakafü）
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
Verbindungsoffizier der Luftflotte （V.O.L）
航空队联络军官
Luftnachrichtenverbindungsoffizier (Ln.Verb.Offz.)
空军通信联络军官
Nördl. Lw. Achse
北线空军通信干线
Südl. Lw. Achse
南线空军通信干线
Aufkl.Gr.(H) Nord
北线近距侦察航空兵大队（陆军）
Aufkl.Gr.(H) Süd
南线近距侦察航空兵大队（陆军）
Aufkl.Gr.(F)
远程侦察航空兵大队
Aufkl.Fl. Führer
侦察航空兵指挥官
Luftvermittlung
空军通信交换站
Fliegerhorst
航空基地
Einsatzhafen I. Ordnung
一级前进机场
参考
1.作者感谢伯恩哈德·卡斯特（Bernhard Kast）和罗曼·托佩尔博士（Dr. Roman Töppel）在资料搜集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以及他们针对陆军档案资料提出的宝贵意见。
2.这里所指的是反坦克航空兵，即使用专门用于执行反坦克作战、装备机炮或火箭弹等武器的飞机的航空兵。
3.Creek, Eddie, Junkers Ju 87 - From Dive-Bomber to Tank-Buster 1935-1945, Hersham 2012.
4.Hermann, Dietmar, Focke-Wulf Fw 190 F und G - Vom schnellen Jäger zum Jagdbomber und Schlachtflugzeug. Entwicklung, Produktion und Einsatz, Lemwerder 2012.; Hermann, Dietmar; Leveranz, Ulrich; Weber, Eberhard, Focke-Wulf Fw 190 A - Die ersten Baureihen, Oberhaching 2002.
5.Siehe Bücherreihe von Smith, Richard; Creek, Eddie, Focke Wulf Fw 190, Bde. 1-3, Manchester 2011, 2012, 2014.
6.Pegg, Martin, Hs 129 Panzerjäger.1, Burgess Hill 1997, S. 20.
7.笔者译文。原文：“On land,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rmored columns and the dive-bombers was also demonstrated. Liaison officers kept up with the advance and directed Stuka strikes against standpoints, artillery, bridges, and troop concentrations, crippling the enemy and restriction his movements.”Smith, Peter, Dive Bomber: Aircraft, Techniques and Tactics in World War II, Newbury 2008, S. 182.
8.关于这一主题，参见Rainer; Prokasky, Judith, Die Kamera als Waffe - Propagandabilder des Zweiten Weltkrieges, München 2010; Kehrt, Christian, Moderne Krieger - Die Technikerfahrungen deutscher Militärpiloten 1910-1945, Paderborn 1998, Kap. 4.
9.例如：Rudel, Hans Ulrich, Mein Kriegstagebuch - Aufzeichnungen eines Stukafliegers, 2. Auflage, München 1987.
10.Boog, Horst,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Führungsprobleme, Spitzengliederung, Generalstabsausbildung, Stuttgart 1982, S. 190-193.
11.Völker, Karl-Heinz,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 Aufbau, Führung und Rüstung der Luftwaffe sowie die Entwicklung der deutschen Luftkriegstheorie, Stuttgart 1967.
12.例如参见：Boog, Horst (Hrsg.), Luftkriegsfüh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Bonn 1993; Köhler, Karl; Hummel, Karl-Heinz, Die Organisation der Luftwaffe 1933-1939, in: Hackl, Othmar; Messerschmidt, Manfred, Handbuch zur deutschen Militärgeschichte 1648-1939,, München 1978, S. 535.
13.例如参见：Roth, Günter (Hrsg.),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1.
14.Wehner, Jens, „Technik können Sie von der Taktik nicht trennen“ - Die Jagdflieger der Wehrmacht, Frankfurt am Main 2022.
15.《德意志帝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自1990年起以《Germany and the Second World War》为英文书名，由克拉伦登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计划共13卷。目前最后两卷仍尚未出版。
16.Forget, Michel,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uftwaffe und Heer bei den französischen und deutschen Luftstreitkräften im Zweiten Weltkrieg, in: Boog, Horst (Hrsg.), Luftkriegsführung im Zweiten Weltkrieg, Bonn 1993, S. 503.
17.Corum, James, The Luftwaffe - Creating the Operational Air War 1918-1940, Lawrence 1997. S. 94-98.
18.Gooderson, Ian, Air Power at the Battiefront - Allied Close Air Support in Europe 1943-45, Oxon 1998.
19.Gladman, Brad, Intelligence and Anglo-American Air Support in World War Two - The Western Desert and Tunisia, 1940-43, Basingstoke 2009.
20.Powell, Matthew, The Development of British Tactical Air Power, 1940-1943 - A History of Army Co-operation Command, London 2016.
21.Duiven, Rick; Abbott, Dan-San, Schlachtflieger! Germany and the Origins of Air/Ground Support 1916-1918, Atglen 2006.
22.Corum, The Luftwaffe, S. 94-98.
23.Philpott, Ian, The Royal Air Force - An Encyclopedia of the Inter-War Years, Bd. 2: Re-armament 1930-1939, Barnsei: 2008.
24.Sterrett, James: Soviet Air Force Theory, 1918-1945, Abingdon 2007, S. 80-85.
25.例如参见Beispiel Corum, The Luftwaffe; sowie Smith, Dive Bomber.
26.亦称《德国空军印刷条令（Luftwaffendruckvorschrift）》
27.BArch, RL 1/658, L.Dv. 16 Luftkriegführung und Luftkriegführung als Nachdruck, Berlin 1935, S. 10.
28.BArch, RL 1/658, S. 12 f.
29.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H. Dv. 300, Merkblatt für den Einsatz der Fliegertruppe zur unmittelbaren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Sommer 1939, Berlin 1939, S. 1 f., BI. 5 f.
30.BArch, RL 1/658, S. 42-42a.
31.Forge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uftwaffe und Heer, S. 503.
32.BArch, RL 1/658, S. 40 f.
33.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Kommando der Luft-Kriegsschulen, Leitfaden für den Unterricht auf den Luft-Kriegsschulen: Lufttaktik, 1939, S. 18.
34.Corum, The Luftwaffe. S. 144.
35.Homze, Edward, Arming the Luftwaffe - The Reich’s Air Ministry and the German Aircraft Industry, 1919-1939, Lincoln 1976, S. 132.
36.Forge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uftwaffe und Heer, S. 496.
37.BArch, RL 1/658, L.Dv. 16 Luftkriegführung und Luftkriegführung als Nachdruck, Berlin 1935, S. 7.
38.此处所说的“斯图卡”是在广义上指俯冲轰炸机，而不是特指容克Ju 87。
39.参见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 185.
40.Dierich, [Hptm.], Der Flieger - Dienstunterricht in der Fliegertruppe, Berlin 1940, S. 5.
41.1935年至1939年间，俯冲轰炸航空兵隶属于德国空军指挥局（Luftwaffenkommandoamt，后改组为德国空军总参谋部[Generalstab der Luftwaffe]）下辖的 战斗机航空兵和俯冲轰炸航空兵监察局（Fn Jn 3）。随着埃哈德·米尔希（Erhard Milch）主持实施机构调整，俯冲轰炸航空兵改隶轰炸航空兵监察局（Inspektion der Kampfflieger）。参见：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owie 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S. 185 f.
42.“斯图卡（Stuka）”这一缩写源自俯冲轰炸机（Sturzkampfbomber）。 虽然如今该缩写几乎仅用于指代容克Ju 87，但在二战时期，它同样被用于其他类型的飞机。
43.Rother; Prokasky, Die Kamera als Waffe.
44.Anlage 1 zur Luftwaffen-Lehr-Division la Nr. 2409/39 geh. V. 30.9.1939, Bericht über die während des Einsatzes gegen Polen (15.8-19.9.39) gemachten Erfahrungen, in: BArch, RL 7-1/12.
45.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82 f„ 88.
46.关于这一点，请参见本文第四章中的相关论述。
47.BArch, RL 2-11/157, Wehrmachtmanöver der Luftwaffe 1937, Berlin 1938, S. 31.
48.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649, Stab/ Jagdgeschwader Richthofen, Erfahrungsbericht des Luftwaffenstabes über die Panzerversuchsübung des Heeresgruppenkommando 1,1.6.38, S. 30.
49.Corum, The Luftwaffe, S.138, 245
50.此处唯一的例外，是针对永久性防御工事实施的准备性攻击。参见：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S. 2 f., BI. 6 f.
51.在北约部队中，一般将直接空中支援与间接空中支援进一步区分为三种类型，即近距空中支援（Close Air Support，CAS）、战场空中遮断（Battlefield Air Interdiction，BAI）和空中遮断（Air Interdiction，AI）。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样，这些概念之间也难以作出严格的界限划分，因为CAS、BAI与AI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相互重叠，其具体归类也会因不同的理解而有所差异。可参见：NATO, ATP-3.3.2.1, Tactical, Techniques and Procedures for Close Air Support and Air Interdiction, Edition D, Version 1, April 2019; NATO, ATP-27(C)/AJP-3.3.2, Air Interdiction and Close Air Support, Juni 1999.
52.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H. Dv. 300, S. 1, BI. 5.
53.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134.
54.BArch, RL 1/658, S. 40-42. Siehe auch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S. 1, BI. 5; BArch, RL 16-10/12, Leitfaden Lufttaktik Teil C: Lehrplanübung - Nahkampfkorps, 1.10.1943, Abschnitt C la, S. 4.
55.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Merkblatt für den Einsatz der Fliegertruppe zur unmittelbaren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1.7.1939, S. 6.
56.参见：ObL, General der Jagdflieger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September 1942,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Ausgegebene Umdrucke über Luftwaffenlehre, 7. Lehrgang, o. D.; sowie Vortrag Hptm. V. Schwimtz, Zusammenarbeit von Nahkampf und Aufklärungsverbänden der Luftwaffe mit der Erdtruppe, 29.6.1943,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57.“突入（Einbruch）”是“突破（Durchbruch）”的前置阶段，指部队已经进入敌军第一线阵地的一种攻击行动。参见：Kast, Bernhard; Bergs, Christoph, German Army Regulation on the Medium Tank Company H. Dv. 470/7 Mittlere Panzerkompanie from May 1941, Linz 2019, S. 111 f.
58.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S. 2 f„ BI. 6 f.
59.这种形象化的表述方式经常出现在德国空军的条令、指导手册以及演讲材料中，用于直观说明航空兵如何在战斗重点区域内实施直接空中支援。参见：dazu Vortrag Schwimtz, Zusammenarbeit von Nahkampf und Aufklärungsverbänden der Luftwaffe mit der Erdtruppe, S. 18,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BI. 19; sowie auch ObL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Zusammenwirkung der Fliegertruppe mit dem Heer, September 1942, S. 13,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Ausgegebene Umdrucke über Luftwaffenlehre, 7. Lehrgang, o. D„ BI. 64; und 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Taktische Richtlinien: Zusammenarbeit der Fliegertruppe mit dem Heer, Abschnitt C la, in BArch, RL 16-10/12, S. 6.
60.参见：ObL, General der Jagdflieger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September 1942,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sowie Schwimtz, Zusammenarbeit von Nahkampf und Aufklärungsverbänden der Luftwaffe mit der Erdtruppe,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61.ObL, General der Jagdflieger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September 1942, S. 4,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62.参见：ObL, General der Jagdflieger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Einsatz von SchlachtfHegern, September 1942,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63.BArch, RH 1/1558, Truppenführung II. Teil Abschnitt XIV - XXIII und Anhang, 1934, Abs. 778; sowie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134.
64.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150.
65.Franke, Hermann, Handbuch der neuzeitlichen Wehrwissenschaften. Bd. 3,2: Die Luftwaffe, Berlin 1939, S. 321.
66.Franke, Handbuch der neuzeitlichen Wehrwissenschaften, S. 107-113,181, 381.
67.BArch, RL 2-11/157, S. 158.
68.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649, S. 34.
69.Proctor, Raymond, Hitler’s Luftwaffe in the Spanish Civil War, Connecticut: 1983, S. 118-121,150 f., 256 f. Siehe auch BArch, RH 2/210,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Tieffliegerangriffe, 30. April 1938.
70.BArch, RH 2/210,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Tieffliegerangriffe, 30. April 1938.
71.Pegg, Hs 129 Panzerjäger!, S. 20
72.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143.
73.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 97 f.
74.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 9, S. 170.
75.Köhler, Hummel, Die Organisation der Luftwaffe 1933-1939, S. 551.
76.Griehl, Manfred; Dressel, Joachim, Flugzeuge gegen Panzer - Deutsche Panzerjäger und Schlachtflugzeuge, Friedberg 1990, S. 8.
77.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 89.
78.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189.
79.关于这一问题的概述，参见 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S. 190-193.
80.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S. 192.
81.Corum, The Luftwaffe, S. 247. 1937年一次国防军演习后，曾否决了在军级单位内部赋予航空兵部队（侦察航空兵）指挥权限的方案。参见：BArch, RL 2-11/157, S. 157.
82.此外，派驻集团军司令部的空军代表官还应在补给事务方面协助陆军。
83.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12-14.
84.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S. 12, BI. 16; sowie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12 14.
85.参见Corum, The Luftwaffe, S. 247. Corum在此处也使用了“Flivo”缩写。这一缩写并不能直接从其引用的档案中确认。他引用的是Oberbefehlshaber Heer, Anlasen zum Bericht über die Wehrmachtmanöver (Heer) 1937, Berlin 1938中的附件64和79。这些材料可在德国联邦档案馆查阅，档案编号为BArch, RH 2/185.
86.Anlage 64, Armeebefehl Nr. 5, 22.9.37, S. 48, in BArch, RH 2/185, Anlagen zum Bericht über die Wehrmachtmanöver (Heer) 1937, Berlin 1938.
87.BArch, RH 2/187, Bericht über die Wehrmachtmanöver (Luftwaffe) 1937, Bd. 1/1: Verlauf, Berlin 1938, S. 39 f.
88.BArch, RL 2-11/157, S. 158 f.
89.Köhler, Hummel, Die Orsanisation der Luftwaffe 1933-1939, S. 535.
90.参见BArch, RH 2/185, Wehrmachtmanöver (Heer) 1937.- Bericht, Bd. 2: Anlagen, Berlin 1938.
91.关于陆军档案，参见BArch, RH 2/185; für die Luftwaffe BArch, RL 2-11/157.
92.BArch, RL 2-11/157, S. 86.
93.BArch, RL 2-11/157, S. 158.
94.航空兵军官（Fliegeroffizier）
95.BArch, RL 2-11/157, S. 159.
96.这里再次只提到了空军代表官（Koluft）。参见：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97.原文有下划线强调。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77 f., 97,149-151.
98.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S. 6-8, BI. 10-12.
99.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S. 11 f„ BI. 15 f.
100.第8航空军（VIII. Fliegerkorps）的正式组建直到1939年10月5日才完成，但其历史可以追溯至1939年7月设立的特殊用途航空兵指挥官参谋部（Stab des Fliegerführers z. b. V.，zur besonderen Verwendung）。1939年10月1日，该机构曾临时更名为特殊用途航空兵师（Fliegerdivision z. b. V.）。参见：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S. 190.
101.Forge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uftwaffe und Heer, S. 496.
102.Corum, The Luftwaffe, S. 272-277.
103.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S. 23,191.
104.此处指双发梅塞施密特Bf 110。该机虽然最初设计用于与敌方战斗机进行空战，但在波兰战役中也已经被用于对地攻击。战争期间，驱逐机进一步改装用于攻击航空兵任务。参见：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39, S. 122; sowie BArch, RL 16-10/10.
105.Bericht der I. (Zerstörer)/L.G. 1 über Erfahrungen auf dem Einsatz über Polen, o. D., in: BArch, RL 7-1/12. S. 110 f„ BI. 112 f. Siehe auch I. Zerstörergeschwader 76, Bisherige Erfahrungen im Einsatz von Zerstörern im Feldzug gegen Polen, 26.9.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Polenfeldzug 1939. Erfahrungsberichte der Fliegerdivision II, o. D.. S. 1-4, BI. 22-25.
106.III./Stuka Immelmann 2, Br.B. Nr. 7/39, Erfahrungen im Polenfeldzug, 24.9.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1, BI. 41.
107.1. Zerstörergeschwader 76, Bisherige Erfahrungen im Einsatz von Zerstörern im Feldzug gegen Polen, 26.9.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1-4, BI. 22-25.
108.II. Fliegerkorps,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in Polen, 15.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8 f„ BI. 10 f.
109.Ill./Kampfgeschwader 76,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den Einsatz gegen Polen, 30.9.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8, BI. 72.
110.II. Fliegerkorps,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in Polen, 15.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8 f„ BI. 10 f.
111.I./Kampfgeschwader 76, Kurze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gegen Polen, 1.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2, BI. 59.
112.Schwimtz, Zusammenarbeit von Nahkampf und Aufklärungsverbänden der Luftwaffe mit der Erdtruppe, S. 1,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BI. 2.
113.II. Fliegerkorps,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in Polen, 15.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17 f„ BI. 19 f.
114.Kampfgeschwader 76, Kurze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gegen Polen, 15.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1-12, BI. 46-57.
115.I./Kampfgeschwader 76, Kurze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Einsatz gegen Polen, 1.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2, BI. 59; siehe auch Kampfgeschwader 76, Kurze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gegen Pole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7, BI. 52.
116.Anlage 1 zu Luftwaffen-Lehr-Division la Nr. 2409/39 geh. V. 30.9.1939, Bericht über die während des Einsatzes gegen Polen (15.8-19.9.39) gemachten Erfahrungen, in BArch, RL 7-1/12, S. 46, BI. 48; sowie Bericht der I. (Zerstörer)/L.G. 1 über Erfahrungen auf dem Einsatz über Polen, o. D., in: BArch, RL 7-1/12, S. 110 f., BI. 112 f.
117.例如参见：Beispiel Forget, Die Zusammenarbeit zwischen Luftwaffe und Heer.
118.BArch, RH 10/35, Zusammenarbeit Heer/Luftwaffe, besondere Lehrgänge in Gatow, 18.11.1943, S. 1, BI. 95.
119.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S. 185. ObL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Die Führung und den Einsatz von Nahkampfverbänden, September 1942,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120.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S. 190.
121.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Anhang A 23a, in BArch, RL 16-10/1, Leitfaden Lufttaktik Teil A: Allgemeine Grundlagen, 1.10.1943.
122.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Taktische Richtlinien: Zusammenarbeit der Fliegertruppe mit dem Heer, Abschnitt C la, in BArch, RL 16-10/12, S. 1.
123.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1.8.1943, S. 3, in BArch, RL 16-10/12.
124.Kampfgeschwader 76, Kurze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gegen Polen, 15.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4, BI. 49.
125.Klink, Ernst, Die militärische Konzeption des Krieges gegen die Sowjetunion, in Roth, Günter (Hrsg.),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352.
126.Boog, Horst, Die Luftwaffe, in Roth, Günter (Hrsg.), Der Angriff auf die Sowjetunion, Frankfurt am Main 1991, S. 740.
127.由于篇幅限制，本文无法进一步讨论其中的确切原因。不过，一种可能是为了避免与近距作战航空军的航空指挥官产生混淆。由近距作战航空指挥官指挥的战斗群，与近距作战航空军并不是同一种单位。参见：CAMO, Signatur unbekannt, Ausbildungshinweis Nr. 19 (Zusammenarbeit Heer - Luftwaffe), 27.3.1944, S. 1; sowie 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Taktische Richtlinien: Zusammenarbeit der Fliegertruppe mit dem Heer, Abschnitt C la, in BArch, RL 16-10/12, 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s, 1.8.1943, S. 5, in BArch, RL 16-10/12.
128.CAMO, Fond 500 Opis 12459 Delo 3, Merkblatt für den Einsatz von Aufklärungsstaffeln (H), August 1939, S .2 f., BI. 84 f.
129.CAMO, Fond 500 Opis 12454 Delo 54, Erfahrungsbericht des Gen.Kdos. XIV. A.K. la Nr. 475/40 geh., 28.7.1940, S. 4, BI. 163.
130.Klink, Die militärische Konzeption des Krieges gegen die Sowjetunion, S. 353.
131.例如，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中便有关于联络军官的一项记录。
132.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1.8.1943, S. 10, in BArch, RL 16-10/12.
133.即使在历史研究中，也经常使用“Flivo”这一缩写，而不进一步区分其所对应的不同职能。例如参见Corum, The Luftwaffe, S. 247.
134.CAMO, Fond 500 Opis 12459 Delo 3, S. 3, BI. 85.
135.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1.8.1943, S. 10, in BArch, RL 16-10/12.
136.CAMO, Signatur unbekannt, Ausbildungshinweis Nr. 19 (Zusammenarbeit Heer - Luftwaffe), 27.3.1944.
137.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1.8.1943, S. 11, in BArch, RL 16-10/12.
138.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11, S. 6, BI. 10.
139.参见德国空军东普鲁士指挥部（Luftwaffenkommando Ostpreußen）在BArch, RL 7-1/12中的相关要求。
140.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471, Luftwaffenkommando Ost: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24.7.1942, S.7; siehe auch ObL, General der Jagdflieger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September 1942, S. 8,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BI. 57.
141.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1.8.1943, S. 11, in BArch, RL 16-10/12.
142.Luftwaffenlehre, Nr. 80/42 geh. (II) v. 10.12.42, Vortrag: Zusammenwirkung der Fliegertruppe mit dem Heer, September 1942, in CAMO, Ausgegebene Umdrucke über Luftwaffenlehre, 7. Lehrgang, S.2; sowie 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Taktische Richtlinien: Zusammenarbeit der Fliegertruppe mit dem Heer, Abschnitt C la, in BArch, RL 16-10/12, S. 2.
143.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1.8.1943, S. 11, in BArch, RL 16-10/12.
144.ObL, General der Jagdflieger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September 1942, S. 8,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BI. 57.
145.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471, Luftwaffenkommando Ost: Einsatz von SchlachtfHegern, 24.7.1942, S.3.
146.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S. 192.
147.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 50.
148.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 112,179.
149.唯一的例外是第4航空队司令部（Luftflottenkommando 4），该机构在1939年7月仅设有一个空军通信处（Luftnachrichtenabteilung）。参见Köhler, Hummel, Die Organisation der Luftwaffe 1933-1939 ß. 535.
150.Völker, 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 S. 180.
151.Anlage 2 zu Ill./Kampfgeschwader 76, Erfahrungsbericht über den Einsatz gegen Polen, 30.9.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2, BI. 88. Diese Praxis sollte falls nötig auch weiterhin bestehen bleiben. Siehe dazu ObL Führungsstab,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1.8.1943, S. 5, in BArch, RL 16-10/12.
152.CAMO, Fond 500 Opis 12451 Delo 36, Richtlinien für die Zusammenarbeit Heer - Luftwaffe auf Grund der Erfahrung im polnischen Feldzuge, 25.11.1939.
153.BArch, RL 7-1/12, S. 23, 33, BI. 24, 34.
154.II. Fliegerkorps, Erfahrungsberichte über den Einsatz in Polen, 15.10.1939,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526, S. 14-16, BI. 16-18.
155.这些数字可能由于动员因素而显得有所膨胀，因为Völker的《德国空军，1933年至1939年（Die deutsche Luftwaffe 1933-1939）》中并未列出详细的人员统计，因此无法在此进行直接比较。Boog列出了1945年空军通信兵的人员构成，其中包括13.5万名军人、11万名辅助人员以及6000名文职人员，总规模达到25.1万人。参见Boog, Die deutsche Luftwaffenführung 1935-1945, S. 335.
156.这一例子基于一套1942年的通信网络。参见CAMO, Fond 500 Opis 12454 Delo 334, Anhang Drahtnachrichtennetz zu Umgliederung der Befehlsverhältnisse im Bereich Koluft Mitte, 17.1.1942, S. 4.
157.后改称航空联络军官（Fliegerverbindungsoffizier，Flivo）。
158.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Gliederung und Einsatz einer Nahaufklärungsgruppe, September 1942, S. 1,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BI. 45. Querverbindungen zwischen Heer und Luftwaffe, um bei Ausfall und Störung Aushilfe schaffen zu können, wurden empfohlen. Siehe dazu Schwimtz, Zusammenarbeit von Nahkampf und Aufklärungsverbänden der Luftwaffe mit der Erdtruppe, S.7,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BI. 8.
159.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Merkblatt über Führung und Einsatz von Fliegerverbänden zur Unterstützung des Heeres auf dem Gefechtsfeld, Abschnitt Clb,S. 10 f., in BArch, RL16-10/12.
160.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Taktische Richtlinien: Zusammenarbeit der Fliegertruppe mit dem Heer, Abschnitt C la, in BArch, RL 16-10/12, S. 4.
161.ObL, General der Jagdflieger Führungsstab la, Generalstabslehrgänge - Luftwaffenlehre: Merkblatt über Einsatz von Schlachtfliegern, September 1942, S. 7, in CAMO, Fond 500 Opis 12452 Delo 250, BI. 56.
162.这一例子基于一套1943年的通信网络。参见Inspektion des Erziehungs- und Bildungswesens der Luftwaffe, Abschnitt C 5, Anlage 4, in BArch, RL 16-10/12.
163.后改称航空引导军官（Fliegerleitoffiziere）。这里需要区分俯冲轰炸航空兵引导军官、攻击航空兵引导军官以及反坦克航空兵引导军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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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御之道——二战德军东线的指挥与领导
芬仙阁 夏逸凡
题图：1942年6月12日，第268步兵师的军官们乘橡皮艇渡过乌格拉河（Ugra），前去视察前线。1942年夏，第268步兵师负责驻守尤赫诺夫（Yukhnov）西北方向的乌格拉河至沃里亚河（Vorya）一线阵地。
图中从左至右依次为：米夏埃尔·鲍尔中校（Michael Bauer，第499步兵团第1营营长）、海因里希·格赖纳中将（Heinrich Greiner，第268步兵师师长）、巴特尔少校（Barthel，第268重炮团第4营营长）、凯斯勒中尉（Kessler，前右）。注意鲍尔中校上臂袖子上的山地步兵“雪绒花”徽章。
注：本文编译自Jeff Rutherford与Adrian E. Wettstein合著的《The German Army on the Eastern Front: An Inner View of the Ostheer's Experiences of War》第二章《Command and Leadership in the Ostheer》。
“必须大幅填补受训军官与士官的补充缺口。那些从各兵种临时抽调、仅经短期转训课程的军官，以及通过国内裁冗行动腾出编制的士官，即便面对相对平静的前线阵地战，也难以达到最低限度的任职要求。战斗再次证明，步兵的进攻与防御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经验丰富、训练扎实的基层指挥员与士官。”[1]
德国军事领导能力，是东线德军取得战术与战役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甚至可能是其中最为核心的因素。尽管较高层级的指挥日益受到希特勒与总参谋部的干预，德军基层指挥在东线战争最初漫长的一年间，即1941年6月22日至1942年9月底的大规模推进阶段，仍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后长达两年半的血腥拉锯中，正是这种基层指挥能力，支撑着德军在人力与物资均处于明显劣势的情况下，一再抵御苏军的猛烈攻势。
在应对东线严酷环境的过程中，领导能力同样不可或缺。它不仅在部队内部凝聚起深厚的战斗情谊，也让普通士兵亲眼看到军官与他们同甘共苦的表率，从而激发出基层官兵的战斗意志。然而，德军指挥人员的伤亡极为惨重，前线的补充需求始终难以满足，即便从后方单位抽调军官填补缺口，也无法从根本上缓解这一困境。至1944年夏德军遭受最惨重失败、欧洲战争进入最后阶段之时，这一德军制胜的关键因素，已在三年消耗战的持续磨损中遭到严重削弱。
即便在军事史研究领域，军事指挥也常常被简化为少数名将及其决策的叙事。诚然，博克、曼施坦因，乃至古德里安、莫德尔这样的人物，对于理解东线战争而言不可或缺。然而，他们同样需要参谋班子贯彻执行决策，需要尉官层级熟练落实作战计划，需要一线基层指挥员及时处置战场突发情况，也需要通信装备准确传达命令，并将前线态势及时反馈至上级。
本章将探讨德军的指挥理念，例如广为人知的“任务式指挥（Auftragstaktik）”，并考察这些理念在对苏战争中的实际运用情况。此外，本章还将分析指挥人员出现伤亡后的补充机制。最后，本章将介绍三位中层指挥官的个案，以使这一指挥层级呈现出更为具体而清晰的面貌。
德国职业军人对领导指挥的理解，植根于克劳塞维茨与老毛奇所奠定的战争观。在这一传统中，战争被视为充满不确定性的现象，混乱、偶然与摩擦始终贯穿其中。与此同时，战争也是道德力量相互较量的场域，将帅的性格与军队的战斗精神，均是不可忽视的关键因素。
在战争与战斗的不确定环境中实施指挥，勇敢、坚韧等品质对指挥员而言不可或缺。唯有意志坚定、善于审时度势者，方能把握稍纵即逝的战机，对战斗进程施加决定性影响。随着现代战斗日趋复杂，指挥员已无从总览和掌控全部事务与行动，因此，下放指挥责任、鼓励基层主动性，被视为化解这一复杂性的有效之道。
与此相伴的，是德军长期秉持的一种信念：一支军队的战斗力，既取决于单个士兵的个人能力，也取决于低级指挥员乃至普通士兵的主动精神。参谋制度并非德国首创，但从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对这一制度尤为重视。参谋机构的职责在于辅佐指挥官，使其从繁杂的技术性指挥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更高层次的决策，这同样是降低战场复杂性的另一重要途径。
基于上述观点与信念，德军在数十年间逐步发展出一种并不容易准确把握的指挥理念，而这一理念在通常的表述中，往往被简单概括为“任务式指挥”。在流行说法中，任务式指挥通常被描述为：上级下达任务、分配兵力并划定行动边界，此后便让下级自行决定如何完成任务。
马尔科·西格（Marco Sigg）通过系统梳理德军条令、讨论资料与训练文件后指出，任务式指挥固然是德军领导指挥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实际上嵌套于一个远比许多文献所呈现的更为宏观的体系之中。由此形成的指挥体系，建立在七个核心要素之上。
第一个关键要素，基于前文所述战争观，是指挥员的性格。这一要素涵盖决断力、勇气、大胆精神、进取心，以及勇于承担责任的意愿。与之密切相连的第二个基础，是进攻性思维。进攻能够使“行动法则（Gesetz des Handelns）”，即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己方手中，从而迫使敌人陷入被动应对。同时，处于进攻态势中的部队，也被认为拥有更为旺盛的战斗士气。
进攻性思维与独立性相辅相成。独立性是德军指挥体系中最具争议的部分，因为它既包含主动性，也可能演变为指挥员的擅自行动。细察条令与训练文件可以发现，独立行动原则上应在既定任务框架内进行；唯有在明确规定的例外情形下，方可违背既定任务命令，即当任务完成面临威胁，或出现有利战机，而情况紧迫或与上级通信中断导致无法请示时，才可如此处置。
然而，这恰恰触及德军任务式指挥的核心：现场指挥员在必要时甚至可以违背上级命令，自行作出决断。但训练文件表明，这种情形被视为少见的例外。后备军训练事务主管在1944年一份关于指挥的训令中写道：“偏离任务占5%，坚守任务占95%。”[2]
对独立行动与主动性加以规范的，是第四、第五个要素：服从与纪律。二者是统一行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即毛奇所谓的“ordre de bataille”，指各兵种、各军种作为整体实施协调与协同。这种统一行动有赖于严密的指挥体系与畅通的通信保障来实现。
第六个要素是判断能力，它体现了领导指挥中的创造性维度。这既包括对战场形势的准确研判，也包括指挥时不应宿命般拘泥于任何固定模式，例如僵化的作战计划。内容的实质始终重于形式的框架。
最后，德军指挥体系还包含“指挥过程”，即判断形势、形成决心并下达命令的完整程序。这一过程同样涵盖明确指挥官意图，以及向下级清晰规定任务。
按照德国人的理解，任务式指挥只有在上述各要素相互结合、并根据具体形势灵活权衡时，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必须指出的是，成功绝非任务式指挥这一概念本身所自然附带的结果。
许多德军战果固然源于果断的主动行动，但德军任务式指挥本身也内含失败的风险，因为德军指挥规范中有一条核心原则：无所作为比行动失误更为有害。如此复杂的领导指挥模式，唯有在指挥员经过系统训练与培养、并能凭借职业直觉自觉遵循这一体系内在规范与价值观的前提下，方可有效运转。
上述诸多问题，在第79步兵师第208步兵团团长理查德·沃尔夫（Richard Wolf）上校的回忆中均有迹可循。他所描述的是该团首次进攻斯大林格勒“红十月”厂区时的情形，其中涉及上级指挥层失去态势掌控、各兵种协同困难，以及战术通信严重迟滞等问题：
“随后，即下午1时30分，进攻中那场众所周知的危机出现了。前方音讯无。……攻击地域内，只能听到零星轻武器射击声，以及手榴弹和炸药包的爆炸声。……通往前方的所有通信线路悉数中断。电话线全被炮火打断，通信干扰几乎无从排除。两条无线电线路也相继失灵。超短波电台尚能工作，但未收到任何新消息。经过艰苦努力，数小时后才勉强通过传令兵取得联系。
……对指挥部而言，这是令人焦灼的数个小时。上级指挥层几乎每隔半小时便催要一次新的态势报告，重武器联络军官也不断询问新的任务。时间流逝得难以置信地缓慢，每一分钟都成了煎熬。保持冷静殊为不易。……直至大约下午4时，那个令人如释重负的消息终于传来：部队已抵达伏尔加河。”
明确的任务规定、独立行动与主动精神，应当使前线部队即便在没有上级进一步命令的情况下，也能持续推进，从而维持进攻的势头。1941年8月，第71步兵师第211步兵团第7连从西面逼近基辅时，其战后报告便呈现了这一原则在实践中的具体含义。[3] 报告表明，只要将保持主动性的理念贯彻至最基层士兵，便能收到相当显著的成效：
1941年8月8日：夜间平静。上午10时，连队在倾盆大雨中经短暂炮火准备后再次发起进攻。森林边缘一个俄军机枪组进行了顽强抵抗。连队一部奋勇突进，向该机枪阵地发起冲击。连长威斯特法尔（Westphal）中尉在连队前方阵亡。连部班班长、上等豁免兵韦伯（Weber）未待任何具体命令，主动接过连队指挥权，继续推进并摧毁了这挺机枪，从而为全连继续前进创造了条件。
连队此时的任务，是搜索基辅极其茂密的市政林地并抵达其北缘。连队遭遇顽强抵抗，主要来自右翼方向，且已与第3营完全失去联系。
营副官帕斯托尔（Pastor）少尉随即接过连队指挥权。然而，在一次猛烈的突然炮击中，他仅指挥连队半小时便阵亡，连部班班长再度主动承担起连队指挥职责。
前方，一座由敌军占据并经过设防的集体农庄拦住了连队的去路。连队短暂停顿后，不得不接连击退从暴露的右翼发起的数次猛烈反击。凭借坚决果断的行动，连队击退了这些反击，并攻占了该集体农庄。
此后，吕蒂希（Lüttich）少尉接过连队指挥权。连队继续穿越市政林地，并在林地北缘转入防御。
考虑到当时现场还有数名军衔更高的排长和班长，韦伯主动接过指挥权绝非顺理成章之举。事实上，每一名排长本应与韦伯同样熟悉连队的进攻计划。但韦伯没有丝毫犹豫，果断承担起指挥职责。
尤为值得关注的是，他在当天两度如此行事，并取得了相当显著的战术成效。由于韦伯此前已获颁一级与二级铁十字勋章，他因这次行动进一步获授骑士十字勋章。该勋章专门授予那些对战斗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功绩。
如前所述，独立行动与擅自行动之间仅有一线之隔，这一问题始终是德国军事领导层内部持续讨论的议题。例如，在1941至1942年冬季危机期间，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部通过下达相关命令收紧了指挥控制，[4] 其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担心一旦失去对东线各级现场指挥员的掌控，便会引发难以遏制的溃退。
1）上级指挥机构，即陆军总司令部、集团军群与集团军，必须更为严格地掌握指挥权。过去那种仅向下级机构赋予任务、并允许其在执行中享有充分自由裁量权的原则，已多次导致上级意图在执行过程中遭到架空，并对总体态势造成严重不利影响。
今后必须重新采用清晰、明确的命令。上级指挥机构不得迟疑观望，应为达成预定目的而果断介入细节。既然上级对成功负有责任，便有权通过规定具体措施来确保自身意图得到切实贯彻。军人的服从义务不容迁就下级指挥机构的情绪或顾虑，而是要求以最快、最有效的方式，按照指挥官原始命令的精神加以执行。
这种在授权与控制之间寻求平衡的问题，在战役开始一年后的战斗经验报告中同样有所涉及。以下资料便说明了这一点：[5]
1、领导指挥
1）德军下达作战任务的原则予以保留。然而，若执行方式危及任务完成，指挥机关不得迟疑，必须通过明确命令果断介入。
2）当部队部署于广大地域、尤其是在行军运动过程中时，指挥机关须格外注意对部队保持有效掌控。以简短无线电命令实施灵活指挥，在此情形下尤为关键。
图片
在克列缅丘格（Kremenchug）桥头堡，第16装甲师第2装甲团团长西克尼乌斯中校正向其战斗群各级指挥员下达最后作战命令。画面中央手持望远镜者为第16装甲工兵营第1连连长林贝格（Limberg）中尉，右侧为第16装甲工兵营副官威廉斯（Willems）中尉。
在较低指挥层级，尤其是在装甲部队中，围绕行动自由的问题此前也曾产生过摩擦。第3摩托化军军长的以下命令便说明了这一点：
近几日局势持续变化，对部队体力与各级指挥的应变能力均提出了极高要求。
必须使部队确信，第3军司令部会尽可能减少命令的下达；作为快速兵团中的机动力量，各部队必须深刻理解这一点。对于此类部队而言，在侧翼暴露的广阔地域内，局势往往会在一日之内发生变化，有时甚至会出现根本性逆转。
因此，凡遇以下情形，就必须下达新的命令：若不及时调整部署便会坐失战机；原本可以以汗水换取的成果日后不得不以鲜血偿付；或原先任务已完全失去实际意义。只要敌人仍有自己的意志，一切便不可能完全按预定计划推进。……
牢骚不过是一种心理宣泄，在军人之间，没有人会将其视为问题。对于频繁变动的命令或许会将部队逼至能力极限，对于被要求进行艰苦的反向行军，官兵尽可以直言抱怨。
但有一点必须明确：新命令是否合理，唯有下令的上级方能作出全面判断，接令的下级则不然，因为后者的视野仅限于自身所负责的有限地段。下级同样不应忘记，他的上级也有自己的上级，同样须应对并执行来自更高层的新命令。
所有军官都必须清楚，或者必须学会认识到：快速部队的指挥，需要一种与步兵部队截然不同的指挥节奏。
这位指挥官一方面明确指出，机动部队高度流动的战斗态势使独立指挥成为必要，另一方面也强调，命令一经下达，服从同样不可或缺。结合下一份资料来看，这份文件还表明，独立行动的空间取决于具体战斗态势。
机动作战，尤其是快速部队在高节奏、长距离条件下实施的机动作战，比阵地战更易产生需要独立行动的情形。因此，当部队从一种作战形式转入另一种作战形式时，不仅需要重新审视严格指挥与主动性之间的平衡，也需要重新审视整个指挥过程。1942年1月第四集团军的以下命令便说明了这一点：[6]
F）下达命令
指挥官及其参谋机关行动迟缓，意味着战斗中鲜能迅速作出决断并使其产生实际效果。那些在夏季作战中接受过快速决策与简短下令训练的摩托化部队指挥官，此时必须重新适应。进攻行动中的一切可能性，须凭借丰富的想象力加以全面权衡。
所有指挥官都必须在进攻发起前，尽可能在前一天，就预定的战斗实施方式以及预期可能出现的战斗危机，接受详细说明。负责指挥的人员必须清楚，在每一个战斗阶段，上级期望他们采取何种措施与行动。
此处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关注，即德军军官团与士官团的整体素质。如前所述，德军指挥体系若要顺畅运转，有赖于一支经过充分训练与培养的指挥骨干队伍。然而，重新武装时期武装力量的迅速扩张，需要数以万计的新军官填补各级岗位，致使军官团的同质性与整体素质已明显下滑。
战争爆发时，德国陆军约有9万名军官可供调用。早期战役中的军官损失相对较高，但与此同时，军官团也积累了大量实战经验，并获得了更充裕的训练时间。其素质高峰大致出现在1941年夏季，此后东线军官与士官的大规模伤亡再度拉低了整体水平。
野战指挥员训练等举措虽未能遏制这一趋势，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延缓了其发展。直至1944年夏，德国陆军在诺曼底与白俄罗斯同时遭到盟军重创并走向崩溃，这一趋势方才全面显现。
当然，以上仅为总体判断。不同战区、不同部队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具体取决于战斗强度、休整周期，以及各部队领导层对训练和培养指挥人才的重视程度。
以下文件是一组依据1942年中期战斗经验整理而成的训练指导原则。它既能反映领导训练方面存在的问题，也揭示了德军低级指挥层的若干不足。[7]
1）鉴于东线战场正面宽广、纵深辽阔，每一名指挥员都必须经过训练，具备独立作战的能力，能够保障自身翼侧与后方安全，并在理解整体意图的基础上完成战斗任务。为此，必须对各级低级指挥层实施更为灵活的训练。……
3）必须反复纠正严重的疏忽大意问题，尤其须由负有责任的指挥员加以纠正。此类问题主要表现为：推进时密集成团，在开阔地带轻率行动，缺乏伪装，装备碰撞作响，以及大声交谈等。
必须进一步强调，这首先是连长的职责：部队在战场上不得密集行动，而应以疏开队形运动。一旦出现停顿，每名士兵都必须立即就近寻找掩护或卧倒。必须竭尽一切努力，避免因疏忽和盲目从众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军官尤须以身作则，以战斗化的行为举止树立表率，同时展现出勇于担责的意志与主动进取的精神。
4）……年轻连级指挥员普遍缺乏扎实的指挥训练，而这一缺陷并非单凭战斗经验所能弥补。
为此，连级指挥员必须系统学习以下内容：a）以条令为基础、结合战争经验的战术原则；b）形势判断与地形分析；c）定下决心与下达命令；d）与重武器、炮兵及坦克的协同配合；e）侦察巡逻队与突击分队指挥员的培训；f）侦察巡逻队与突击分队的编组、武器、装备及训练。……
5）实践反复表明，当部队撤至前线后方休整补充时，大多数军官和士官并不能有效组织训练。……
9）在军官训练中，必须更加重视近战训练，涵盖步枪、手枪、冲锋枪、手榴弹及炸药包的使用，并将其与侦察巡逻队和突击分队训练有机结合。指挥员与下级指挥员必须学会在战场上敏锐识别敌方的每一处弱点，并经过训练，能够迅速作出相应反制，行动须如闪电般果断。……
24）指挥员和士官必须具备一定能力，能够迅速熟悉缴获武器，并在战斗中充分发挥其效用。军官须对各类武器及其性能保持应有的关注。军官和士官必须能够熟练使用本兵种的全部武器，如有欠缺，必要时须在战斗中加以弥补。
在军官训练中须明确指出，军官对某些单项武器不够熟悉，并非可耻之事；但正因如此，更须努力补齐相应训练短板。……
25）敌情与态势报告必须表述清晰，使上级指挥层能够形成准确的战场态势图像。敌情报告应更多体现前线部队对敌情的直接感受，因此须经过审慎评估后再行上报。此外，还须培养官兵养成尽可能亲自核实情况的习惯。
该指令要求更加注重减少伤亡，强化近战与武器操作训练，并提高通信报告的清晰度与准确性。此外，命令还涉及德军指挥体系中的若干典型问题，例如形势判断能力、独立指挥能力，以及勇于担责的意愿。其中第五点着重指出年轻连长普遍存在指挥能力不足的问题，尤为值得关注。
战争期间，低级指挥层始终未能得到充分训练。战争持续愈久，低级指挥员便愈趋向于成为单一维度的战斗者。他们固然能够在战场上激励部下，却已不再是德军标准意义上的完整指挥员。在素质上，他们往往仍能与对手相当，但已难以完全达到德军领导指挥的既定标准。
德国陆军对此有所认识，并在组织层面作出了相应调整。1943年，南方集团军群在一份关于提升步兵战斗力的建议中，对此有如下论述：
事实证明，连长已无法有序指挥一个配属大量武器的加强连，因为随着战争推进，他在职能上愈来愈从战术指挥员蜕变为“掌旗者”式人物，战术指挥责任实际上已上移至营长一级。
因此，在一些装甲师中，即便中型迫击炮和重机枪在编制上配属于连队，实际上也由营一级统一部署使用。然而，由于连队防御地幅较宽，在防御作战中，机枪又须重新交由连队掌握运用。[8]
问题在于，高级军官的大量损失迫使德军不得不将一些尚未完全成熟、也尚未充分准备好的军官提拔至营级和团级岗位。尽管专项培训课程，包括1943年起专为师长开设的课程，本应对他们有所裨益，但即便在精锐部队中，指挥质量仍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1943年5月，“大德意志”装甲掷弹师的一份训练命令对此有所揭示：
正确实施战斗：营长、连长、排长必须经过训练，学会以最节省兵力的方式作战，并充分发挥机械装备的效能。大多数营长惯用的固定套路，即第1连在右、第2连在左、第3连居中靠后，必须让位于更具思考性、更为灵活的指挥方式。
在此背景下，无论怎样强调各级基层指挥员，尤其是较低层级指挥员在充裕时间内接受系统训练的重要性，都不为过。必须为他们专门制定训练计划。部队的成败，系于他们一身。[9]
这份资料再次表明，基层指挥对于部队战斗力至关重要，同时也说明这些指挥员需要在前线后方接受系统训练。那么，此类训练究竟以何种方式展开？
以下命令出自第58步兵师。该师师长弗里德里希·阿尔特里希特（Friedrich Altrichter）少将，是德军军事心理学与军官训练领域著述最为丰富的作者之一。他的命令为我们提供了一扇窗口，得以了解前线部队如何实施指挥训练。[10]
1）指挥训练的目标
军官和士官的训练，对部队战斗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其训练目标在于：提升专业技能，巩固个人威信，并使他们形成统一的认识与信念。
实践中常可见到，军官和士官虽能在部下面前顶住敌军压力，却难以胜任战术指挥员、教官与教育者的角色。要承担这些职责，必须具备相应的知识与见解，而这只能通过正规的专项训练方能获得。
2）指挥训练的组织
指挥训练分为以下几类：
A）指挥员课程
B）由团长和营长负责的军官训练
C）士官训练
D）图上作业
3）指挥训练的具体实施
关于第2）A项：指挥员课程
目的：讲授营长职责，加深对勤务工作的理解，教授军官教育与训练原则，并就各项具体勤务问题的处理与组织形成统一做法。
负责人：师长
……
参加人员：团长、营长及其副职。
关于第2）B项：由团长和营长负责的军官训练
目的：引导军官树立应有的态度与观念，讲授教育与训练原则，将其培训为本部队的战术指挥员，并指导其处理连队（炮兵连）日常勤务。
负责人：在当前战术条件下，军官训练主要由营长负责，这是他们在作战间歇期间最重要的任务。
……时间：12月每周2至3次，此阶段重点在于打牢基础；自1月起改为每周1次。
……持续时间：整个冬季
参加人员：各营全体军官、排长及军官候补生。
关于第2）C项：士官训练
分为：a）由连长负责的士官训练；b）各团士官候补生课程。
关于a）由连（炮兵连）长负责的士官训练
目的：讲授如何对待和教育下属，指导其担任教官，将其培训为基层指挥员，并通过塑造必要的人格品质、丰富专业知识与技能，巩固其作为上级的地位与权威。
……参加人员：各连全体士官及士官候补生。
关于b）团级士官候补生课程
目的：讲授士官职责，传授勤务知识，指导实际勤务处理，将其培训为分队指挥员，强化其军事观念与军人作风。对于士官候补生，应考察其是否具备担任士官的适格条件。
负责人：由各团奉命指定一名富有经验的军官担任。
课程时长：14天
……参加人员：全体士官候补生，以及各团奉命指定的年轻士官。
关于D）图上作业
目的：厘清战术问题与相关术语，培养决策能力，练习下达命令，讲授各兵种之间的协同配合，并指导军官如何指挥本级单位及上一级单位。
负责人：团长
开始时间：1942年1月。图上作业次数由各团自行确定。
参加人员：各团军官，具体由团长视情指定。步兵图上作业原则上还应邀请炮兵、工兵、反坦克及通信分队军官参加；炮兵图上作业亦应邀请步兵和工兵军官参加。……
4）师级连长课程列入计划筹备。关于这一问题的最终决定，将在明确集团军或本土是否开设连长训练课程及其具体内容后作出。师级连长课程最早不得早于1942年2月开设。
指挥训练被视为战斗力的关键因素，训练工作逐级展开。师长通过指挥员课程召集团长和营长，其目的不仅在于奠定指挥训练的基础，更在于促使军官形成统一认识。此后，团长和营长再分别负责训练和教育本部军官与士官。
为培训和塑造年轻士官及士官候补生，各团专门开设了相应课程。对于新任或已指定的连长，也计划采取同样的方式加以培训。此处虽未提及，但不久之后亦下令开设营长课程。由于此类课程通常需要数个连队作为教学部队，故一般由集团军或集团军群层级负责组织。与此同时，参谋军官课程也相继开设。此外，陆军还组织图上作业，以提供更高层次的战术训练，并再度统一各级指挥员的认识。
从内容来看，这份命令既涵盖战术课题，也涉及日常勤务与带兵管理问题，军官价值观的培养同样占有重要位置。命令附件对此有更为清晰的说明：[11]
I. 实施指挥训练的指导原则与要点
1）基本原则
指挥员和士官的训练涵盖以下几个领域：
a）作为教育者的指导；b）作为训练者的指导；c）作为指挥员的训练。
指挥训练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重大偏差，是内容过于片面。常见的情形是，训练仅停留于战术讨论、图上作业和兵棋推演，即只着眼于指挥员能力的培养。
然而，除指挥员训练外，对训练者和教育者的指导同样不可或缺，其中包括如何对待和带领人员、如何处理和安排勤务，以及精神与心理层面的关怀等问题。
2）下级指挥员训练不足的原因
a）驻地条件困难，部队分散驻扎于各村庄，缺乏可用房间。此类困难必须设法克服。
b）指挥官未能充分认识到训练指挥员和士官的必要性，认为在短暂或期限不定的较长休整期内着手训练收效甚微，不值得投入。事实上，只要着手开展，即便时间有限，也能在短期内取得相当成效。
c）指挥官不明确该做什么、如何做、何时做。指挥官课程的开设，正是为了解答这些疑问。
3）下级指挥员训练的实施
A）作为教育者的指导
具体内容包括：
a）指导如何正确对待人员。不得辱骂，不得嘲笑动作笨拙者；讽刺挖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错误的。要因人施教，识别士兵的能力极限，并准确评估其准备程度。对于工作特别辛苦或在某一专项领域表现突出的人员，应适当提前准假。
训练中应适时穿插灵巧性练习，以保持官兵的精神活力。要使士兵认识到，全部训练都服务于他们自身的利益，其目的在于使他们作为军人和战斗者，在与敌对抗中取得优势。
b）围绕重大问题和这场战争的意义展开讨论，培养战斗精神与取胜意志。（参见国家政治教育传单。）
c）开设军人职责专题课程，阐明道德价值、精神基础及军人使命，并说明军人在国家中的地位与作用。（参见背包小册子《军人教育的本质》。）
d）讲授纪律处分权的运用，阐释军人观念与军人行为规范，说明违规与违纪问题。
e）讲授军事刑法及违法、犯罪行为。（关于d）和e），参见背包小册子《军人教育的本质》。）
f）安排“公共场合行为”专题课程。……
g）指导精神关怀工作的实施。……
B）作为训练者的指导
指导内容包括：
a）讲授相关条令的具体内容……各章节应依次讲解，并在此过程中讨论如何识别错误及如何以正确方法加以纠正。教官必须熟练掌握条令内容，但不得机械背诵。将错误做法与正确做法加以对照，往往能取得最佳教学效果。
b）确保对有争议或尚未明确的问题形成统一认识。实践表明，由于对条令理解存在差异，教官在执行某些动作时往往各行其是。营内必须保持统一；对于较重要的问题，应请求团部作出裁定。
c）指导教学方法。基本原则是以最简明、最易于接受的方式讲授内容。士官往往将最简单的事情讲得繁复晦涩，以一种挫伤服役积极性的方式施教。要始终给士兵带来新的内容，注重变化，切忌虚耗时间。教学应简短、有益、紧凑。
常见的错误包括：对早已掌握的内容反复纠缠，如“再做一遍”；将训练有素的士兵与初学者混编于同一训练分队，而非将其区分为提高班和训练班分别施训。
d）指导如何处理和安排各勤务领域的具体事务，相关内容在指挥官课程中讲授。
e）制定训练计划的原则。指挥员必须学会如何按课目内容与时间合理安排各项训练。训练中常见的时间空耗，主要源于士官缺乏这方面的能力。训练进程应呈递进式展开，即由局部到整体，逐步提高练习难度与执行速度。
C）作为指挥员的训练
训练形式包括：图上作业（使用1:25000地图，作为野外训练的替代方式）、战术现地讲解、教学示范，以及炮兵射击军官课。
指挥训练必须始终结合实际任务展开，纯理论讲授意义有限。理论应从实践中归纳提炼，最终再以条令对所得认识加以验证。
图上作业与战术现地讲解的实施：
图上作业和战术现地讲解中常见的错误，在于训练所设单位层级过高。基本原则是：训练指挥员指挥本级单位，待本级指挥能力扎实后，再向上一级延伸。
炮兵图上作业中的常见错误：射击技术讲授过多，炮兵战术涉及过少。
任务必须直接置于具体态势之中，而态势设置应尽量简洁明了。基本原则是：以上一级单位作为战术框架，态势中一切与训练目的无关的内容均应予以省略。
任务应涵盖以下“日常功课”式课题：
a）已展开为散兵线的加强排向前推进（加强连亦同）。（应选择能够引发队形变化的地形条件。）
b）加强排（加强连）在展开为散兵线后，遭敌炮火或远距离机枪火力射击时的应对行动。
c）加强排（加强连）在轻、重武器掩护火力支援下实施推进（尤其应着重练习：向迫击炮及配属的重机枪、反坦克炮下达精确命令）。
d）加强排（加强连）在掩蔽物后展开：
aa）为继续前进做准备；
bb）为发起突击做准备。
e）突破敌防御并在敌军纵深地域作战。与此相关，应重点练习以下内容：以钳形攻击夺取敌火力点；越过侧翼火力点继续推进，无论是以加强排（加强连）全力推进，还是仅以部分兵力推进同时由其余兵力实施压制（具体方式取决于火力点的位置与状态）；打击以火力封锁前进路线的侧翼火力点；抗击敌军在本防区或邻近防区发起的反击；夺取火力点后的后续行动。上述全部课题均应作为决策训练课题加以演练。
f）机动课题：迅速占领高地；迅速向侧翼展开；迅速展开以抗击突然袭击。
g）抗击敌军坦克。正确、迅速运用反坦克步枪和反坦克炮；配备穿甲弹
武器的射手应如何行动；其余步枪兵应如何协同配合。
h）向配属重机枪组下达命令，以掩护部队展开（何时开火？）；支援进攻时须始终明确指定目标（何时开火？）。
i）向配属迫击炮组下达命令，以支援进攻（何时开火？）。
训练实施方法
教官必须克服指挥员只讲“自己会怎么做”的惯性思维。从训练伊始，就必须重视指挥用语的规范使用；若能让实际接受命令的人员参与训练，这一点将更易落实。……
4）关于指挥训练外在形式的说明
训练形式应尽量轻松自然，尽可能减少正式操练式的氛围。允许吸烟、喝咖啡等。教官不应摆出居高临下的严厉姿态，而应鼓励坦率讨论。指挥官和军官们都应以同样积极的心态投入这类训练。
德军指挥人员训练的目标，是塑造能够胜任三种角色的指挥员：下属的教育者、部队的训练教官，以及战场上的战术指挥员。通常情况下，所有军官和士官都必须同时承担这三项职责。在东线的战争条件下，“教育者”与“教官”这两个维度尤为值得强调。
士兵教育的内容涵盖强调军人职责、培育取胜意志、实施精神关怀，以及营造战斗共同体意识。这对于德军即便在最不利的环境下、乃至在连续受挫之后仍能坚持作战，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随着战争的推进，此类教育内容越来越多地被纳入国社主义的话语框架加以诠释，传统陆军教育与国社主义灌输之间的界限也因此日趋模糊。[12]
另一方面，战争的长期化，以及适应不同地理环境和苏军作战方式的现实需要，使训练成为野战部队的一项基本任务，教官能力的重要性也随之凸显。正如本书第6章将要阐述的，野战训练是德军维持较高战斗力的重要因素之一，而这则要求军官和士官具备切实有效地训练部队的能力。
从战术指挥训练的内容来看，其重心在于基本进攻形式，训练内容几乎完全围绕进攻展开。即便在1941至1942年总体处于防御态势的情况下，德军仍倾向于以进攻为训练导向。这一取向既体现了前文所述的传统信念，即唯有进攻方能取得决定性战果；也折射出长期积累的实战经验，即进攻是难度更高的战术形式。然而，防御训练的不足，尤其是阵地战训练的欠缺，此后被证明是一个难以弥补的缺陷，而德国陆军始终未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阿尔特里希特关于训练的诸项建议颇令人意外，因为它们与人们对德国陆军的惯常印象并不相符，也就是一支由纪律严明、意志坚定、军服笔挺的军官所构成的军队形象。然而，这里的核心着眼点在于塑造一种团队精神。这种精神对德军指挥体系至关重要，而该体系的顺畅运转，既需要上下级之间形成统一认识，也需要上下级彼此之间建立相互信任。
这种氛围可以通过在轻松自由的环境中开展坦率讨论来加以培育。德军军官食堂（Kasino），也承担着同样的功能。第58步兵师师长在另一份文件中写道：[13]
军官食堂：这是培育军官共同体所不可或缺的机构，是交流思想的场所，也是培养同志情谊、开展训练教育的园地。军官食堂的范本是英国俱乐部，直至18世纪初方才引入。用餐亦属勤务，不得形成小圈子。
这份命令最后还有一点值得特别关注，即士官在德国陆军中的地位问题。这一点与当时大多数军队的做法有所不同。自世纪之交以来，依照分散式指挥的理念，士官构成了德国基层指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负责指挥排、班组以及单件重武器。《野战士官军校士官训练指导原则》对此作了明确阐述：[14]
现代作战方式提升了士官的重要性。进攻中分散化的战斗样式，通过班组部署、支撑点和火力点控制宽大正面，以及保留预备队随时对突入之敌实施反冲击，对士官的果断决策能力和指挥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战斗群中各兵种武器的协同运用，同样要求士官具备扎实的战术理解力和较强的实践能力。
能够独当一面的士官，必须充分意识到自身所肩负的责任与上级对其寄予的信任，并以坚决而审慎的态度完成所承担的任务。
在德国的指挥员及士兵培养理念中，训练与教育密不可分。训练旨在培养军事技能，例如武器操作能力和战术理解能力；教育则旨在向士兵灌输军人价值观，使士兵和军官在各种情况下都能依照德国陆军的共同原则凭借直觉作出正确行动。缺乏这一基础，德国指挥体系便无从运转。换言之，教育的本质即是性格的塑造。
为说明这对士官意味着什么，以及教育应当如何实施，以下摘录《野战士官军校士官训练指导原则》的另一段内容：[15]
教育的目标是：a）树立清晰而严肃的职责观与职业观，培养责任感与可靠性；b）养成自信而果断的行事风格，以此作为教学能力和领导资格的基础；c）干练、果断而灵活；d）关心和爱护下属；e）具备良好的礼貌修养与得体的行为举止。
教育的手段是：a）严格掌握勤务；b）准确执行勤务；c）保持秩序与整洁；d）在宿舍和用餐时培养良好的礼貌风气与战友情谊。
然而，指挥人员的高损失率，使德军在指挥训练方面的持续投入愈发难以收到实效。若干数字足以说明这些伤亡的规模：1941年秋至1944年，各条战线上的陆军军官损失总数超过54000人，其中绝大多数发生在东线。同一时期，另有约7000名陆军军官因疾病、事故、自杀或被判处死刑而减员。[16]
第18装甲师在1941年6月进入苏联时拥有401名军官，至7月底已损失153人。1943年7月11日，该师奉命投入作战，以应对苏军突破奥廖尔突出部的攻势，当时全师仅余157名军官可供调用。经过12天激烈战斗，仍能坚持执勤者已不足30人。
第12步兵师进入苏联时拥有336名军官。至1942年5月，军官累计损失已达341人，几乎与该师开战之初的军官总数持平。[17]
除军官和士官短缺之外，指挥工作面临的另一主要问题是通信手段的匮乏。20世纪30年代，德军在以无线电装备指挥快速机动的摩托化和装甲部队方面曾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然而，此类装备的库存始终无法跟上德国陆军在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大规模扩张的步伐。1940至1941年间，为筹备东线战役而将装甲部队数量扩充一倍之后，无线电装备的供应缺口便愈发突出。
较为传统的有线电话通信器材同样告急，电缆尤为紧缺。通信器材的生产始终要与其他项目争夺资源，既要竞争铜等稀缺原材料，也要与雷达设备、夜间防空探照灯等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争夺专业技术工人。
人员问题对部队本身同样不容忽视，因为通信部队需要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操作和维护无线电及电话设备。须知，当时电子设备远未像今日这般普及，德国普通民众大多对此类设备并不熟悉。
在电子通信装备不足的同时，通信兵还面临人员和车辆的双重短缺，问题因此进一步加剧。通信部队需要专用军用越野车辆搭载通信设备，但无论半履带式还是轮式车辆，供应始终捉襟见肘，通信部队不得不越来越多地依赖临时改装的普通卡车，而这些卡车根本无法适应东线复杂的地形条件。
这由此形成了一种恶性循环，可用通信车辆日益减少。即便是担任突击矛头的装甲师，也深受这一短缺之苦。第8装甲师师通信军官，通常即由师通信营营长兼任，在1943年末的一份报告中对此作了详细说明：[18]
[师属]通信部队：
A）电话连
编制
实际
8个大型电话线路架设分队
3个大型电话线路架设分队
6个小型电话线路架设分队
3个小型电话线路架设分队
2个电话交换分队
2个电话交换分队
其中平均有2个分队处于维修或整备状态。
电缆储备：编制182盘，实际仅68盘。
受机动车辆和电缆装备现状所限，该连的作战运用能力仍存在明显制约。不过，在师现有编制框架内，战术指挥层对电话通信的基本需求尚可得到保障。在规模有限的进攻行动中，该连仍具备为一个战斗群建立并维持电话通信联络的能力。
该连主要困难：机动车辆状况和电缆储备。
B）无线电连：
编制
实际
1辆中型指挥坦克
7个b型中型无线电分队
3辆轻型指挥坦克
3个a型中型无线电分队
2辆267型特种机动车，半履带式
1个c型小型无线电分队
1辆268型特种机动车，半履带式
10个a型中型无线电分队
6个a/f型中型无线电分队
5个b型中型无线电分队
2个c型小型无线电分队
通过全面采用“星形”无线电通信网，[19] 该连迄今尚能满足战术指挥层的通信需求。然而该连已无任何预备力量，一旦情况发生变化，便无力建立新的通信联络。某部电台一旦出现故障，相应的战术通信链路便不得不随之中断。
由于缺乏可用的装甲无线电台，所需的相互通信联络亦无从建立。该连当前面临的主要困难，在于机动车辆的技术状况，以及 GG 400 发电机备件的供应问题。
2）[装甲]掷弹兵团
a）电话通信
由于人员和装备严重不足，掷弹兵团目前仅能维持从团部至各营的有线通信。当团部实施阵地转移时，无法在拆除旧线路的同时以有线方式重新接通两个营。若人员损失继续扩大，与各营之间的电话通信联络将难以为继。
b）无线电通信
目前已无力为团部至各营的电话通信建立备用无线电联络。由于背负式电台损失惨重，与各连之间的无线电联络已无从建立。背负式电台因备件极难获取，维修周期漫长，且往往无法完成。G型设备故障频发，通信可靠性无法得到保证。
人员缺额：
3）侦察营
目前，该营的无线电通信尚能得到保障。困难在于，该营须接管原由坦克通信营负责的无线电通信任务，即师长至侦察营、以及侦察营至奉命协同各团之间的通信联络。由于一部电台完全损毁，该营不得不将另一部电台抽调补充给第3连。
人员缺额：
单位
无线电报务员
电话兵
侦察营
编制38人，实际25人
编制6人，实际4人
4）装甲营
营内无线电联络目前尚能得到保障。然而唯一的指挥车辆亟需送修，随时面临故障停用的风险。一旦该车失灵，该营将无法继续与师部及辎重纵队保持通信联络。由于坦克通信营缺乏指挥坦克，远程电台亦无法在该营部署。
人员缺额：
单位
无线电报务员
电话兵
装甲营
编制6人，实际6人
编制8人，实际4人
5）炮兵
电话通信
目前，在团至各营、各营至各炮兵连部署距离不超过3公里的条件下，所需电话通信尚能得到保障。一旦各营部署位置超出这一距离，电缆储备不足的问题便将给架设通往各营的电话线路带来相当大的困难。
由于机动车辆故障，该团目前仅能与一个营维持无线电联络。同样受制于车辆故障，加之G型设备损失，各营亦无法与已展开的炮兵连建立无线电联络。为确保射击指挥得以实施，各营装备已移交炮兵连使用。
装甲群的炮兵支援面临较大困难，原因在于该团目前仅有两辆装甲观察车可供使用。在此情况下，观察员可能不得不同时指挥数个炮兵连实施射击，由此将产生相当大的无线电技术困难。由于人员短缺，各电台目前均只能由一名无线电报务员单独操作，一旦该人员伤亡，相应设备便随之陷入瘫痪。
人员缺额：
单位
无线电报务员
电话兵
炮兵
编制230人，实际105人
编制152人，实际115人
6）工兵营
5部背负式电台中，[20] 目前仅有2部尚可使用，无线电通信因此只能在有限条件下得到保障。
人员缺额：
单位
无线电报务员
电话兵
工兵营
编制40人，实际12人
编制21人，实际6人
7）陆军防空营
电话通信与无线电通信目前均能得到保障。但因 GG 400 发电机损失，电源供应已出现一定困难。
人员缺额：
单位
无线电报务员
电话兵
陆军防空营
编制68人，实际37人
编制68人，实际45人
8）反坦克营
由于机动车辆和装备的损失，与师部之间的无线电通信已无法维持。临时建立通往已展开各排的无线电联络，亦只能在克服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勉强实现。电台虽搭载于自行反坦克炮上，但因车内空间须供炮组乘员及弹药使用，战斗中实际上无法进行无线电通信。
人员缺额：
单位
无线电报务员
电话兵
反坦克营
编制24人，实际17人
编制2人，实际2人
所属各部通信兵总体缺额：
类别
编制
实际
缺额
无线电报务员
508人
254人
254人
电话兵
349人
229人
120人
所属各部通信兵总缺额：士官及士兵共计374人，缺额比例达35%。
正如这份报告所揭示的，该师各单位普遍缺乏无线电与电话装备。值得注意的是，无线电通信与电话通信均为成套系统，需要多种设备相互配合，同时依赖电缆、蓄电池等消耗性材料的持续供应。其中任何一个环节出现缺口，都可能导致整套系统陷入瘫痪，第8装甲师的发电机问题便是典型一例。
通信装备的短缺与普遍匮乏，使各单位既无法相互联络，也难以稳定维系上下级之间的通信链路，更遑论设置备用线路或以无线电通信作为有线电话的备份手段。装备不足还直接削弱了部队的战术灵活性：炮兵连无法向更小的区域机动展开，装甲掷弹兵部队在转移阵地时也无力同步完成旧线路的撤收与新线路的架设。
机动车辆的匮乏同样制约着部队的机动能力，并限制了其携行装备的数量。正如本书第4章将要论及的，这一问题在东线战争的大部分时间里始终困扰着德国陆军。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装甲指挥车与装甲观察车的严重短缺，此类车辆数量不足，使进攻作战中的通信联络愈发困难。这些特种车辆的生产与战斗车辆长期争夺同一批生产资源，产量因此受到持续压制。
报告中所呈现的最后一个问题，也是炮兵部分着重强调的，是受过专业训练的人员严重不足。合格通信人员的短缺，一方面因操作不当和维护疏漏导致装备损耗加剧，另一方面也使通信中断后的故障排查耗时更长，进而延误通信恢复。对于无线电报务员而言，密语通信同样是一大隐患：随着训练水平的整体下滑，以明语发送信息的情况也日趋普遍。
为克服通信装备短缺与基层指挥人员训练不足等问题，同时也为了更有效地影响战斗与战役进程，德军指挥官往往亲赴前线，或至少将指挥位置前推至靠近前线的地域。通过与下级当面协商，他们能够更准确地掌握一线实情。与此同时，师、军及集团军级指挥官亲临前线，对部队士气也具有积极的鼓舞作用。
即便是第六集团军司令保卢斯，时任装甲兵上将、后晋升为上将，尽管常被批评者称为“案头将军”，也会定期下部队巡视下级指挥官与一线士兵。这些前线巡视均有文字记录留存，为我们了解这一时期德军指挥实践提供了翔实的史料。以下是1942年10月15日一次前线巡视的报告：[21]
当夜，第14装甲师一部成功穿越拖拉机厂，推进至伏尔加河岸。
上午8时30分：集团军司令莅临第389步兵师第545步兵团团长克内奇（Knetsch）少校的指挥所，分别向其授予骑士十字勋章与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并同时向第389炮兵团团长舒斯特尔-沃尔丹（Schuster-Woldan）上校授予金质德意志十字勋章。
与此同时，第14装甲师和第305步兵师的更多部队已陆续抵达伏尔加河。
上午9时：集团军司令与第51军军长、第389步兵师师长、第305步兵师师长及第14装甲师师长召开会议，研究确定下一步进攻部署。
会议决定：第305步兵师和第14装甲师沿拖拉机厂以南铁路两侧向伏尔加河方向发起攻击；第24装甲师和第14装甲师一部则从西面实施攻击，以牵制侧翼之敌。
上午10时：集团军参谋长前往前进指挥所，向集团军司令作口头汇报并共同商议相关事宜。
上午11时30分至下午12时30分：集团军司令在第14装甲师师长陪同下，驱车前往位于“街垒”工厂以西一处掩蔽部内的第103装甲掷弹团团指挥所。第103装甲掷弹团团长与第36装甲团团长分别就突破至伏尔加河的经过作了报告。
下午2时：集团军司令与第51军军长、第14装甲师师长及第6集团军参谋长举行会议。第51军军长对部队未经重新编组便立即投入进攻一事表达了顾虑。
集团军司令随即下令：拖拉机厂以南地段的进攻于10月16日清晨继续实施。
约下午4时：一行人返回第389步兵师指挥所驻地。
第103装甲掷弹兵团向伏尔加河的突进，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最为成功的进攻行动之一，也为第6集团军打开了新的局面。保卢斯于进攻次日亲赴该地段，与在场各级指挥官当面会商。与会者不仅包括其直属下级、第51军军长炮兵上将赛德利茨，还涵盖各师师长乃至团长。
通过实地掌握更为全面的一线情况，保卢斯随即决定于10月16日发起后续进攻。此外同样值得关注的是，他亲自向两名指挥官颁授高级勋章，以此彰显对其战功的认可，并借机凝聚部队士气与荣誉感。10月29日的前线巡视亦呈现出相似的情形。此次，他前往视察的是第14装甲军，该军主要担负第六集团军北翼的作战任务。[22]
13时：乘车前往位于戈罗季谢（Gorodishche）西北、杰夏特峡谷（Dessyat Ravine）中的第14装甲军指挥所。集团军司令向军长致贺，祝其晋升装甲兵上将并庆祝生日，随后在指挥所内与在场的各师师长及炮兵指挥官逐一交谈。（14时离开）
此类巡视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在于协调军兵种协同配合，以及了解新式武器的实际性能。11月1日的巡视报告对此有所体现：[23]
上午7时45分：集团军司令在参谋长陪同下起飞，前往第8航空军位于拉斯古利亚耶夫卡（Rasguljajewka）车站的前进机场。
上午8时30分：抵达第8航空军设于拉斯古利亚耶夫卡砖厂的前进指挥所。第51军军长及参谋长已在场等候。片刻后，第4航空队司令与第8航空军军长亦相继抵达。经过长时间会谈后，上午11时15分：乘车前往古姆拉克（Gumrak）车站东南的第244突击炮营。
新近配属到位的自行重型步兵炮向集团军司令进行了实地展示。炮兵连长当场指出了数项缺陷，认为这型火炮不过是一种尚未臻于成熟的临时方案：驾驶员与炮手视野受限，炮向射界偏小，车体防护也较为薄弱，因此无法按照突击炮的方式加以运用。
展示结束后，一行人继续前往第295步兵师师指挥所，集团军司令与师长进行了会谈。
下午1时：抵达古姆拉克车站第51军指挥所。同期返回的里希特霍芬上将亦告到达，集团军司令与其进行了第二次会谈。
下午2时：第14装甲军军长与第305步兵师师长抵达，分别向集团军司令及军长作口头汇报并共同商议。
下午3时：飞返集团军司令部。
类似情况同样见于陆军各个层级。第205步兵师师长保罗·赛法特（Paul Seyffardt）少将在巡视部队位于韦利日（Velizh）的前沿阵地后留下了如下记录，便说明了这一点：[24]
Ia：掘壕工事普遍不够完善，东段尤为突出。主防线尚未全线贯通；前沿阵地秩序混乱，既无铁丝网，亦无地雷设置。散落的杆柱等杂物为敌方提供了明显的瞄准参照物。
壕沟普遍偏浅，在敌方可能实施观察的地段（韦利日峡谷）缺乏必要的遮蔽与伪装，且无交通壕封闭设施。掩蔽部质量低劣，顶部无法抵御弹片。战斗阵地缺少射界侧向限制，防弹片保护亦严重不足。部分机枪甚至无法越过壕沟胸墙实施射击。
每个连仅配备一具战壕潜望镜。瞄准镜未能固定配发给优秀射手专用，而是随意传递使用。
时间安排与工作分配缺乏统一管理，相关事务往往任由各班组长自行处置，导致士兵得不到充分的睡眠与休息。据悉，一名步枪兵曾连续执勤长达9小时。
医院内的前进炮兵观察员既无信号手枪，也无信号弹，并解释称，负责发起拦阻射击的是连长而非他本人。东段壕沟内散落着罐头盒等杂物，壕沟通常未以木板加固，弹药储存亦不规范。地图与计划图数量不足，且污损不清。
对此，师长决定安排第353步兵团军官前往其他团观摩示范阵地，并要求为后续掘壕工事的完成明确规定期限。
Ib：水井问题须予重视！
衣物破损，肩章缺失（团军需官须于10月6日12时向师长报告）。据称，东段已储备防寒润滑油。
武器与装备军官：武器保养与存放仍存在不足，须注意收集弹壳。德式手榴弹和枪榴弹储备不足。
工兵军官：铁丝网匮乏，地雷布设图缺失（据称第257步兵团仍存在未登记雷场，相关情况无人掌握）。此外尚需补充导爆索、坑道炸药箱及电雷管。
IIa：军官与士兵常有胡须未剃、军容不整之情况（裤腿上卷）。勋章佩戴亦不规范。应注意记录并表彰那些表现可靠的士官与士兵！
IVb：医院病房环境较差，卫生状况不佳。每名士兵每月至少应进行一次除虱处理。
赛法特记录了许多需要由其参谋军官推动改进的细节。这些问题既包括战术方面，也包括不少纪律问题。他同样注意到了领导指挥上的缺陷，例如让士兵站岗时间过长，或野战医院房间不洁。这些都会对部队战斗士气和健康状况产生负面影响。
最后，本文将进一步考察德国东线陆军的中层指挥人员，也就是从营级到军级的指挥官，并以三名军官的经历为例。
在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史学书写中，德国陆军最具声望的一类指挥官，是装甲指挥官。闪击战阶段的人物固然广为人知，但在他们的阴影下，一批继任者也成长起来，并在战争后半期主导了陆军高级野战指挥岗位和装甲兵指挥岗位。
在这些研究不足的人物中，特劳戈特·赫尔（Traugott Herr）尤为值得关注。其军旅生涯于1945年达到顶峰，彼时他正在意大利指挥第10集团军。[25]
赫尔生于1890年，在一战爆发前即已成为步兵军官。大战期间，他始终在西线服役，先后在一线部队任职并在参谋机关供职。战后，他获留用于魏玛防卫军（Reichswehr）。1925年底，他参加了新组建的摩托化部队的数期训练课程。当时，此类部队出于掩护目的，对外仅以“后勤单位”为名。
与1933年前德国陆军的普遍情况相同，赫尔的晋升进程相当迟缓。1933年希特勒开始谋取德国最高权力时，赫尔已年届43岁，却仍停留在上尉军衔。此后数年间，德国武装力量的仓促扩张与大规模膨胀，推动了他与大多数德国军官的仕途晋升。战前，他已晋升上校，先后指挥营、团，并在德累斯顿军校担任战术教官。
1940年法国战役期间，他指挥第13摩托化步兵师第66步兵团，并荣获一级铁十字勋章。同年10月，该师改编为装甲师，赫尔随即出任新组建的第13步兵旅旅长，统一指挥辖下两个步兵团。1941年8至9月，他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ipropetrovsk）战斗中表现卓异，自行决断在第聂伯河对岸建立桥头堡，并因此荣获骑士十字勋章。
同年11月，师长调入陆军总司令部元首预备队后，赫尔奉命接掌第13装甲师。其上级古斯塔夫·冯·威特斯海姆（Gustav von Wietersheim）步兵上将与克莱斯特上将均为久经沙场的装甲指挥官，二人于1942年3月联名建议提前晋升赫尔，使其正式出任师长。1942年4月1日，赫尔晋升少将。威特斯海姆对其所作评语如下：
“具备优秀指挥官的人格素养。思路清晰，意志坚定。旅长职务履行极为出色。指挥沉稳而审慎，善于亲身投入行动。在当前激烈的防御作战中，其师级指挥同样表现尤为成功，完全胜任这一职务。”
数月之后，即1942年年中，第57装甲军军长弗里德里希·基希纳（Friedrich Kirchner）装甲兵上将对赫尔作出了如下评价，当时赫尔所在的师正隶属于该军：
“具备良好的战术与战役理解能力；精力充沛，思路清晰，目标明确，始终保持乐观。”
1942年9月25日，在高加索以北地区作战期间，赫尔乘坐的车辆触雷。一枚螺栓碎片穿透头骨，使他的军旅生涯就此中断。此后他又罹患黄疸，这很可能是在高加索服役期间留下的后遗症。直至1943年6月中旬，他方才恢复野战任职能力。然而此时“堡垒”行动的准备工作已告完成，各指挥岗位亦已安排就绪。
随着轴心国在北非战场的失利，加之盟军可能在意大利登陆的威胁日益迫近，德军开始向南调集兵力，急需经验丰富的指挥官。此时已晋升为装甲兵上将的赫尔，奉命赴意大利指挥第76装甲军，并在1943年余下时间及整个1944年持续担任这一职务，此后如前所述晋升为集团军司令。这一任命也使他得以避免落入苏军之手。
赫尔的军旅生涯，无论在晋升速度还是发展轨迹上，都相当典型地折射出德国职业军官群体的共同经历。扎实的专业训练，以及每次晋升之间相对充裕的历练积累，使他得以在各级职务上充分磨砺并掌握所需的指挥能力。
对赫尔的评语，也集中体现了德国军方所看重的核心素质：战术理解力、决断力、坚强意志与自信的领导能力。
1942年末前后，国社主义立场开始被纳入领导能力的评价体系。此后，这类意识形态标签往往被附加于一些优秀指挥官身上，即便其本人未必是真正的国社主义信徒。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德国军人所推崇的核心美德，如勇敢、进取、坚定意志等，在表面上与国社主义所宣扬的价值观存在相当程度的重合。[26]
卡尔·冯·奥芬（Karl von Oven）[27]的经历则略有不同，或许也更能代表一种东线军旅生涯的“寻常”轨迹。他生于1888年，1908年以候补军官身份加入普鲁士近卫部队。一战期间，他同样仅在西线服役，长期在第3军参谋部任职（他与赫尔或有共事之缘，因为赫尔在1916年底至1917年初亦在该部队服役），最终晋升为上尉。
战后，他离开军队，转入普鲁士警察系统任职，主要负责训练警官，并编写城市骚乱中警察部署的相关手册。随着德国重整军备对军官的大量需求，1935年，至少2500名警察军官被转隶德国陆军。鉴于魏玛防卫军的军官总数仅约4000人，这一举措对军官团的构成产生了深远影响。冯·奥芬离开警察系统时军衔为上校，但陆军仅将其定级为中校。1935年10月，他晋升上校。
二战爆发前，他先后指挥过一个营和一个团，由此得以进一步磨砺指挥能力。1939年6月晋升少将后，他直至1940年5月方才获得师级指挥权，且所指挥的仅是短暂存在的第393步兵师。经数次短暂任职后，冯·奥芬于1940年11月受命出任第56步兵师师长。
此后两年间，他在对苏战役中始终统率该师。初期随第六集团军向基辅方向推进，继而转隶中央集团军群。1941年末至1942年间，该师先后部署于不同地段。1942年春，其上级对他作出如下评价。
1942年4月5日，第53军军长埃里希-海因里希·克勒斯纳（Erich-Heinrich Clössner）步兵上将：
“性格较难评判。进取心强，自信心十足。具备良好的军事才能。对该师的指挥严厉、娴熟而灵活。处置困难局面时沉着自信。有时过于固执己见，致使与邻近部队的协调配合趋于复杂。完全胜任现职。”
第二集团军司令鲁道夫·施密特（Rudolf Schmidt）上将：
“精力极为充沛。作为下级，其个性并不易于共事。即便身处最为艰难的局面，亦已充分证明其胜任师长职务的能力。适合晋升军长。”
1942年5月5日，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
“此人向来不易相处。然而在当前形势下，凭借其旺盛的精力与强硬的作风，他是一名尤为称职的指挥官，同样适合出任军长。”
尽管冯·奥芬的三位上级均对其军事领导素质予以肯定，包括其强硬作风，但他们也不约而同地指出，此人个性难处，与之共事并不容易。不过，这一问题似乎已有所改观，其1943年1月的评语便印证了这一点：
1943年1月18日，第35军军长洛塔·伦杜利克（Lothar Rendulic）步兵上将：
“积极自信的人格，目标明确，意志坚定。指挥中能够因势制宜，在形势需要时果断采取强硬手段，具备良好的战术素养。深受国社主义意识形态熏陶，并能在行动中体现这一立场。兼具全局视野与对重要细节的把握能力。
此前评语中所提及的固执己见及与邻近部队摩擦等问题，在本人指挥期间从未出现。若此类缺点确曾存在，现已得到纠正。综合评定：良好中等。适合出任军长。”
施密特：
“作为师长，他在历次战斗中均已充分证明自己的能力。1941年12月，他亲赴韦尔霍维耶（Werchowije）前线督战，成功抵御苏军猛攻，在极为不利的条件下坚守阵地。此后该师历经防御与进攻作战，他再度展现出沉稳自信的指挥能力。完全适合出任军长。
未发生难以共事的情况。”
冯·奥芬再度被评定为高于平均水平的指挥官，具备良好的战术眼光与自信的领导风格。依照陆军人事局自1942年底推行的新规定，国社主义态度此时亦被纳入考核范畴，由此带来了前文所述的历史解读问题。
正如历次评语所一致建议的那样，冯·奥芬于1943年1月28日受命在大卢基（Velikiye Luki）以西地区指挥第43军，并于1943年4月1日晋升步兵上将，正式出任该军军长。然而，有关他“难以共事”的评价再度浮现。
1943年7月，新任上级、第三装甲集团军司令汉斯-格奥尔格·莱因哈特（Hans-Georg Reinhardt）上将留下一份记录：
“摩擦再度明显出现。若此种情况不能得到遏制，他继续留任军长一职将难以为继。”
不过，这些摩擦似乎再度趋于平息。莱因哈特在1943年9月22日所作的下一份评语颇为积极，甚至提出冯·奥芬尚有进一步晋升的空间：
“他以坚定的手腕、良好的战术眼光和全力以赴的投入实施指挥。就本人在阵地战期间对其的了解而言，他将有能力胜任集团军司令一职。”
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克鲁格元帅对此并不完全认同：
“不宜考虑出任集团军司令。作为平静地段的军长，他已充分证明自己的能力；即便身处危机局面，他也将如担任师长时一样坚守阵地。”
由于中央集团军群第三装甲集团军与北方集团军群第十六集团军之间调整了防区边界，冯·奥芬及其所部于1943年8月底转隶新的指挥体系。这也正是前文所述莱因哈特与克鲁格评语作出较迟的缘由。新任上级对冯·奥芬指挥能力的评价则更为严苛。
涅韦尔（Nevel）周边的战斗以及此后纳尔瓦（Narva）桥头堡的激烈交战，似乎使冯·奥芬逐渐心力交瘁。其新任上级克里斯蒂安·汉森（Christian Hansen）炮兵上将力主解除冯·奥芬的职务。1944年3月，莫德尔元帅对这一决定予以支持：
“他已不再具备在东线指挥一个军所需的活力与韧性。为此，我建议让冯·奥芬步兵上将返回本土休整一段时间后再行任用。”
莫德尔对冯·奥芬所作的最终评语同样相当负面：
“人格并不强势，缺乏独立见解，亦无法坚持表达自身立场。精力与韧性已受到严重损耗。其指挥虽无明显失误，但进取心与魄力不足，缺乏活力与强硬作风。综合评定：低于平均水平。宜调赴本土使用。”
冯·奥芬的军旅生涯，对众多未能跻身最高指挥层的德国将领而言颇具代表性。当然，有一点同样值得关注，冯·奥芬在纳尔瓦地区所指挥的军下辖五至六个师，远超通常编制规模，几乎可视为一支小型集团军。
然而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经历揭示了德国东线指挥中一个常被忽视的问题：随着战争旷日持久、德国战略态势日趋危急乃至陷入绝境，许多军官实际上是在沉重的指挥压力下被一点点耗尽的。这些人大多已年逾五十，而苏联境内的作战条件又极为艰苦，中层指挥机关往往不得不以苏联村庄的民房充作指挥所和宿营地。
冯·奥芬于1944年3月被解除指挥职务，遣返德国休养。此后，他被选派指挥第2野战宪兵司令部。这是一个统辖军事警察单位的指挥机关，职责涵盖打击部队瓦解迹象、收容掉队人员，以及清查后方单位中无任务但仍具战斗力的人员并将其补充至战斗部队。在紧急情况下，这类指挥机关还须构建拦截线，以收拢无序撤退的散兵游勇。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汉森曾断言冯·奥芬进取心不足、缺乏活力与强硬作风，而冯·奥芬却受命率领这一机关部署于白俄罗斯，而该地区不久便遭苏军大规模攻势，中央集团军群在这场攻势中几近覆灭。事实证明，他在那里再度经受住了考验。其所属机构在东普鲁士和波兰大量收拢溃散士兵，对1944年秋稳定当地德军战线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这项任务所要求的，恰恰是汉森认为冯·奥芬已然丧失的全部品质。
第三位值得考察的人物，是德国陆军中获勋最高的非将官之一，沃尔纳·齐格勒（Werner Ziegler）。[28] 对于知名度较低、档案记录较为有限的校官（Field officers，在德军之中，这一层级为参谋军官[Stabsoffiziere]），其军旅生涯往往更难以完整重建。
齐格勒生于一战方酣之际，即1916年4月。他在魏玛共和国的动荡岁月与国社主义夺权进程中成长。与同龄人一样，1936年他先在国家劳动军团服役六个月，随后以志愿兵身份加入步兵。这一选择颇为少见，因为当时大多数志愿者倾向于选择装甲兵、飞行员或武装党卫军等更具声望的兵种。
他并未被直接选拔为军官，而是先以步枪兵身份服役一年，此后方才成为预备役军官候补生。其间，他历任副班长、班长与排长，并赴德贝里茨（Döberitz）步兵军校参加排长培训课程。1939年4月20日，他被任命为预备役少尉。
二战爆发后，齐格勒被派往第73步兵师第186步兵团。此后三年，该团成为他的主要归属单位，他本人也在此期间转入现役军官团。他随团参加了德军所有主要战役：最初在入侵波兰期间担任排长，但实际参战不多，因为第73步兵师当时处于预备队，完成初期部署后即被调往西线；继而参加法国战役，任营副官，荣获二级铁十字勋章；此后又历经巴尔干战役与对苏战争，任连长，在巴尔干获颁一级铁十字勋章，在苏联获颁骑士十字勋章与步兵突击章。
1942年6月，随着所在师投入德军夏季攻势，他升任营级指挥官，但军衔晋升明显滞后于实际职务。他直至1941年11月方才晋升中尉，而此时担任连长已逾一年；此后又将近一年，方才晋升上尉，而当时他已在指挥一个营。他以出色的能力与过人的勇气履行了这一职责，下述战例即为明证。当时，齐格勒正率领第186步兵团第1营突击黑海港口新罗西斯克（Novorossiysk）：[29]
下午2时30分，第186步兵团逼近梅福季耶夫斯基（Mefodiyevskiy）郊区。该地守军兵力雄厚，依托村郊各处民房及坚固构筑的阵地，以迫击炮、机枪和狙击步枪猛烈射击。
敌方炮兵防御火力持续加强，包括大口径海军炮在内的各型火炮相继开火，进攻势头随之受阻。下午4时，德军3个炮兵营对村郊实施集中火力急袭，局面方才得以缓解。该团紧随炮火向各处民房推进。第2营率先从西北方向突入，取得突破。受这一侧翼突击的威胁，当面之敌在第1营正面压力下被迫放弃阵地，向后撤退。
两位营长各自独立判断形势，决心乘此短暂战机，继续向港口方向突进。突击炮居前开路，步兵紧随跟进，逐街逐巷向前推进。第2营持续击退来自西侧铁路地区的猛烈反击，有效掩护第1营右翼，使第1营得以于下午6时发起大胆冲击，直抵港口。凭借这一果断突入，采梅斯河（Tsemes）以西的全部敌军分队遭到切断，新罗西斯克外围防御正面随之崩溃。
然而，既得战果必须牢固守住。各营就地转入环形防御。来自西面的敌军反击尤为猛烈，均被一一击退，4门火炮被突击缴获。1个反坦克连与第173自行车连随即前推增援，第213步兵团第2营亦奉命调入城内。
齐格勒不仅以中尉军衔指挥一个配属突击炮的营，而且是在进攻作战中、在条件极为苛刻的城市地形内完成这一任务，其难度本已相当之高。更为难得的是，他作出了一个独立决断，并以实战证明了这一决断的决定性意义。
正是这一决断，使苏军防御一度崩溃，令德军在数小时内夺取该城三分之一，将守军拦腰截断，并为数日后攻取城市第二个三分之一奠定了重要基础。凭借这一决定性行动，齐格勒成为国防军第121名、陆军第43名获得骑士十字勋章橡叶饰的军人，而陆军获得者中多数为将官。
1942至1943年冬季，齐格勒又成功率领本营坚守库班桥头堡。此后，他被调往第5军参谋部，当时第73步兵师正隶属于该军，他在此短暂担任代理作战参谋，并晋升少校。1943年7月，他首次离开服役多年的老部队，被配属至第23装甲师，接受初步总参谋部训练。然而他很快便被投入艰难局面，该师须先遏制、再反击苏军的顿涅茨（Donec）-米乌斯（Mius）攻势（1943年7月17日至8月2日）。
一个月后，他被任命为第128装甲掷弹团团长，任职两个月后，转赴重新开办于希尔施贝格（Hirschberg）战争学院的第11期总参谋部课程深造。1944年2月，他重返第186步兵团，出任该团新一任也是最后一任团长。1944年5月，该团主力在克里米亚遭受重创，齐格勒由此得以接受新的任命。
1944年夏，数十个国民掷弹师仓促组建，急需富有经验的指挥人才。1944年6月1日，齐格勒晋升中校，随即被调往第558国民掷弹师，出任第1123国民掷弹团团长。该师隶属于苏瓦乌基（Suwalki）地区的第四集团军，担负在1944年苏军夏季攻势后协助稳定战线的任务。
他在率团作战期间身负重伤，直至战争结束前始终未能痊愈归队。其卓越的指挥表现为他赢得了骑士十字勋章双剑饰，他由此成为整个国防军中第102名获得这一殊荣的军人。战后，他于1956年加入新组建的联邦国防军，并最终于1968年以上校军衔、第19装甲掷弹旅旅长身份退休。
齐格勒的军旅生涯说明了两点。其一，即便是才能出众的军官，也需要经历一定时间的逐级晋升，但他们往往可以在军衔尚未跟上实际职务时，便已承担起相应的指挥责任。其二，军官通常与自己成长立功的部队保持着深厚联系，并在负伤康复或完成培训课程后，往往会重返该部队任职。
德军领导指挥的质量虽在战争期间有所下滑，但对德国东线战争的整体努力而言仍举足轻重。在较低指挥层级上，领导指挥是整个军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这一体系还涵盖战术与小分队技术、武器与装备以及部队编制等要素，唯有各要素相互协调配合，整个体系方能有效运转并形成战术优势。
本书下一章将就领导指挥之外的另外三个要素展开讨论，并着重考察德军持续适应调整的过程。
参考
1.Auszüge aus den vom Oberkommando der Heeresgruppe Süd an O.K.H. eingereichten Berichten über die Hebung der Kampfkraft der Infanterie, 1943, BA-MA RH 11-I/44
2.援引自Marco Sigg, Der Unterführer als Feldherr im Taschenformat: Theorie und Praxis der Auftragstaktik im deutschen Heer 1869 bis 1945, p. 116.
3.7./I.R. 211, Schilderung der Kämpfe um Kiew in den Tagen vom 6.-9.8.41, 28.9.41, BA-MA RH 24-29/29.
4.Fernschreiben Chef des Generalstabes an die Herren Chefs der Generalstäbe der Heeresgruppen und Armeen, 6.1.42, BA-MA RH 20-16/80.
5.OKH/GenStdH/Ausb.Abt. (II), Betr.: Kampferfahrungen, 10.6.42, BA-MA RH 2/2853.
6.Armeeoberkommando 4/Ia, Nr. 166/42 geh. (Abschrift), 23.1.42, BA-MA RH 2/2854.
7.Stellvertretendes General-Kommando VII. Armeekorps/Ia/Id, Betr.: Ausbildungsanregungen nach Fronterfahrungen, 27.7.42, BA-MA RH 53-7/v 234b.
8.Auszüge aus den vom Oberkommando der Heeresgruppe Süd an O.K.H. eingereichten Berichten über die Hebung der Kampfkraft der Infanterie, 1943, BA-MA RH 11-I/44.
9.Panzer-Grenadier Division Grossdeutschland/Ia, Gliederung, Führung und Ausbildung unterster Einheiten der Panzergrenadiere, 24.5.1943, BA-MA RH 26-1005/41.
10.58. Infanterie-Division/Ia, Divisionsbefehl für die Führerausbildung Winter 1941/42, 14.11.41, BA-MA RH 26-8/37.
11.Anlage zum Divisionsbefehl für die Führerausbildung der 58. Infanterie-Division im Winter 1941/1942, BA-MA RH 26-58/37.
12.德军的作战动机将在本书第7章中讨论。
13.58. Infanterie-Division, Anleitung als Ausbilder etc., Winter 41/42 , BA-MA RH 26-58/37
14.Generalstab des Heeres/General der Infanterie, Richtlinien für die Ausbildung der Unteroffiziere bei der Feld-Unteroffiziers-Schule, 24.3.42, BA-MA RH 53-7/v.234b.
15.GenStdH/GendInf, Richtlinien für die Ausbildung der Unteroffiziere bei der Feld-Unteroffiziers-Schule, 24.3.42., BA-MA RH 53-7/v.234b.
16.根据OKW/AWA/WVW(V)的数据，Gesamtausfälle der Wehrmacht, Stand 31.12.1944, in: BA-MA, H. 6/737.
17.Omer Bartov, The Eastern Front 1941-45: German Troops and the Barbarization of Warfare, pp. 12-18.
18.8. Panzer-Division/Divisions-Nachrichten-Führer, Betr.: Nachrichten-Lage der 8. Panzer-Division, 27.11.43, NARA T-315, Roll 504.
19.指无线电网内的通信方式：网内各电台依次与网控台建立联络，其余电台在此期间保持守听。
20.德国陆军装备有一种便携式无线电台，通常由士兵像背负背包一样携行，即背负式无线电台（Tornisterfunkgerät），这类电台最大通信距离可达25公里，全重逾20公斤。
21.Armee-Oberkommando 6, Fahrten des Oberbefehlshabers vor Stalingrad am 15.10.42, BA-MA RH 20-6/225.
22.Armee-Oberkommando 6, Frontfahrt des Oberbefehlshabers am 29.10.1942, BA-MA RH 20-6-227.
23.Armee-Oberkommando 6, Frontfahrt des Oberbefehlshabers am 1.11.42, BA-MA RH 20-6-227.
24.Merkpunkte (anlässlich des Besuchs des Div.Kdr. in Welish) am 5.10.42, BA-MA RH 26-205/32.
25.以下内容出自赫尔的个人档案，BA-MA Pers 6/191。尽管其诸多服役信息可见于相关文献或互联网，但通常所载的负伤日期1942年9月25日有误，正确日期应为1942年10月31日。这一错误源于他在该日将师指挥权移交给继任者，致使两个日期相互混淆。其个人档案中存有一份医疗报告，对事件经过作了简要记述。
26.Sönke Neitzel, Abgehört. Deutsche Generale in britischer Kriegsgefangenschaft 1942-1945, p. 11.
27.奥芬的个人档案，BA-MA RH 6/300324。
28.关于齐格勒军旅生涯的相关资料，来源于BA-MA Pers 1/99823。
29.73. Infanterie-Division/Ia, KTB, 6.9.1942, BA-MA RH 26-7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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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风吹拂——1945年2月赫龙河桥头堡之战
芬仙阁
题图：1945年2月17日，SS第1装甲师侦察营车辆纵队向前线开进。最前方为Sd.Kfz.234/1装甲车，其后依次为Sd.Kfz.234/3与桶车，右侧是一辆加装临时顶棚的Sd.Kfz.251Ausf.D半履带装甲车。这些照片不仅真实展现了“南风”行动期间当地平坦开阔的地形与寒冷泥泞的天气条件，也反映了德军当时所使用装甲车辆的类型与外观。
注：本文编译自德米特里·利霍德（Дмитрий Лиходед）所著《“南风”吹拂的二月（Февральское дуновение «Южного ветра»）》与《“南风”吹拂的二月：落幕（Февральское дуновение «Южного ветра»: развязка）》。作者谨向米尔科·拜尔（Mirko Bayerl）致以诚挚感谢，感谢其提供相关照片并协助完成图片的鉴定与归属确认。
1945年2月，德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发动了战争末期为数不多的几次较为成功的进攻行动之一，将苏军近卫第七集团军的部队逐出了赫龙河（Hron/Грон）沿线的桥头堡。
这次行动长期湮没于声名显赫的“康拉德”行动和“春醒”行动的光环之下，在国内史学研究中几乎未被提及，相关记述往往仅以寥寥数语一笔带过，不见任何具体细节。本文将围绕1945年2月间这一系列事件展开考察。
一、风暴将至：苏德两军兵力对比
至1945年2月中旬，苏军已在匈牙利境内相继击退德军发动的三次反击（“康拉德”1号、“康拉德”2号及“康拉德”3号行动），并将德军重新压回至“康拉德”系列行动发起前所据守的阵地。
与此同时，在毗邻匈牙利边境的捷克斯洛伐克境内，苏军仍牢牢控制着一处位于赫龙河以西、埃斯泰尔戈姆（Esztergom/Эстергом）附近的桥头堡。该桥头堡由乌克兰第2方面军近卫第七集团军部队于1月间强渡夺取，苏军将其视为日后向维也纳推进的重要跳板。这一态势，也对德军即将发动的“春醒”攻势形成了直接牵制。
德国最高统帅部制定了由“南方”集团军群于1945年3月发动全面进攻的计划，即“春醒”行动。在此之前，必须首先消除赫龙河一线对侧翼构成威胁，并妨碍行动展开的苏军桥头堡。为此，德军决定以第八集团军担负进攻任务，集中“统帅堂”装甲军所属全部步兵与装甲部队，同时将自西线调转而来的SS第1装甲军纳入作战序列，该军下辖SS第1“警卫旗队”装甲师和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
此次旨在消灭苏军桥头堡的行动被命名为“南风（Südwind）”。值得关注的是，据苏军作战日志记载，德军在行动中曾大规模实施夜间坦克突击。这一战术选择，显然与苏军强击航空兵（近卫强击航空第3军）和轰炸航空兵（轰炸航空第218师）在白昼的频繁出动密切相关，同时也受制于部署在赫龙河东岸高地上的苏军加农炮与榴弹炮所形成的强大炮火压制。
苏军桥头堡主要由7个步兵师负责防守：北段由近卫步兵第24军的3个师驻守，分别为近卫步兵第72师、近卫步兵第81师和近卫空降第6师；南段则部署了近卫步兵第25军的3个师，即步兵第53师、步兵第375师和步兵第409师，另有近卫步兵第93师编入集团军预备队。
上述各师在此前战斗中均遭受较大损耗，平均每师约4000人，其中一线作战兵力约1500人。兵力最强的是近卫步兵第93师，全师共5774人；最弱的是步兵第409师，仅3983人。部署于德军主攻方向上的近卫空降第6师，防御正面宽约9公里，全师含所有非战斗及后勤单位在内仅有4092人，各团战斗序列通常仅300至400人，步兵连平均兵力更是只有约30人。
防御前沿主要由若干班、排级分散壕位构成，各壕位之间以交通壕相互连通，前方设有雷区及“布鲁诺螺旋”式铁丝网障碍。由于时间仓促，未能构筑连续完整的堑壕线，部分师所属各团阵地之间存在200至400米的缺口，主要依靠步兵火力及炮兵、迫击炮火力实施封锁。
各师配属的迫击炮与火炮数量大致在71至137门之间。此外，为加强桥头堡内步兵军的防御力量，还调配了大批加强炮兵部队，涵盖防空炮、加农炮、榴弹炮、迫击炮等各类炮兵团和炮兵旅。
上述加强部队共装备152mm ML-20榴弹炮92门、122mm M-30榴弹炮67门、76mm ZiS-3火炮39门、120mm 迫击炮136门、BM-13火箭炮发射车70辆、BM-8火箭炮发射车13辆，以及37mm 61-K防空炮118门、85mm 52-K防空炮28门。
反坦克炮兵方面，截至2月17日，桥头堡内已部署2个近卫反坦克炮兵团，即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14和第115团，以及2个独立反坦克炮兵旅，即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和第11旅，每旅各辖两个团。战斗打响后，2月18日夜间，隶属于反坦克炮兵第34旅的反坦克炮兵第1964团，以及辖有3个团的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2旅相继抵达桥头堡。上述部队合计装备火炮188门，其中57mm ZiS-2反坦克炮35门、76mm ZiS-3火炮153门。
桥头堡内的苏军坦克力量包括近卫机械化第4军所属部队及独立近卫坦克第27旅的部分单位。然而，上述部队在此前战斗中同样损耗惨重，德军发动进攻前，其坦克与自行火炮的数量已极为有限。尽管战斗过程中获得了一定补充，抗击德军装甲部队的主要力量仍是炮兵。
截至1945年2月16日，近卫机械化第4军在编坦克仅余18辆T-34/85，其中11辆隶属于近卫坦克第36旅，3辆在军部，4辆在近卫机械化第14旅；此外，近卫自行火炮第292团尚有SU-85自行火炮1辆，近卫重型自行火炮第352团仅存的一辆ISU-122则正在维修之中。由于装备严重匮乏，该军大部分部队不得不撤往后方。
2月18日，战斗已然打响，近卫自行火炮第292团官兵接收了20辆新式SU-76M自行火炮，随即划归近卫坦克第36旅旅长指挥，并自2月20日起在巴尔特（Bart/Барт）-巴尔季（Barty/Барти）-卡门丁（Kamenín/Камендин）一带投入战斗，为近卫步兵第81和第72师提供火力支援。然而，这批新到的自行火炮弹药配发不足，燃料亦未加满，乘员甚至未领到个人武器。
截至1945年2月16日，独立近卫坦克第27旅在编共有T-34/85坦克10辆、SU-85自行火炮5辆、SU-76M自行火炮2辆。战斗发起前，该旅于2月16日撤出近卫步兵第81师防御地段，并于次日清晨抵达步兵第53师防区，在马里亚（Mária/Мария）和卡尔瓦（Karva/Карва，今多瑙河上游克拉瓦尼[Kravany nad Dunajom]）一带转入防御。2月17日至18日夜间，该旅从图拉（Тура）火车站接收行军补充，共获得T-34/85坦克39辆，并将其分配至各坦克营。
参与“南风”行动的“统帅堂”装甲军下辖3个步兵师：第44帝国掷弹“大团长与德意志大师（Hoch und Deutschmeister）”师、第46步兵师及第211国民掷弹兵师。与苏军各部相似，这3个师在此前战斗中同样损耗惨重，进攻能力十分有限。
第44帝国掷弹师共辖7个步兵营，其中3个战力中等，3个已严重消耗，1个战力较弱，另有工兵营和补充营各一，二者同样战力不振，全师前线步兵约1600人。炮兵方面，该师编有轻型炮兵连9个、重型炮兵连1个，另配PaK 40反坦克炮19门。全师整体机动能力为85%，其中摩托化部队的机动能力为58%。
第46装甲歼击营中，第1连装备若干“黄鼠狼”自行反坦克炮，第2连（第1046装甲歼击连）装备“猎豹”坦克歼击车8辆，第3连装备自行防空炮12辆，型号可能为Sd.Kfz.10/5，营部另配有若干意大利装甲汽车。
此外，该师还配属独立第1335装甲歼击连，装备“猎豹”坦克歼击车9辆。划归该师作战指挥的第503重装甲营（后改称“统帅堂”重装甲营）装备“虎王”重型坦克25辆，但截至2月15日，仅有14辆处于战备状态。由于重型运输平板车严重不足，该营部分坦克未能在行动发起前及时抵达集结地域，而是在战斗进行途中才完成卸载并投入使用。
第46步兵师共辖5个步兵营，其中3个战力中等，2个已严重消耗；工兵营战力不振，补充营战力较强，全师前线步兵约1800人。炮兵方面编有轻型炮兵连8个、重型炮兵连1个，另配PaK 40反坦克炮20门。全师整体机动能力为90%，其中摩托化部队的机动能力为50%。据部分资料记载，其第52装甲歼击营装备Ⅲ号突击炮9辆。
为参加此次行动，该师另获5个营的加强：3个战力较强的匈牙利营（约1200人）、“统帅堂”装甲掷弹团第二营（战力不振）及第93装甲掷弹团第二营（战力中等）；此外还配属第208装甲营第1连和第3连，分别装备Ⅳ号/70(A)坦克歼击车8辆和Ⅳ号坦克8辆。
第211国民掷弹兵师共辖4个步兵营，其中2个战力较弱，2个已严重消耗；工兵营战力不振，补充营战力较弱，全师一线步兵约1000人。炮兵方面编有轻型炮兵连9个、重型炮兵连2个，另配PaK 40反坦克炮8门。全师整体机动能力为95%，其中摩托化部队的机动能力为65%。其第211装甲歼击营下辖第1211装甲歼击连，装备“猎豹”坦克歼击车9辆。
此外，该师还获得来自第271国民掷弹师的战力较强营和战力中等营各1个，以及第357步兵师轻型炮兵连3个的加强。行动期间，该师另得到第208装甲营第2连（装备Ⅳ号坦克11辆）及第228突击炮旅的支援，后者约装备Ⅲ号G型突击炮30辆。
“统帅堂”装甲军所属步兵师得到由汉斯·舍奈希（Hans Schöneich）中校指挥的临时装甲战斗群的支援。在苏军近卫第七集团军的文件中，该部队有时被记为SS“申特赖希（Шентрайх）”装甲师或“申·赖希（Шен Райх）”战斗群。
该战斗群编有于1944年12月底自意大利调来的独立第208装甲营，其下辖3个连在行动发起时共装备Ⅳ号坦克坦克20辆（其中19辆可投入战斗）及Ⅳ号/70(A)坦克歼击车9辆（其中8辆可投入战斗）；此外还编入第13装甲师装甲歼击营，该营装备Ⅳ号/70(V)坦克歼击车17辆。
总体而言，进攻发起前，“统帅堂”装甲军各部合计约拥有装甲车辆130辆，但其中实际处于战备状态的确切数量已难以考证。
SS第1装甲军所属两个装甲师在阿登战役中经历苦战、蒙受损失后，于1945年1月底至2月初紧急补充了人员与装备。就编制完整程度而言，这两个师的状况明显优于“统帅堂”装甲军的步兵师。不过，仍有部分装甲装备和人员未能在行动发起前及时到位，而是在部队调动途中及战斗进行期间陆续补入各师。
行动发起前，SS第1装甲师在编官兵19055人，SS第12装甲师为16845人。至1945年2月初，两师坦克装备情况如下。
截至2月8日，SS第1装甲师共拥有坦克及自行火炮约100辆：SS第1装甲团第二混成营第1、第2连装备Ⅳ号坦克坦克24辆（其中21辆可投入战斗），第6、第7连装备“豹”式坦克36辆（其中34辆可投入战斗）；另预计补充Ⅳ号坦克坦克10辆、“豹”式坦克5辆。
SS第1装甲歼击营装备Ⅳ号/70(V)坦克歼击车11辆（其中8辆可用）及Ⅲ号突击炮3辆，另预计补充Ⅳ号/70(V)坦克歼击车10辆。配属该师的SS第501重装甲营拥有“虎王”重型坦克26辆（其中15辆可投入战斗），另有10辆即将补充到位。值得注意的是，SS第501重装甲营并未以完整建制参加“南风”行动，2月间实际投入战斗的仅为营部及第1装甲连，合计坦克8辆。该师炮兵团未装备自行火炮。
截至2月8日，SS第12装甲师共拥有坦克及自行火炮83辆：SS第12装甲团第二混成营中，第2、第4连装备Ⅳ号J型坦克20辆（其中12辆可投入战斗），第5、第8连装备“豹”式G型坦克28辆（其中20辆可投入战斗）；另预计补充Ⅳ号坦克14辆、“豹”式坦克16辆。
团部防空排可能装备有“旋风”防空坦克4辆。SS第12装甲歼击营据推测共装备Ⅳ号/70(V)坦克歼击车13辆，但其中仅3辆处于战备状态。
该师自行火炮方面的状况颇为窘迫：据部分资料记载，其SS第12炮兵团仅装备“黄蜂”自行榴弹炮2门，另有资料则认为该师根本未装备此型车辆，其余炮兵均为牵引式火炮。至于配属SS第12装甲师的第560重装甲歼击营是否参加了2月间的战斗，目前尚无定论，相关参战记载至今未能找到。
截至2月初，第560重装甲歼击营装备“猎豹”坦克歼击车6辆（其中3辆可投入战斗）及Ⅳ号/70(V)坦克歼击车16辆（其中9辆可投入战斗），此外该营预计还将在近期接收若干新的“猎豹”及Ⅳ号/70(V)坦克歼击车。
另需说明的是，在“南风”行动中，SS第12装甲师基本以建制内所属部队参战，而SS第1装甲师则编组了两个战斗群：其一为由SS第1装甲掷弹团团长、党卫军上级突击队大队长马克斯·汉森（Max Hansen）指挥的步兵战斗群；其二为由SS第1装甲团团团长、党卫军上级突击队大队长约阿希姆·派普（Joachim Peiper）指挥的装甲战斗群。
步兵战斗群由SS第1装甲掷弹团和第2团的部分单位、SS第1侦察营部分兵力、SS第1装甲歼击营第1连及防空炮兵营下辖两个装备3.7cm Flak 43防空炮的炮兵连组成。
装甲战斗群则由SS第1装甲团第二营、SS第501重装甲营第1连的“虎王”重型坦克、SS第1炮兵团第一营、搭乘装甲运输车的SS第2装甲掷弹团第三营及搭乘装甲运输车的SS第1工兵营第3工兵连组成。
由此可见，SS第1装甲军所属两个装甲师合计拥有坦克及自行火炮不少于180辆，其中约130辆处于战备状态。综合各部兵力，德军此次进攻可动用的坦克及自行火炮总数不少于300辆，其中包括“虎王”重型坦克约30辆，尽管其中相当一部分并未达到战备状态或未实际参战。
尽管如此，德军在坦克数量上仍对苏军形成了压倒性优势，在重型坦克方面更是占据绝对优势。
“南风”行动预定于1945年2月17日清晨发起。2月12日至15日间，SS第1和第12装甲师相继向新扎姆基（Nové Zámky/Новы Замки）附近的集结地域推进，并于2月16日夜间秘密进入第46步兵师后方的出发阵地。两师的调动与集结全程未被苏军侦察察觉，从而确保了此次进攻的完全突然性。
然而就在进攻前夕，2月16日23时，近卫空降第6师的侦察分队俘获了一名隶属于第44帝国掷弹师第132掷弹团的德军士兵。该俘虏在审讯中供称，德军将于次日清晨发动进攻，目标是消灭苏军桥头堡并夺取布达佩斯；他还称亲眼目睹多达40辆SS第12装甲“青年团”师的坦克抵达齐格莱迪（Цигледи）一带。相关情报随即上报至近卫步兵第24军司令部，但为时已晚。
值得关注的是，近卫步兵第24军的档案文件显示，其当面之敌被记录为SS“髑髅”师和“维京”师，而实际上这两支部队根本未出现在该地区，这显然是德军伪装与欺骗措施所取得的效果。在此次调动中，SS第1装甲师对外化名为“髑髅”预备分队（Ersatzstaffel Totenkopf），SS第12装甲师则化名为维京”预备分队（Ersatzstaffel Wiking）。
近卫步兵第25军所属步兵第409师的档案文件中，除记载SS“警卫旗队”师和“髑髅”师外，还在卡姆达尔莫特（Kamenný Most/Кам Дармоть）一带记录了一支来源不明的“赫尔曼·戈林”师的存在。
二、南风初起：1945年2月17日
当日清晨，德军在长达两小时的猛烈炮火准备后发起突袭，主要沿两个方向展开攻击：在大卢丁采（Veľké Ludince/Вел.Лудинце）-索尔迪内（Svodín/Солдины）地段，德军以第46步兵师为主攻力量，在第208装甲营的装甲车辆支援下，向近卫步兵第72师与近卫空降第6师的结合部发起冲击；在凯尔特（Strekov/Керт）-索尔迪内地段，德军以第44步兵师为主攻，沿通往新维耶斯卡（Nová Vieska/Нова Вьеска）方向，对近卫空降第6师近卫步兵第17团的防御地域实施突击，并得到第503重装甲营“虎王”重型坦克的加强。
据苏军作战日志记载，在左翼方向，德军在伊万诺夫农庄（хутор Иванов）-阿拉德庄园（двор Арад）一线向近卫步兵第17团防御地段投入多达40辆坦克发起进攻，其中重型坦克15至18辆，包括“虎王”3辆。在右翼方向，德军在索尔迪内东郊针对近卫机械化第14旅防区及其与近卫步兵第72师的结合部，投入多达70辆坦克发起进攻。
战斗第一天，德军在凯尔特-索尔迪内地段突破苏军防线的过程中，第503重装甲营有2辆“虎王”重型坦克被炮火击伤，另有1辆被击毁焚毁。受损坦克中有一辆为该营营长诺德温·冯·迪斯特-克尔伯（Nordewin von Diest-Koerber）上尉的座车，他因炮弹破片从开启的指挥塔舱口飞入而头部负伤。
与此同时，第208装甲营在索尔迪内-凯贝尔库特（Gbelce/Кебелкут）一带争夺190号高地的战斗中，损失Ⅳ号坦克7辆、Ⅳ号/70(A)坦克歼击车4辆。在与苏军步兵的近距离交战中，该营第3连连长于尔根·冯·施图尔普纳格尔（Jürgen von Stülpnagel）上尉在下车徒步作战时阵亡。
从近卫空降第6师绘制的战斗示意图来看，德军装甲部队的推进并非单纯的正面压迫，而是以多个装甲楔形队形，沿索尔迪内周边道路与开阔地带实施穿插突击。图中蓝色箭头清晰显示，德军装甲部队分别自西北与东北方向对索尔迪内实施夹击，并将突击重点指向近卫空降第6师与近卫步兵第72师之间的结合部，意图撕裂苏军防线后向纵深扩大突破。
与此同时，图中红色线条标示了苏军原有防御阵线及战斗过程中形成的各抵抗地域，红色箭头则反映了苏军防线在战斗中逐步后撤与重新组织的过程。由此可以看出，近卫空降第6师在2月17日当天并未立即崩溃，而是依托索尔迪内、伊万诺夫农庄与阿拉德庄园等若干支撑点且战且退，通过不断收缩防线迟滞德军推进，并重新构筑新的防御阵地。
值得关注的是，近卫空降第6师的作战日志中记载了一幕颇为罕见的场景：在索尔迪内一线的防御地段，醉酒的SS士兵曾在两支军乐队奏响的雄壮乐声中以纵队队形发起冲锋。这种情况显然超出了既定预案的考量范围。
尽管近卫空降第6师针对不同方向的德军进攻预先制定了4种应对方案，但面对德军突然而猛烈的攻势，处于主攻方向上的该师仍遭受重大损失，所属部队被逐出原有阵地，随即向迪瓦（Diva/Дива）一线撤退。至22时，该师各团在战斗中退至帕里日运河（Parížsky kanál/канал Парижи）一线，占领新的防御阵地：近卫步兵第14团部署于沙尔坎（Šarkan/Шаркан）西北郊，近卫步兵第20和第17团分别据守利巴德（Ľubá/Либад）西郊和北郊，各团之间的空隙地段则由近卫步兵第93师的两个团接替防守。
战斗过程中，近卫空降第6师的大部分师属炮兵被突入纵深、直抵炮兵阵地的德军坦克碾毁。右翼的近卫步兵第72师步兵部队在德军冲击下未能守住阵地，仓皇撤至巴尔特-比比特（Бибит）-凯门迪（Кэменди）一线的第二道防线，将部分炮兵部队和近卫机械化第14旅留置于索尔迪内地区，陷入重围。
近卫机械化第14旅随即投入全部可用人员参战，炊事兵、通信兵、勤务兵乃至旅部军官均悉数上阵。该旅残部在付出重大伤亡后，经过八小时的艰苦战斗终于突出重围，撤至穆日拉（Mužla/Мужла）火车站一带，随后于夜间转移至泰克尼奥什（Тэкньош）的道路枢纽地区重新组织防御。
据近卫步兵第72师的作战日志记载，德军的突击主要集中于近卫步兵第222与第224团之间的结合部，以2个步兵团在30至40辆坦克的支援下发起进攻。突破口打开后，德军随即投入约80辆装甲车辆，迅速压制苏军反坦克部队的抵抗，并推进至索尔迪内东郊。此后，德军第46步兵师的部队在SS第1装甲师坦克支援下继续向东扩展攻势，至距巴尔季约1公里处方被阻截。
战斗第一天，近卫步兵第72师损失团属76mm火炮5门、师属76mm火炮18门及122mm榴弹炮5门。由于该师仓促后撤，其右翼与近卫步兵第81师左翼之间出现了约2公里宽的缺口，近卫步兵第81师随即以作为预备队的近卫步兵第233团紧急填补这道缺口。
德军发起进攻后不久，近卫步兵第25军军长下令近卫步兵第93师各团从贝拉（Belá/Бела）-穆日拉-埃贝德（Obid/Ебед）一线撤出，向利巴德、迪瓦、沙尔坎以北的新防线机动，以支援近卫空降第6师。
然而此次调动在白昼进行，部队行动完全暴露于敌方视野之中。德军从多瑙河南岸得以清晰观察到苏军该师的全部动向，各部队在机动途中随即遭到来自多瑙河对岸的猛烈炮兵和迫击炮火力拦截，蒙受了相当损失。
战斗第一天傍晚，SS第1装甲师与第46步兵师的部队成功突破苏军防御，向前推进约10公里，抵达沙尔坎至迪瓦一线的帕里日运河接近地带。在迪瓦附近，派普战斗群的坦克遭遇一支规模不大的苏军阻击部队。该部队由近卫机械化第4军军部所属的一个T-34/85坦克排（3辆）、装备缴获“铁拳”的独立工兵第138营工兵，以及两个152mm炮兵连（可能隶属于近卫炮兵第41旅）组成，在迪瓦以北约500米处依托林带占领隐蔽阵地。
德军纵队接近时，苏军集中火力突然开火，双方随即展开交战。德军坦克旋即从两翼实施迂回，绕过这一临时防御节点。苏军部队随后撤至帕里日运河以北，炸毁桥梁后在沙尔坎一带重新组织防御，但不久又被迫继续后撤至贝拉。此次战斗中，近卫机械化第4军军部坦克排的3辆T-34/85车组报告击毁德军坦克7辆、装甲运输车9辆。
在击溃苏军阻击部队后，德军继续推进，但在接近帕里日运河时，遭遇了近卫轻型炮兵第49旅所属两个轻型炮兵团的火炮。这些炮兵刚刚在德军面前占领射击阵地，尚未来得及构筑工事。轻型炮兵第1431团（装备20门76mm ZiS-3火炮）在帕里日农庄一带展开防御，其中4个炮兵连位于运河前方，2个连部署在运河后方；轻型炮兵第1429团（装备21门76mm ZiS-3火炮）则在迪瓦以东约2公里处占据阵地。
在未及准备的情况下，轻型炮兵第1431团立即击退了来自派普战斗群24辆装甲车辆的首次进攻，击毁4辆坦克，其余车辆退入地形低洼处隐蔽。紧接着德军又连续发起3次进攻，据苏军资料记载，在最后一次进攻中投入了47辆装甲车辆。在战斗过程中，步兵第409师和近卫空降第6师的步兵部队仓促撤退，将炮兵暴露在前线阵地。面对渗入阵地的德军步兵，各炮组不得不抽调一切可用人员投入近战，每门火炮仅留下2至3人维持操作。
德军试图从侧翼迂回轻型炮兵第1431团阵地时，又遭遇轻型炮兵第49旅所属的轻型炮兵第1429团，该团随即投入战斗，损失火炮2门。德军发起第4次进攻后，轻型炮兵第1431团的防线被突破，部署于运河前方的4个炮兵连共10门火炮遭敌坦克碾毁。与此同时，4辆德军坦克强行涉水渡过运河，抵达对岸，德军步兵随后也陆续渗透过河。
此后，轻型炮兵第49旅两个团的剩余火炮撤至凯贝尔库特一带，从侧翼对敌实施射击。随着被包围的威胁日益迫近，部队继续后撤至基什穆日拉（Malá Mužla/Кишмужла），并跟随其他撤退部队转移至贝拉和卡姆达尔莫特一线。其后，汉森战斗群的步兵渡过运河，建立了一处小型桥头阵地，但其装甲车辆未能成功跟进渡河。
战斗第一天，党卫军第1装甲师在突破153高地至比比特一线苏军防御的过程中，损失Ⅳ号坦克1辆、“豹”式坦克1辆；附近另有1辆隶属于SS第501重装甲营的“虎王”重型坦克在密集炮火打击下被摧毁并起火。
在沙尔坎至迪瓦地区的战斗中，SS第1装甲师又损失Ⅳ号坦克坦克6辆（其中2辆被成功拖回）、“豹”式坦克3辆及“家具车”防空坦克1辆。在沙尔坎附近渡口，一支由30辆汽车组成的苏军后勤车队正满载燃料、弹药和给养行进，遭德军坦克火力截击。德军率先击毁车队前部车辆，致使道路堵塞，其余车辆随即被逐一击毁，无一幸免。
在右翼方向，第44步兵师突破近卫空降第6师防御后，向新维耶斯卡方向推进，并对步兵第409师右翼的步兵第677团发起攻击。
至傍晚时分，处于第二梯队的步兵第684团被前推至一线，在新维耶斯卡-凯贝尔库特一线构筑朝北防御阵地，同时一个装备76mm ZiS-3火炮的炮兵连也调至凯贝尔库特地区部署。至当日战斗结束时，步兵第409师各部已撤退至穆日拉火车站一带。
在左翼方向，第211国民掷弹师的部队在巴尔特一线遭到阻截。近卫步兵第81师步兵部队与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15团据守防御阵地，并得到近卫坦克第36旅11辆T-34/85坦克的支援。近卫步兵第81师所属各团较为幸运，恰好处于德军主攻方向之外，加之其防御正面较其他师更为狭窄，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稳固阵地。
此外，自2月20日起，部署于赫龙河东岸达尔莫特基居民点一线的重炮第90旅各炮兵营为近卫步兵第81师提供了强有力的火力支援。该旅装备152mm ML-20加农榴弹炮26门。
据近卫步兵第81师作战日志记载，该师部队在当日战斗中先后击退德军四次进攻。日志将每次进攻中的德军步兵描述为“醉醺醺的一群人”，“肆无忌惮地直接冲向近卫步兵第238和第235团的战壕”。上述进攻均得到8至18辆坦克及25至39辆装甲运输车和自行火炮的支援。此外，该师防御正面前方除第211步兵师外，还被报告发现SS“警卫旗队”师和“髑髅”师两支满员部队的踪迹，尽管这两支部队实际上并未出现在该地段。
在一次反击中，守军俘获第211国民掷弹师步兵35名；另有一次战斗中，15架FW-190战斗机将己方步兵误作目标实施扫射，致使其阵形溃散。右翼步兵第243师的报告还提及，德军曾以多达一个营的步兵、在56辆坦克支援下对近卫步兵第81师阵地发动攻击。
担负巴尔特地区防御任务的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15团装备76mm ZiS-3火炮20门，战斗首日即损失7门，被击毁而无法继续使用。
1945年2月17日傍晚，作为第二梯队跟进SS第1装甲师的SS第12装甲师部队开始向前推进。在凯贝尔库特居民点以北地区，尽管桥梁已遭炸毁，该师仍强行渡过帕里日运河，并为重型装备找到了可供通行的浅滩，在运河对岸建立了一处小型立足点。
三、1945年2月18日
清晨，德军攻势再度展开。SS第1装甲师“汉森”战斗群扩大了既有桥头阵地；工兵在帕里日运河上架设桥梁后，“派普”战斗群的坦克随即渡河进入对岸。
至傍晚时分，SS第1装甲师各战斗群相继突破近卫步兵第93师与近卫空降第6师的防御，推进至穆日拉火车站，并沿凯贝尔库特-纳纳（Nána/Нана）的铁路线继续向前推进。同日，第46步兵师部队在迪瓦地区渡过运河后转向东进，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发起攻击。
德军部队在突破沙尔坎一线后，沿道路与运河渡口继续向纵深推进。根据当地地形可以看出，利巴德西郊存在一处低矮丘陵，而东侧则几乎完全为开阔平地。随着利巴德西郊高地防线失守，苏军部队被迫向东后撤，在缺乏地形掩护的情况下，与利巴德东郊重组防线，试图迟滞德军装甲部队向赫龙河方向推进。
与此同时，SS第12装甲师部队进入凯贝尔库特东南郊区，并与第44步兵师及第503重装甲营协同作战，占领了该村及周边高地。值得注意的是，当日上午10时，首批3辆德军坦克自东北方向进入凯贝尔库特时，步兵第375师师部仍驻扎于此，直至此刻才仓促撤离，经迂回越野路线退往贝拉，途中遭德军步兵火力袭击，损失车辆1辆。
在该方向上，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和第11旅的炮兵部队也遭到德军打击。由于步兵第409师和步兵第375师的部队仓促后撤，这些炮兵失去了步兵掩护。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1旅所属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462团和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02团在凯贝尔库特-基什穆日拉-卡拉帕什（Карапаш）-帕普（Пап）一线的战斗中损失惨重，共有ZiS-3火炮11门、ZiS-2火炮2门被击毁。残部随后撤至穆日拉火车站，并从该地继续边战边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突围，行军途中多次遭德军坦克袭击，伤亡进一步扩大。
同日，独立反坦克炮兵第34旅所属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964团抵达卡姆达尔莫特地区，开始占领射击阵地。该团装备76mm ZiS-3火炮16门、57mm ZiS-2火炮2门。
19时20分，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旅所属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323团（装备76mm ZiS-3火炮16门）遭到德军打击。该团先遭航空兵空袭，随后又从三个方向受到德军坦克攻击，共有11门火炮被击毁。其余5门火炮因弹药耗尽被遗弃于阵地，团属运输车辆亦遭摧毁，人员于夜幕降临后撤至赫龙河以南。炮兵方面申报的战果为击毁坦克11辆（其中“虎”式1辆）及自行火炮3辆。
19时30分，独立反坦克炮兵第462团（装备76mm ZiS-3火炮10门、57mm ZiS-2火炮5门）在德军步兵乘装甲运输车协同坦克的快速突击下，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损失7门火炮后撤至卡姆达尔莫特。抵达该地后又有4门火炮被击毁，最终仅余76mm ZiS-3火炮1门、57mm ZiS-2火炮3门，以此编成一个炮兵连继续作战。
据近卫空降第6师日志记载，16时00分，在德军进攻过程中，近卫步兵第93师部队一度动摇并开始后撤，后经军官制止，重新返回战壕投入战斗。
19时00分，德军再次向利巴德方向发动进攻。部署于近卫空降第6师防线中央地段的近卫步兵第93师部队（近卫步兵第281和第285团）再度出现无序撤退，在利巴德以东约两公里处被处于第二梯队的近卫空降第6师教导营拦截。随后，该地迅速重新组织起一条新防线。
午夜时分，德军从利巴德向泰克尼奥什、从贝拉向基什塔塔（Киш-Тата）方向发起进攻，近卫步兵第93师所属各团再度擅自脱离阵地，经由森林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撤退。当时其阵地并未面临直接威胁，且此次撤退已无法得到有效阻止或滞留。
在此不利态势下，近卫空降第6师部队（近卫步兵第17和第20团）被迫在夜战中撤至泰克尼奥什-卡姆达尔莫特-基什塔塔一线的新防线。其左翼由近卫第七集团军军部军官拦截并重新整编的步兵第409师部分部队接替防御，右翼则部署有近卫步兵第72师的部队。
值得注意的是，近卫步兵第93师的报告对上述情况的描述与此存在出入。
据该师作战日志记载，17时30分，德军以多达75辆的装甲车辆与配属两个步兵团的兵力，从两翼对各团阵地发动进攻。由于反坦克火力不足，近卫步兵第281和第285团无力阻止德军装甲突击，只得一面切断德军步兵与坦克之间的协同，一面坚守原有阵地。战斗最为激烈之际，约19时前后，近卫步兵第281团各部与上级及各营之间的有线、无线通信相继中断。在遭受侧翼坦克打击后，该团部队开始放弃阵地，以分散的小群体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无序撤退。
SS第1装甲师的部分坦克穿越苏军步兵团战斗队形后，继续向苏军防御纵深推进；另一部分坦克则折返，对仍留守战壕的步兵实施反复碾压，并对幸存者展开清剿。近卫步兵第93师残存部队随后撤退，在利巴德以东高地重新占据阵地。至24时，军部派出的联络军官抵达，传达命令，要求部队撤至250高地-贝拉-穆日拉火车站一线的新防线。
在向新防线推进途中，凌晨2时30分又接到新的命令，要求占领并防守利巴德以东高地。然而，部队在夜间进行了长达4小时的无意义的往返机动，未能及时抵达指定阵地，而该地此时已被突破防线的德军部队占据。此后，近卫步兵第93师各部开始以分散的小群体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撤退。
步兵第53师当天击退了德军若干小股部队及单辆坦克的数次进攻，于23时接到撤退命令，随即放弃既有阵地，向穆日拉-帕尔卡尼（Паркань）-卡姆达尔莫特方向后撤，并于次日清晨撤至赫龙河以北。
部署于布奇（Búč/Буч）与卡尔瓦两村之间的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14团（装备76mm ZiS-3火炮22门）在德军进攻发起后，奉命调往利巴德西南郊区。该团在当地作战中损失4门火炮，随后边战边撤，退至卡门丁。
步兵第409师各部在德军压力下，于上午10时开始自穆日拉地区向东边战边撤。至2月19日，部队已退至基什塔塔-卡姆达尔莫特一线。然而，由于协同配合不力，步兵部队撤入森林时未通知炮兵，致使炮兵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单独留置原地，完全失去步兵掩护。
2月18日，德军进攻序列中又加入了“胡佩（Hupe）”团级战斗群，该战斗群由第96步兵师第284掷弹团及第287团第二营组成。从其阵地可以清晰观察到苏军近卫步兵第93师部队撤离阵地、重新部署的动向。
德军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于2月17日至18日夜间，自多瑙河以南的塔特（Tát/Тат）地区出发，以小船与机动艇顺利渡河，并携第239突击炮旅4门突击炮一同过河。随后，该部以突然袭击突破了近卫步兵第93师近卫步兵第281团两个步兵连及方面军直辖独立摩托侦察第10连的防御，占领了埃贝德居民点。
事后调查表明，德军实施多瑙河渡河行动时，苏方步兵竟毫无察觉，显然未曾预料到德军会采取如此出其不意的行动。侦察连人员在睡梦中遭到突然袭击，来不及组织有效抵抗，仓皇撤离埃贝德时几乎遗弃了全部武器装备。
次日，“胡佩”团级战斗群已深入苏军防线后方。当日上午，第239突击炮旅第2连与第3连（约20辆突击炮）渡过多瑙河完成增援，该战斗群随即向穆日拉与帕尔卡尼方向发起进攻，试图与SS第1装甲军所属各师完成会合。
为歼灭已渡河的德军，步兵第25军军部紧急调集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坦克第2营、步兵第53师部队（步兵第475团及步兵第223团一个营）以及近卫步兵第93师近卫步兵第278团，试图将德军逐出埃贝德。
然而，德军已在当地构筑起坚固防御，苏军攻击未能奏效，随后又遭到正向该地推进的SS第12装甲师部队的打击。此役，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第2营所属8至10辆T-34坦克全部被击毁，配属炮兵（2门76mm火炮及1门45mm火炮）连同炮组人员亦遭德军坦克碾压摧毁，步兵则仓促向帕尔卡尼-纳纳方向撤退。
四、1945年2月19日
1945年2月19日清晨，SS第1装甲师“汉森”战斗群奉命清除贝拉与利巴德之间250高地一带葡萄园丘陵地区的残余苏军，与此同时，“派普”战斗群继续沿凯贝尔库特至纳纳铁路北侧向帕尔卡尼火车站方向推进。
在帕尔卡尼火车站附近，“派普”战斗群的坦克遭到苏军T-34坦克拦截射击，后者依托铁路路基构成火力阵地。交战中，SS第1装甲团第1连损失两辆“豹”式坦克，其中一辆属第3排排长、SS上级小队长埃里希·施特雷洛（Erich Strelow）。
与此同时，SS第12装甲师击退步兵第53师步兵及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1旅炮兵后，沿铁路南侧向前推进，途中相继占领穆日拉火车站及穆日拉居民点，并与“胡佩”战斗群完成会合。
在SS第12装甲师的推进方向上，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三个坦克营正严阵以待。该旅在前一日刚接收39辆新式T-34/85坦克，并于2月19日夜间在穆日拉至埃贝德一线完成防御部署。
在距穆日拉火车站约一公里处，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坦克第3营（12辆T-34）展开防御，与SS第12装甲师部队激战两小时。随后该营奉命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机动，遂脱离战斗，在撤退途中蒙受损失，退至卡姆达尔莫特西南郊，以仅余的9辆T-34构筑防御阵地，加强了近卫空降第6师的防线。
与此同时，部署于穆日拉西北郊的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坦克第1营（14辆T-34）遭SS第12装甲师部队迂回包围，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接到突围并向纳纳方向转移的命令后，该营经激战成功突出重围，抵达卡姆达尔莫特，以仅余的6辆坦克与坦克第3营完成会合。
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坦克第2营以新到的12辆T-34在埃贝德东北约1公里处占据阵地，接替了该营旧编成中仅剩的6辆坦克。这支旧部自2月17日傍晚起便与步兵第53师及近卫步兵第93师步兵协同作战，试图从德军手中夺回埃贝德，然而进攻途中步兵脱离坦克、退过赫龙河，致使坦克部队陷入不利境地。
在争夺埃贝德的战斗中，第239突击炮旅损失2辆42型Ⅲ号突击榴弹炮，其中一辆所属的第2连连长西奥多·林德（Theodor Linder）中尉与全体乘员一同阵亡。
处境最为惨烈的当属坦克第2营。SS第1装甲师部队突破至帕尔卡尼火车站及帕尔卡尼居民点后，该营随即陷入重围。激战之中，该营始终未能打开突围通道，直至当日下午，仅有1辆T-34坦克成功抵达卡姆达尔莫特，与所属旅会合。
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摩托化步兵营被按连分散配属至各坦克营，当天全程与坦克部队协同作战。突围过程中，该营伤亡人员约占总兵力的50%。
突围之后，该旅原有的49辆坦克中，仅余16辆可正常使用的T-34，这些坦克被集中编组为一个临时合成坦克营。据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2月19日战斗报告，被德军炮火击毁并烧毁的装备包括T-34坦克25辆、SU-85自行火炮2辆；另有T-34坦克1辆、SU-85自行火炮1辆、SU-76自行火炮1辆被击伤后遗弃于战场。
近卫第七集团军坦克与机械化指挥部同日报告所载数字与上述略有出入：该旅损失T-34坦克23辆、SU-85自行火炮3辆、SU-76自行火炮2辆被击毁，另有T-34坦克2辆被击伤，4辆因故障滞留于德占区，3辆下落不明，最终仍可投入战斗者仅余T-34坦克16辆。
据该旅自身报告，当日共击毁或击伤德军坦克25辆、自行火炮7辆、装甲运输车9辆及火炮14门。
在穆日拉与帕尔卡尼火车站一带的战斗中，SS第12装甲师共损失“豹”式坦克5辆、Ⅳ号坦克2辆。在准备向帕尔卡尼发起进攻期间，SS第12装甲师装甲掷弹兵部队遭火箭炮齐射，蒙受一定伤亡，SS第26装甲掷弹团团长、SS上级突击大队长贝恩哈德·克劳泽（Bernhard Krause）在此次打击中阵亡。第1营营长、SS突击大队长埃里希·科斯滕班德尔（Erich Kostenbander）随即接任团长职务。
此次齐射很可能出自近卫迫击炮第302团之手，该团装备BM-13火箭炮发射车23辆，各营当时正部署于贝拉至穆日拉一线。
临近傍晚，第46步兵师在第208装甲营与第13装甲歼击营坦克和自行火炮的支援下，沿比比特至卡门丁方向向近卫步兵第72师阵地发起攻击，此次进攻被苏军成功击退。随后，德军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发动的进攻同样无功而返，苏军炮兵火力切断了德军步兵与坦克、自行火炮之间的协同，步兵无法跟随装甲车辆继续推进。
在上述战斗中，第208装甲营共有2辆Ⅳ号坦克和2辆Ⅳ号/70(A)坦克歼击车被击伤，营部所属1辆指挥型Ⅳ坦克被击毁，代理营长卡尔-弗里德里希·博恩（Karl-Friedrich Bohn）上尉负伤。被击伤的装甲车辆随后被拖离战场送往后方修复，而该营次日又损失5辆坦克，战斗力大幅削弱，遂被撤出战斗序列。
与此同时，德军向该地区增调了两个装甲掷弹营，分别为“统帅堂”装甲掷弹团第二营与第93装甲掷弹团第二营。上述情况系近卫步兵第72师侦察兵俘获两营士兵后经审讯所得。
至当日战斗结束时，近卫步兵第25军所属的近卫步兵第93师、步兵第53师及步兵第375师面临被合围的威胁，遂奉命撤出桥头阵地，转移至赫龙河东岸，并在该岸重新组织防御。
2月19日傍晚，清剿贝拉地区残敌后，“汉森”战斗群与“派普”战斗群一同向帕尔卡尼方向推进。临近该居民点外围时，“汉森”战斗群在SS第2装甲掷弹团第三（装甲化）营及SS第1装甲团第6连Ⅳ号坦克的支援下转向南方，发起进攻并占领纳纳，而“派普”战斗群则自北面向帕尔卡尼发起攻击。
与此同时，SS第12装甲师部队自西面向帕尔卡尼发起进攻，“胡佩”战斗群自西南方向逼近，来自多瑙河对岸的第711步兵师突击群则自东南方向推进，并得到部署于埃斯泰尔戈姆的第239突击炮旅数辆突击榴弹炮的火力支援。
在帕尔卡尼至纳纳一线担负防御任务的近卫步兵第278团步兵第5连及防空炮兵第743团第1、第2连（装备85mm 52-К防空炮4门），遭到数倍于己之敌合围。经短暂抵抗后，防空炮兵损失火炮3门，被迫边战边向卡姆达尔莫特方向突围；与此同时，第5步兵连部分官兵试图在铁路桥附近借助冰面或泅渡强渡赫龙河。
为掩护部队撤退，团副参谋长别列赞斯基V.I.（Березанский В.И.）近卫军少校主动留守原地，以机枪火力掩护连队官兵撤离，但其本人未能突出重围，与阿尔捷米耶夫（Артемьевым）近卫军高级中尉一同被列入阵亡名单。然而3月下旬苏军收复帕尔卡尼后，这两名军官被发现仍然生还，此前他们一直设法躲避德军搜捕，并于4月8日归建所属师。
据防空炮兵第743团战斗报告，该团在此次战斗中击毁德军坦克5辆、装甲车辆1辆。此外，在帕尔卡尼，防空炮兵还遭到来自民房内的射击，但这些射击者究竟是当地居民还是已进入该村的德军步兵，目前尚难确认。
德军占领帕尔卡尼与纳纳后，8辆坦克与一支步兵分队随即推进至加拉姆凯韦什德（Kamenica nad Hronom/Гарам Кевешд）以西的赫龙河桥附近。由于河东岸已无苏军部队驻守，近卫步兵第25军工兵主任下令将该桥实施爆破。
至当日战斗结束时，帕里日运河以南全部地区已落入德军之手。第44“大团长与德意志大师“师部队占领卡尔瓦；自西面推进的“施特劳布瓦瑟（Straubwasser）”师级战斗群由第945掷弹团第一、第二营，第946掷弹团第二营及“萨克森”机枪营编成，占领了巴托罗韦凯西（Bátorove Kosihy/Баторове Кеси）和布奇；SS第1装甲军所属各师则占领了帕尔卡尼火车站及帕尔卡尼、纳纳两地。
运河以北，巴尔特-卡门丁一线仍由近卫步兵第81师和近卫步兵第72师部队坚守；卡姆达尔莫特地区，近卫空降第6师与步兵第409师亦持续顽强抵抗。在卡姆达尔莫特外围，除师属炮兵外，另部署49门火炮实施直瞄射击，其中包括榴弹炮兵第52旅的16门122mm M-30榴弹炮，以及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02团、独立反坦克炮兵第462团和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38团共23门76mm ZiS-3火炮。赫龙河东岸的大量迫击炮与榴弹炮部队也为防御阵地提供了有力的火力支援。
值得一提的是，因在2月17日至19日索尔迪内-190高地-卡门丁一线战斗中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近卫坦克第36坦克第1营共有9名坦克兵于1945年4月28日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其中2人系追授。三个坦克乘员组中，每组的车长、炮手与驾驶员均获此殊荣，装填手和无线电机枪手则分别被授予列宁勋章和红星勋章。
据三天战斗的战果统计，图卢波夫K.P.（Тулупова К.П.）近卫军中尉指挥的T-34乘员组（炮手涅哈耶夫M.K.[Нехаев М.К.]近卫军中士、驾驶员纳利莫夫G.S.（Налимов Г.С.）近卫军上士）共击毁德军坦克9辆、自行火炮1辆、装甲运输车4辆，歼灭德军约300人。
鲍里索夫I.F.（Борисова И.Ф.）近卫军少尉指挥的T-34乘员组（炮手皮萨连科P.T.[Писаренко П.Т.]近卫军中士、驾驶员洛吉诺夫L.S.[Логинов Л.С.]近卫军中士）战果为击毁德军坦克8辆、装甲运输车5辆，歼灭德军约270人。
杰普塔托夫I.S.（Депутатова И.С.）近卫军少尉指挥的乘员组（炮手托尔斯托夫V.Ya.[Толстов В.Я.]近卫军上士、驾驶员莫鲁诺夫A.P.（Морунов А.П.）近卫军上士）则击毁坦克9辆、装甲运输车5辆、迫击炮11门，歼灭敌军约250人。
图卢波夫的坦克于2月20日被击毁，驾驶员、无线电机枪手与装填手当场阵亡，图卢波夫本人亦于2月22日因伤不治；炮手涅哈耶夫身负重伤，为乘员组中唯一幸存者。鲍里索夫的坦克可能于2月24日被击毁，全体乘员均告负伤。在上述战斗中，苏军坦克兵的对手很可能正是SS第1装甲师及第208装甲营的装甲部队。
五、1945年2月20日
2月20日凌晨，驻守卡姆达尔莫特地区的苏军近卫步兵第14团步兵与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坦克兵成功击退了德军在基什塔塔一线发动的进攻。德军此次进攻由约500名步兵在多达45辆装甲车辆的支援下实施。
据德军方面资料，对该村的进攻由第46步兵师部队担任主攻，并得到SS第1装甲团第6、第7装甲连Ⅳ号坦克的支援。基什塔塔一度三度易手，战况极为惨烈，双方多次陷入近距离肉搏。
此番战斗中，德军共有3辆Ⅳ号坦克被击毁，另有1辆触雷受损。值得注意的是，据榴弹炮兵第52旅报告，战斗甫一打响，苏军步兵便放弃原有阵地，退至实施直瞄射击的炮兵阵地后方。报告将来袭之敌兵力估计为约2000人，并称有多达80辆坦克参与进攻，同时指出此次进攻之所以得以击退，主要有赖于直瞄火炮的射击与闭合射击阵地的拦阻火力。
部署于直瞄阵地的榴弹炮兵第476团以122mm榴弹炮先后击退两次猛烈进攻，击毁坦克6辆、装甲运输车4辆。报告中将此次进攻者描述为“醉醺醺的德国人和弗拉索夫部队”。
从近卫空降第6师的战斗示意图可以看出，苏军最初的外围防线在德军持续攻击下逐步被压缩，最终退入卡姆达尔莫特重新组织防御。当地地形整体极为平坦，仅有零散村庄建筑可作为依托，一旦外围阵地失守，苏军便难以在开阔地带继续构筑纵深防御。
与此同时，卡姆达尔莫特作为铁路与公路交汇点，也成为德军继续向卡门丁与赫龙河方向推进的重要突破口。随着战斗持续，苏军防御逐渐转而依赖部署于村庄周边的直瞄炮兵火力实施阻击。
当天上午，苏军在比比特-凯门迪一线又相继击退德军5次进攻。此后，德军各师当日未再发动积极进攻，因为白昼苏军航空兵的持续打击与赫龙河东岸强大炮兵火力对其造成了相当损失，使其进一步的进攻行动几近于以卵击石。
为此，德军转而进行部队重组与整补，各装甲车辆乘员趁机为作战车辆补充燃料、补给弹药，以备后续作战。
“胡佩”团级战斗群及第239突击炮旅的自行火炮随即撤出战斗，返回多瑙河南岸。SS第12装甲师的防区由第44师部队接替，其所属部队于夜间经凯贝尔库特和索尔迪内几乎退回原出发地域，并在埃尔谢克（Эршек）一带完成集结，准备协同第211国民掷弹师进攻巴尔特村。
17时00分，苏军航空侦察发现，多达50辆坦克与自行火炮正自索尔迪内向大卢丁采方向机动。与此同时，SS第1装甲师与第46步兵师正积极筹备，计划对卡姆达尔莫特和卡门丁发动夜间联合进攻。
六、1945年2月21日
2月20日至21日夜间，第46步兵师步兵在SS第1装甲团“豹”式坦克、Ⅳ号坦克及SS第501重装甲营数辆“虎王”坦克的支援下，再度向基什塔塔-卡姆达尔莫特方向发动多次进攻。据苏军方面资料，德军同时从三个方向展开攻势，投入步兵多达1000人，并配属约70辆装甲车辆。
驻守该地区的近卫空降第6师与步兵第409师部队在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坦克的支援下，先后击退了4次进攻。然而至拂晓，德军重新完成兵力调整，终于撕开苏军防线。突入炮兵阵地的德军坦克碾毁数个炮兵连阵地，随即进占卡姆达尔莫特。
在其中一次进攻中，SS第1装甲团第1营营副官、SS下级突击中队长罗尔夫·赖泽尔（Rolf Reiser）所乘“豹”式坦克中弹受损，他被迫换乘他车继续投入战斗。
自清晨起，部署于基什塔塔一线的近卫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02团（装备ZiS-3火炮3门、ZiS-2火炮1门）在数小时内持续击退德军步兵与坦克的轮番进攻，直至数辆德军坦克迂回绕至该团阵地后方，以近距离火力将全部火炮与牵引车悉数摧毁碾压。
在卡姆达尔莫特郊区担任防御的独立反坦克炮兵第462团（装备ZiS-3火炮5门）在战斗中损失火炮3门，其余火炮弹药告罄后，团内人员将仅存的两门火炮挂接于牵引车，试图随正在撤退的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步兵与坦克向卡门丁方向突围，因为位于基钦德（Malá nad Hronom/Кичинд）的最近渡河点已被德军炮火摧毁。
突入村庄中心的德军坦克与步兵在巷战中将全部牵引车付之一炬，幸存的苏军炮兵已失去所有技术装备，只得徒步撤往卡门丁，随即被撤出战斗序列。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964团在卡姆达尔莫特战斗中损失ZiS-3火炮16门、ZiS-2火炮2门，全部技术装备折损殆尽，人员随后撤至赫龙河以东。
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38团（装备ZiS-3火炮15门）在卡姆达尔莫特附近的战斗中损失火炮5门，但击毁“虎王”重型坦克3辆，这些坦克很可能隶属于SS第501重装甲营。据现有资料，该营当天确有3辆“虎王”坦克受损，与上述战果相互印证。
激战持续一整天，德军直至傍晚方才占领基什塔塔与卡姆达尔莫特。此后，苏军步兵第409师部队撤出桥头阵地，转移至赫龙河东岸的基钦德地区。近卫空降第6师近卫步兵第14和第20团在后卫部队掩护下亦成功抵达渡河点，借助残存冰面及徒涉方式渡至东岸。
退路已断、无法抵达渡河点的近卫空降第6师近卫步兵第17团及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仅存的11辆坦克，则被迫沿赫龙河西岸向卡门丁方向强行突围，最终进抵比比特-凯门迪-卡门丁一线，加强了近卫步兵第72师的防御部署，并于次日继续击退德军进攻。
据榴弹炮兵第52旅报告，此次战斗中，步兵第409师与近卫空降第6师步兵在敌军猛烈压力下相继后撤，向赫龙河以东退去，中口径火炮（45至76mm）炮组亦开始撤收火炮，随步兵撤离射击阵地，致使渡河点秩序愈发混乱。
失去步兵掩护后，榴弹炮兵第476与第700团炮兵仍孤军坚守，独自抗击德军坦克与步兵。然而当撤退命令下达时，苏军已错失时机：卡姆达尔莫特-基钦德一线最近的渡河点已被德军炮兵摧毁，19个桥跨中仅余2个尚存，而通往卡门丁渡河点的道路又被德军坦克截断。
最终，榴弹炮兵第52旅在此次战斗中损失122mm榴弹炮13门、“斯图德贝克”牵引车14辆，仅人员得以渡河脱险。
在巴尔特一线，近卫步兵第81师各部在赫龙河东岸榴弹炮兵第90旅炮火支援及卡门丁地区多管火箭炮齐射掩护下，于当夜后半段至2月21日上午持续击退德军进攻。德军每次进攻通常以约20分钟的火力准备为先导。据近卫步兵第81师作战日志记载：
“敌军步兵在坦克支援下不断左右机动，时进时退，意图重新集结后发起新的突击，然而其企图很快被识破。敌军部队尚未完成集结、展开战斗队形，便遭到我方炮兵、迫击炮及步兵武器的集中火力覆盖。”
同日还记录了一起误伤事件：一支由18架IL-2强击机组成的编队，在地面已铺设识别标志布的情况下，仍将炸弹与机炮火力误投向近卫步兵第235和第238团的战斗队形。此后，另一支IL-2编队再度对上述部队阵地实施空袭，向近卫步兵第238团团部投弹并发射火箭弹，摧毁了该团通信枢纽，造成4人阵亡。
近卫步兵第81师作战日志当日还记载了另一条颇为生动的记录：
“15时发现，敌军约一个营兵力在巴尔特一线集结，随后又有野战炊事车2辆、运输车辆5辆及装甲车辆约10辆陆续抵达，敌军开始准备用餐。仅数分钟后，我军炮兵即对巴尔特全域实施猛烈炮击，并进行两轮多管火箭炮齐射，弹药均准确命中目标。巴尔特地区顿时爆炸声四起，敌军尚未来得及用餐，便已陷入一片混乱。”
七、1945年2月22日
2月21日至22日夜间，SS第12装甲师与第211国民掷弹师部队从两个方向对巴尔特发起进攻。据部分资料记载，第503重装甲营亦有数辆坦克参与此次攻击，其中4辆“虎王”于当日受损。
担负巴尔特防御任务的近卫步兵第81师各部，会同近卫坦克第36旅坦克兵及近卫自行火炮第292团，在近乎半包围的态势下展开激烈抵抗，但至当日结束时仍被迫放弃原有阵地。近卫步兵第81师残部伤亡惨重，几乎损失全部重型武器，随后与近卫机械化第4军所属部队一同后撤至比尼亚（Bíňa/Биня）-卡门丁一线。
据苏军记录，当日共遭德军发起12次进攻。
近卫步兵第81师的撤退致使相邻的步兵第243师左翼随之暴露，该师步兵第910和第906团亦被迫放弃既有阵地，相继后撤。据近卫机械化第4军日志记载，在巴尔特担负防御的2辆T-34/85坦克与4辆SU-76自行火炮乘员战至最后一发炮弹，全部壮烈牺牲。而德方资料则称，SS第12装甲师在巴尔特缴获的战利品中包括2辆完好无损的T-34。
近卫步兵第24军报告指出，德军在巴尔特争夺战中伤亡极为惨重，通往村庄的各条道路上遍布德军尸体。报告中还记载了一段情节：2月19日，近卫步兵第233团俘获德军士兵多达50名，俘虏均处于醉酒状态，然而受当时战场条件所限，无法将其押送至后方，这些俘虏最终被全部处决。
综合近卫步兵第81师作战日志与战役情况通报来看，德军集群的主要突击方向似乎正集中于该师那防御正面仅宽1.5公里的防御地段。据上述文件记载，德军进攻的每一天，都有数十辆坦克、自行火炮与装甲运输车向该师阵地发起冲击，其后紧随着“一群醉醺醺的希特勒分子”，据称这些人几乎没有一天是在清醒状态下发起进攻的。
每当这样一波“醉酒冲锋”被击退，战壕胸墙前便会留下成堆的敌军步兵尸体，战报称每日统计均不少于500具，此外还有大量被击毁、烧毁的坦克与装甲运输车残骸。按该师上报的战果，所属部队共击毁坦克53辆、自行火炮26门，以及装甲汽车与装甲运输车24辆。在其中一次战斗中，师属官兵甚至声称一次发现多达12辆“虎”式坦克参与进攻。
然而，考虑到在大多数时间里，向近卫步兵第81师阵地发起进攻的实际上仅是一支已遭严重削弱的步兵师，其装甲力量不过是一个“猎豹”坦克歼击车连、一个突击炮营和一个Ⅳ号坦克连，结合这些部队的实际损失情况加以审视，上述战果申报的可信度不免令人存疑。
同日，第46步兵师在“舍奈希”装甲战斗群及第503重装甲营的支援下，突破近卫步兵第72师防御，占领比比特。
2月23日，德军进攻势头明显趋缓，仅以零星炮兵与迫击炮火力对苏军阵地实施骚扰，同时着手部署，准备对比尼亚和卡门丁一带苏军残余桥头堡发起最后的突击。
八、1945年2月24日
2月23日至24日夜间，经约4小时大规模炮兵火力准备后，SS第12装甲师与第211国民掷弹师对比尼亚一线近卫步兵第81师阵地及其右翼的步兵第243师阵地发起进攻。据步兵第243师报告，此次进攻兵力多达两个步兵团，并伴随64辆装甲战斗车辆。
战斗中，德军将近卫步兵第81师部队逐出阵地，于15时占领比尼亚，同时迫使步兵第243师步兵第910和第906团退至赫龙河以东，并占领莱安德。在比尼亚的战斗中，SS第12装甲师数辆坦克触雷，其中一辆“豹”式坦克被击毁，第4连连长座车亦因碾压地雷而严重受损。第211国民掷弹师在此次战斗中同样损失2辆“追猎者”坦克歼击车。
苏军残部撤至赫龙河东岸后，为防渡口落入敌手，当地渡口随即被自行爆破摧毁。
与此同时，SS第1装甲师与第44、第46步兵师部队协同，对卡门丁发起最后的进攻，将近卫步兵第81和第72师，近卫空降第6师及其配属支援部队悉数逐出阵地，压退至赫龙河以东。
据德方资料记载，SS第1装甲师“派普”战斗群向卡门丁推进途中，遭遇苏军设于村庄附近制高点的坚固防御枢纽，阵地内部署有37门反坦克炮。然而，德军随即发起一次迅猛突击，坦克强行突破防线，直冲炮兵阵地，苏军炮兵被迫弃炮后撤。
苏方报告在相当程度上印证了上述情况。据记载，在卡门丁-凯门迪-泰克尼奥什所构成的三角地带制高点上，苏军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2旅下辖的反坦克炮兵第228、第264、第238团承担防御任务，当时共拥有45门火炮，其中76mm ZiS-3火炮29门、57mm ZiS-2火炮16门。此外，轻型炮兵第49旅所属轻型炮兵第1429和第1431团亦在该地区占据阵地，共装备ZiS-3火炮22门。
根据作战示意图与街景可知，反坦克炮兵第264团部署于凯门迪东北方向的高地地带，而第228与第238团则主要配置于开阔平原之上。
结合今日地形可发现，该地域除局部缓丘外，大部分区域视野开阔、缺乏天然遮蔽，一旦德军装甲部队突破火力封锁，苏军炮兵阵地便极易遭受正面突击与侧翼包抄。德军最终突破卡门丁外围防线后，苏军反坦克炮兵被迫弃炮后撤，桥头堡西岸防御体系亦随之彻底崩溃。
在德军的进攻中，独立反坦克炮兵第22旅炮兵被逐出阵地，战斗中共损失ZiS-3火炮26门、ZiS-2火炮13门，幸存人员最终突出重围，撤至赫龙河以东。
轻型炮兵第49旅炮兵在德军进攻过程中同样陷入包围。上午10时，近卫步兵第81和第72师步兵部队已相继撤至河对岸，赫龙河上最后一处渡口亦被爆破，该旅炮兵随即接令就地坚守，战斗至最后一发炮弹与子弹。各炮兵连在抗击德军进攻的过程中耗尽全部弹药，失去火炮后仍以手榴弹继续战斗，最终演变为近身肉搏。原有22门火炮中，11门被德军炮火击毁，5门被坦克碾压损毁，5门由炮兵自行爆破销毁，另有1门被己方炮火误击而毁。
清晨约7时，卡门丁附近的浮桥在德军火力突击下被摧毁。10时至11时之间，高水位桥又被德军炮弹直接命中，一孔桥跨随之损毁。就在高水位桥被摧毁前不久，一辆正在撤退的T-34坦克行至桥面第一孔桥跨时，被德军炮火击中，随即起火燃烧，紧随其后的两辆汽车亦被引燃。
燃烧的坦克在桥面及引道上造成严重堵塞，火势进一步蔓延至桥梁结构，而因现场缺乏牵引车辆，该坦克无法被拖离。至当日约18时，经确认桥梁已无修复可能，卡门丁桥依据近卫步兵第24军军长命令，由工兵实施爆破。
此后，轻型炮兵第49旅幸存炮兵人员在战斗中突围至河岸，于德军火力下借助冰面或泅渡方式渡过河流，撤抵东岸。一份报告特别记载，由于渡口已遭爆破，炮兵曾尝试徒涉过河，轻型炮兵第49旅旅长所乘“威利斯”吉普车在涉渡时被水淹没，不得不弃车于河中。
当日战斗中，SS第501重装甲营一辆“虎王”坦克陷入泥泞后遭集中炮火打击而被击毁。乘员弃车时，SS上级突击中队长威尔海姆·“赫尔穆特”·多林格（Wilhelm "Helmut" Dollinger）被高爆弹爆炸波及，当场阵亡。此外，当日在凯门迪以西，第503重装甲营另有6辆“虎王”坦克受损。
在卡门丁的战斗中，防空炮兵第996团（装备85mm 52-K防空炮16门）也参与了防御作战，阵地设于村庄西侧边缘。该团大部分部队在桥梁爆破前已成功渡过赫龙河，未能及时撤离的一个炮兵连则将剩余4门火炮自行炸毁，随后以泅渡方式撤至河对岸。
由于苏军工兵在卡门丁最后一处渡口尚未完成全员撤离时便提前实施爆破，近卫机械化第4军所属最后几辆SU-76与T-34/85的乘员在弹药耗尽后，只得自行焚毁车辆，以免落入敌手。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的坦克兵则另寻出路，试图在卡门丁地区觅得一处浅滩强行渡河，然而赫龙河东岸坡度陡峭、冰雪湿滑，车辆驶入河道后无力攀上对岸，8辆T-34/85坦克最终被迫遗弃于河中。
此后数日，该旅官兵多次尝试将被遗弃的坦克拖出，但相关行动屡遭德军炮火压制而无果。至2月27日，河水水位上涨，周边地区被淹没，坦克悉数沉入水底，抢救工作已无可能。直至一个月后的3月，苏军发起进攻，将德军逐出该地区，河水水位随之回落，方才从河中打捞出8辆沉没T-34/85中的5辆，送往工厂修复。
经过八天激烈战斗，苏军在赫龙河一线的桥头堡被彻底清除。2月24日晚，“南方”集团军群向陆军总司令部报告，“南风”行动已顺利结束。
然而，此番秘密调往东线参战的SS第1装甲军，其下辖的SS第1与第12装甲师在战斗中已被苏军察觉，德军后续作战意图由此提前暴露，并对此后“春醒”行动的进程产生了不利影响。与此同时，SS各师在人员与装备方面的损失虽然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战斗消耗仍对其3月间的战斗力造成了一定削弱，尔受损装甲车辆也亟待紧急修复。
九、战斗结果
“南风”行动期间，SS第1装甲军官方公布的损失为2989人，其中阵亡413人、负伤1923人、失踪653人。装甲车辆不可恢复损失方面，计有Ⅳ号坦克2辆、“豹”式坦克2辆及装甲运输车5辆。
此外，另有Ⅳ号坦克1辆、“豹”式4辆、“虎王”2辆及装甲运输车3辆因损伤严重，须后送至德国本土工厂修复。据该军战果申报，此次行动共击毁苏军坦克71辆。
然而，若将SS第1装甲军各师在战斗前后的装甲车辆数量加以对比，所得结果则与官方申报存在出入。据此统计，在1945年2月17日至24日的战斗中，SS第1“警卫旗队”装甲师不可恢复损失计有Ⅳ号坦克4辆、“豹”式坦克13辆、Ⅳ号/70(V)坦克歼击车1辆，另损失Sd.Kfz.250装甲运输车4辆、Sd.Kfz.251装甲运输车10辆；SS第501重装甲营则损失“虎王”坦克3辆。
同一时期，SS第12“青年团”装甲师不可恢复损失计有“豹”式坦克14辆及若干辆Ⅳ号/70(V)坦克歼击车。综合以上数据推算，SS第1装甲军在“南风”行动中坦克与自行火炮的不可恢复损失总数约为40辆。
2月17日至24日作战期间，隶属“统帅堂”装甲军的三个步兵师共损失3482人，其中阵亡556人、负伤2678人、失踪248人。该军装甲部队的总体损失约为坦克及自行火炮40辆，其中约半数属不可恢复损失。
第503重装甲营仅将2月17日被烧毁的1辆“虎王”列为不可恢复损失，但仍有多辆坦克在战斗中受损后送修，致使截至2月25日全营仅余5辆“虎王”具备战斗能力，至3月1日方恢复至11辆。第208装甲营在2月17日与19日的战斗中损失Ⅳ号指挥坦克2辆、Ⅳ号坦克8辆及Ⅳ号/70(A)坦克歼击车6辆。第13装甲歼击营据不同资料统计，损失Ⅳ号/70(V)坦克歼击车3至9辆不等。此外，第211国民掷弹兵师所属第211装甲歼击营据不同资料统计，损失“追猎者”坦克歼击车2至5辆不等。
此外，配属该军作战的第228突击炮旅损失Ⅲ号突击炮8辆；第44帝国掷弹师反坦克营（连同配属的第1335装甲歼击连）损失“追猎者”坦克歼击车5辆；第46步兵师则损失Ⅲ号突击炮1辆。
综合以上数据，德军在“南风”行动中的装甲车辆总损失很可能不少于80辆坦克及自行火炮。其中虽非全部属于不可恢复损失，但许多在战斗中受损的车辆仍需经过较长时间的修理，方能重新形成战斗力。
1945年2月17日至24日，苏军近卫第七集团军共损失8180人。另据一份统计报告显示，2月1日至28日，该集团军战斗损失总计8359人，其中阵亡1529人、负伤4703人、失踪2127人。
据近卫第七集团军最终报告，桥头堡地区各师人员损失如下：
近卫空降第6师：753人；
近卫步兵第72师：1149人；
近卫步兵第81师：1896人；
近卫步兵第93师：796人；
步兵第409师：623人；
步兵第375师：870人；
步兵第53师：321人。
从上述数字可以看出，近卫步兵第81师的人员损失最为惨重，共计1896人，其中阵亡458人、负伤544人、失踪843人、因病减员51人。损失最为集中的一天是2月24日，当日单日损失即达799人，其中阵亡152人、负伤53人、失踪594人。
该师同时也是此次战斗中轻武器与重型装备损失最为严重的部队，步枪损失1193支、冲锋枪427支、机枪75挺、反坦克步枪10支，炮兵装备也几近全失，共损失迫击炮30门、火炮40门。
全军武器装备总损失如下：
各型火炮480门，其中152mm火炮7门、122mm火炮59门、76mm火炮312门、57mm火炮23门、45mm火炮67门、37mm防空炮5门、85mm防空炮7门；
迫击炮200门，其中120mm迫击炮44门、82mm迫击炮156门；
机枪655挺，其中轻机枪415挺、重机枪183挺、防空机枪57挺；
反坦克步枪164支；
BM-13火箭炮2辆。
此外还有大量其他武器装备及技术器材。桥头堡内7个步兵师共损失步枪4787支、冲锋枪1829支。
此次战斗中，近卫机械化第4军与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的装甲车辆总损失达91辆坦克及自行火炮，且几乎全部属于不可恢复损失。
近卫机械化第4军损失T-34/85坦克16辆、SU-76M自行火炮19辆、SU-85自行反坦克炮1辆、ISU-122自行火炮1辆，合计37辆。战斗结束时，全军仅余T-34/85坦克2辆处于维修状态，以及SU-76自行火炮1辆尚具战斗能力。
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则有T-34/85坦克49辆、SU-85自行反坦克炮3辆、SU-76自行火炮2辆被烧毁、击毁或遗弃于敌占区域，合计损失54辆坦克及自行火炮。
与此同时，苏军各部报告称，1945年2月17日至24日期间共击毁、击伤德军装甲车辆数量相当可观。各部战报所申报的德军装甲车辆损失情况如下：
近卫机械化第4军：坦克及自行火炮64辆，装甲运输车37辆；
近卫独立坦克第27旅：坦克及自行火炮47辆，装甲运输车9辆；
近卫步兵第81师：坦克及自行火炮79辆，装甲车辆及装甲运输车24辆；
近卫步兵第72师：坦克及自行火炮72辆，装甲车辆及装甲运输车16辆；
近卫空降第6师：坦克及自行火炮67辆，装甲运输车18辆；
步兵第409师：坦克30辆，装甲运输车12辆；
步兵第375师：坦克9辆，装甲运输车8辆；
近卫步兵第93师：坦克及自行火炮16辆，装甲运输车22辆。
上述各部申报击毁、击伤德军坦克及自行火炮共384辆、装甲车辆及装甲运输车146辆，这一数字已超过德军在战役发起前的装甲车辆总数。而且，这还未将配属各步兵师的独立炮兵部队战果计入在内，后者涵盖各类加农炮团、榴弹炮团及反坦克炮团、旅。
以轻型炮兵第49旅为例，该旅申报击毁德军坦克28辆、装甲运输车26辆；独立反坦克炮兵第11旅则申报击毁德军坦克及自行火炮54辆、装甲运输车30辆。若将上述炮兵部队的战果一并计入，则需在前述数字基础上再增加被击毁德军坦克200余辆及装甲运输车约100辆。
此外，苏军航空第五集团军亦对一定数量的德军坦克提出战果申报。其强击机与轰炸机的频繁出击，迫使德军部队大多转为夜间行动。仅近卫强击航空第3军一部，在1945年2月间便申报击毁德军坦克及自行火炮66辆。
在近卫第七集团军向乌克兰第2方面军司令部提交的初步报告中，2月10日至20日期间申报击毁德军坦克及自行火炮132辆、装甲运输车45辆；20日至28日期间再度申报击毁坦克及自行火炮138辆、装甲运输车22辆，两阶段合计坦克及自行火炮270辆、装甲运输车67辆。
此后，近卫第七集团军在修订后的最终报告中将击毁德军坦克及自行火炮总数略微下调为244辆，装甲运输车75辆，但该数字仍略高于德军的实际损失。
根据近卫第七集团军的统计数据，各日申报击毁德军装甲车辆情况如下：
2月17日：坦克32辆，装甲运输车14辆；
2月18日：坦克22辆，装甲运输车9辆；
2月19日：坦克53辆，装甲运输车30辆；
2月20日：坦克25辆，装甲运输车1辆；
2月21日：坦克27辆；
2月22日：坦克33辆，装甲运输车8辆；
2月24日：坦克52辆，装甲运输车13辆。
1945年2月下旬，苏军被迫放弃赫龙河西岸桥头堡后，方面军司令下令成立专项调查委员会，由上将福明（Фомина）主持，负责查明此次重大损失的原因。
委员会在分析失利原因时指出：部队战术侦察工作严重缺失；师级兵力不足，致使步兵战斗队形密度偏低；部分单位未经命令擅自脱离战场，自行撤退至赫龙河东岸；步兵、炮兵与坦克部队之间协同不力；布雷行动缺乏统一部署，未能与反坦克火力体系有效配合；此外，指挥协调失灵、弹药补给不畅等问题同样较为突出。
近卫第七集团军在对德军行动所作的总结性评估中指出，德军进攻以坦克为主要突击力量，行动多在夜间实施，并辅以己方炮兵的强力火力支援。德军坦克借助夜色掩护与炮火压制，隐蔽推进至苏军前沿阵地附近，对前沿部队发起突然攻击，在若干情况下收到了一定效果。
苏军文件还记载了德军的一种典型战斗队形：伴随坦克行动的步兵与工兵往往在坦克前方或与坦克并列推进。工兵在坦克掩护下实施排障作业，步兵则渗透至炮兵阵地，与炮组展开近距离作战，以此削弱苏军的反坦克防御能力。
在战术层面，文件归纳了德军的若干显著特点：
进攻准备隐蔽性强，部队能够迅速完成重新部署，惯于在夜间机动至新的出发阵地，并于清晨转入进攻；
德军各部之间，以及与部署在多瑙河南岸的炮兵之间，协同配合较为顺畅；
部队常在行进间直接投入战斗，力求以突然性夺取战术优势；
进攻前的地面侦察、空中侦察及情报侦察工作组织较为充分；
进攻中着力打击苏军防御结合部，以分割割裂防御体系，并通过翼侧突击制造包围威胁或迫使苏军后撤。
、
简而言之，德军指挥部此次基本实现了既定作战目标。德军在未被苏军侦察察觉的情况下，秘密调集SS第1装甲军，完成“统帅堂”装甲军所属各师的部署调整，并在出发阵地隐蔽集结突击力量，从而在兵力与装甲装备上取得了局部优势。凭借这一优势，德军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作战任务，对苏军近卫第七集团军造成重创，并将其逐出赫龙河桥头堡。
此次行动表明，即便在战争后期，SS装甲师仍是一支不可小觑的劲旅，依然具备相当强的作战能力与战场威胁。
十、原文参考及附录
Документы ЦАМО РФ (http://pamyat-naroda.ru)
Stefano Di Giusto , «Panzer-Sicherungs-Kompanien and Panzer-Abteilung 208: Italy 1943-1944 — Hungary-Slovakia-Moravia 1944-1945».
Norbert Számvéber , «Days of Battle: Armoured Operations North of the River Danube, Hungary 1944-45».
Michael Reynolds , «Men of Steel: 1st SS Panzer Corps : The Ardennes and Eastern Front 1944-45».
Hubert Meyer , «The 12th SS: The History of the Hitler Youth Panzer Division».
部分地图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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鹰之陨落：对二战期间德国空军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的深度考证（修订版）
敲开地狱之门gwwn
本文作者是我们的老朋友UO尼克大佬，本文是他的新大作的修订版。本着精益求精的态度，尼克佬在这一版里删掉了他认为的最初版本里的那些多余和冗长的内容并纠正了最初版本里出现的所有细节错误，同时又加入了一些新料和尼克佬本人对战争最后阶段德空损失飞机数量的估值，全文约2.2万字。
尼克佬在文中对最近通过仔细查阅德国空军的官方档案的方式对德国空军在二战期间在各大战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文中出现的所有数据均出自德国空军的官方档案，同时尼克佬也将在文中对网上广为流传的几份关于二战德空飞机损失数据的可信度和准确性进行分析。本文是迄今为止中文互联网上第一篇正儿八经地通过深挖德国空军官方档案来对整场战争期间德国空军损失的飞机数量进行系统性论证的文章，之前中文圈从来没有人尝试过过这件事，尼克佬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因此本文对于中文圈研究二战德国空军历史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毫不夸张地说，本文的质量即便是放在国外也代表了当下最顶尖的水平。话不多说，接下来让我们转入正文部分：
关于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在各大战场究竟损失了多少架飞机（尤其是德国空军在东线战场的损失飞机数量）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正好鄙人最近对德国空军的一系列官方档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考证，今天就来和大家分享一下本人的最新研究成果，顺带对这些年来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几份关于二战德国空军飞机损失的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进行分析。
先简单说说二战期间德国空军对飞机的各种受损程度的定义标准：
0-10%：轻微损伤，可由负责该机的地勤人员就地修复。
10-24%：中度损伤，由该机所属部队的地勤单位进行简易维修即可修复。
25-39%：重度损伤，需要留在部队驻地进行整机大修（这个级别的损伤所对应的德文术语是“Überholung”，即英文的“Overhaul”，这种程度的损伤意味着飞机在短期内是无法出战的）。
40-44%：系统级损伤，需要直接更换起落架、液压系统等核心零部件。
45-59%：严重破损，需要对机身的各种大型结构部件进行大范围的更换。
60-80%：全损/除籍标准，整机退役拆解，可用零部件拆作备件。
81-99%：完全损毁，坠毁于己方控制区域。
100%：坠毁/失踪于敌方控制区域或海上。
综上所述，德国空军对飞机全损的定义标准是损伤程度大于等于60%。换句话说，当一架飞机的损伤程度达到60%的时候，该机就已经无法被修复了，而受损程度低于60%的飞机都是可以被修复的。
值得一提的是，损伤程度达到和超过40%的飞机是无法被前线单位自行修复的，必须被送到后方进行系统性维修和更换零部件，所以，损伤程度在40-59%之间的飞机虽不会被除籍，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会脱离战区。因此德国空军的前线单位在统计飞机保有数量的时候根本不会计算这些飞机，但会把那些留在基地进行大修的飞机给算进去。
接下来再科普一下德空损失统计表格中经常出现的一些关键术语：
Verluste：损失。
Frontverluste（缩写为“Front”）：直译过来是“前线损失”，这个词经常被历史学家和学者们误解为“战斗损失”或者“因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比如德国官史第四卷的作者们就把截止到1941年12月27日为止德空在东线的“前线损失”当成了战损以至于严重低估了德空在东线因非敌对原因造成的飞机全损数量），实则不然。按照德空的标准，前线损失不仅包括因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例如在空战中被敌机击落、被敌方地面火力击落、被敌方步兵火力击落、在地面上被敌机空袭摧毁、在地面上毁于敌军炮火、在作战中失踪等等），也包括了在执行作战任务期间因为因非战斗原因（例如机械故障、操作失误、恶劣天气等等）造成的损失，因此这个词的含义绝对不可以被简单理解为“战斗损失”，其统计范围要比“战斗损失”宽泛得多。建议将这个词翻译成“军事行动损失”（参考德空战史的资深大神Dan Zamansky的译法）。
Gefechtsverluste：该词直译过来是“战斗损失”，但是，按照德空的标准，该词只是上面提到的“前线损失”或“军事行动损失”的另一种叫法而已，其含义和统计口径与Frontverluste是完全一致的，因此这个词不可以单纯根据其字面意思直接翻译成“战斗损失”，所以，严谨的翻译方式是将其译为“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
Heimatverluste（缩写为“Heimat”）：字面意思是“后方损失”，但是，这样翻译还是有些过于简单粗暴了些。这个词指的是非作战期间因各种因素（例如训练、天气、机械故障等等）而损失掉的飞机数量，因此这个词应该翻译为“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或者“非军事行动损失”。
Betriebsverluste：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同上。
Verluste durch Feindeinwirkung（缩写为“durch Feindeinwirkung”或“durch Feindeinw”）：因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不含执行对敌任务期间因非战斗因素造成的损失，这个词可以直接拿来对标二战期间苏联航空兵统计口径里的“战斗损失”（如下面两张由毛毛熊大佬制作的图表所示，苏军是根本不会把在作战期间因非战斗因素损失掉的飞机算作“战损”的）。因此这个词既可以根据字面意思直接翻译成“敌对损失”，也可以翻译成“战斗损失”。
Verlusteohne Feindeinwirkung（缩写为“ohne Feindeinwirkung”或“ohne Feindeinw"）：在作战期间和非作战期间因所有非敌对原因造成的损失，可以翻译成“非敌对损失”或“非战斗损失”。
Verlusteohne Feindeinwirkung mit Feindauftrag（缩写为“mit Feindauftrag”）：在执行对敌任务期间因非敌对原因而产生的损失，即“作战期间产生的非战斗损失”。
Verlusteohne Feindeinwirkung ohne Feindauftrag（缩写为“ohne Feindauftrag”）：在没有执行对敌任务的时候因非敌对而产生的损失，跟上面提到的“Heimatverluste”和“Betriebsverluste”是同义词，即“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
Totalverlust(缩写为“Total”):因损伤程度大于等于60%而被除籍的飞机数量(ab 60%),即“全损”。
Beschädigt：受损，即损伤程度低于60%的飞机。
Jenseits：因战斗原因全损于敌方控制区域内的飞机。
Diesseits：因战斗原因坠毁或迫降于己方控制区域内的飞机。
Insgesamt：总计。
让我们先来看看1939.9.1-1941.6.21期间德空在战区内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
如图所示，巴巴罗萨前德空在所有战场共计全损6732架飞机（另有3657架飞机受损），其中有5350架是军事行动期间产生的，其余的1382架则是在非军事行动期间产生的；同期德空在各大战场上总共损失了14337名飞行人员（其中12244人损失于作战期间），其中11068人死亡、失踪和被俘（其中9476人在作战期间阵亡、失踪和被俘）。考虑到这份报告发布于1942年秋，因此图中显示的1941.6.22之前德空的损失数据无疑是极为精确的。图表来源：BA-MA RL 2-III/950。
除此以外，根据原始版本的德空月度飞机损失统计报告里的数据显示，截至1941年5月底为止，德国空军上报的在战区内全损的飞机数量共计为6683架，其中因战斗原因（敌对原因）全损3893架，因非战斗原因（非敌对原因）全损2790架，战损占比为58.25%。考虑到上面提到的6732架全损数据的统计时间范围多了21天，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这一时期德空的原始月度统计报告还是相当精准的。
接下来让我们看看1941.6.22-1944.5.31期间各大战区内的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在西线（注：这里的“西线”不仅包括西欧占领区和英伦前线，也包括帝国本土的防空前线）的德国空军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在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7855架（即“前线损失”或“军事行动损失”），飞行人员损失12022人（其中确认阵亡5090人、失踪和被俘4063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西线的德国空军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非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3791架（即“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或“非军事行动损失”），飞行人员损失6565人（其中确认死亡4543人、失踪125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在南线（地中海+巴尔干）的德空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6475架，飞行人员损失10438人（其中确认阵亡2788人、失踪和被俘5547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南线的德空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非军事行动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425架，飞行人员损失2100人（其中确认死亡1299人、失踪100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驻扎在东线（注：按照德空的划分标准，东线战场不仅包括苏联前线，也包括波兰、挪威东部、北冰洋航线、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在内的，这些地区上空的空战主要发生在德国空军和英美航空兵之间，跟苏联航空兵关系不大）的德空飞行单位累计上报的在作战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0104架，飞行人员损失19078人（其中确认阵亡5421人、失踪和被俘8194人）。
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4年5月31日，东线德空累计上报的在非军事行动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673架，飞行人员损失2194人（其中确认死亡1313人、失踪44人）。
综上所述，1941.6.22-1944.5.31期间德空在西线和南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9546架飞机（其中作战期间全损14330架）、飞行人员损失为31125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22460人），在东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1777架（其中作战期间全损10104架）、飞行人员损失为21372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19078人），以上数据的出处为BA-MA RL 2-III/1200，本质上是对各条战线每一天上报的装备和人员损失的数据的简单汇总，因此这份数据是不完整且有一定的滞后性的，只能当作下限来参考。另外，上面这些数据都没有包括装备了GO 242和DFS 230的滑翔运输机部队的损失（关于这一部分后面会细说，对于究竟要不要将这类飞机算入前线的实力和损失的一部分，德空内部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标准），同期德空总共全损了592架滑翔运输机（其中375架损失于作战期间），其中233架损失于东线（其中154架损失于作战期间）,滑翔运输机部队的人员损失为133人（其中56人确认死亡、10人失踪和被俘）、其中36人损失于东线（其中17人确认死亡、6人失踪和被俘），详情参见下面几张图。所以，如果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同期德空在西线和南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9905架（其中作战期间全损14551架）、飞行人员损失为31222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22503人），在东线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2010架、飞行人员损失为21408人（其中作战期间损失19101人）。
综上所述，如果把滑翔运输机部队的损失也算进去的话，从1939.9.1-1944.5.31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上至少损失了38647架飞机（全损）和66967名飞行人员（其中死亡、失踪和被俘49661人），其中在西线和南线损失了26637架飞机和45559名飞行人员（其中死亡、失踪和被俘34666人），分别占德空在各大战场上的飞机总损失的68.92%和飞行人员总损失的68.03%，东线只占31.08%和31.97%；如果只看德空飞行人员在各大战场的不可恢复性损失（即死亡、失踪、被俘）的话，东线占比更是只有30.19%。此外，如果排除掉盟军航空兵在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挪威东部、北冰洋地区和波兰给德空造成的损失的话，那么毫无疑问，这一时期德空在东线的飞机全损数量、飞行人员损失数量和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的占所有战场的比例都将会下降低于30%的水平。
接下来鄙人将通过引用BA-MA RL 2-III/946档案里的内容来一步步地对1944年6-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上的的飞机损失情况进行考证，先从6月开始。
本人在这里引用的BA-MA RL 2-III/946的月度报告对德空的飞机损失情况进行了细分，因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在图中识别“战斗损失/敌对损失”和“非战斗损失/非敌对损失”。如图所示，6月份德空在所有战场上总共损失了全损了1860架飞机（另有1524架飞机受损），其中1299架为战损（另有377架受损），561架为非战损（另有1147架受损）。当月德空在战区内因非战斗原因全损的561架飞机中有333架损失于非作战期间（另有732架飞机在非作战期间受损），但是，这些数据没有包括滑翔运输机。如果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本月德空在所有战场上总共全损了1863架飞机，其中战损1299架。
具体分布如下：
本月德空近程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51架飞机（东线21架），其中战损30架（东线12架）
本月德军远程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45架飞机（东线18架），其中战损31架（东线15架）
本月德军（昼间）战斗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901架飞机（东线91架），其中战损667架（东线56架）
本月德军夜间战斗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130架飞机（东线13架），其中战损72架（东线8架）
本月德军驱逐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123架飞机（东线0架），其中战损104架
本月德军（昼间）对地攻击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112架飞机（东线84架），其中战损74架（东线56架）
本月德军轰炸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325架飞机（东线42架），其中战损216架（东线22架）
本月德军夜间对地攻击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16架飞机（东线12架），其中战损8架（东线6架）
本月德军运输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78架飞机（东线14架），其中战损57架（东线10架）
本月德军总共有3架非Fi 156型号的联络机在战区内全损（东线2架），其中战损2架（东线1架）
本月德军空中扫雷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1架飞机，该机损失于巴尔干地区
本月德军气象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了7架飞机（东线0架），其中战损5架
本月德军海上航空联络部队在战区内全损6架飞机（东线2架），战损2架（东线0架）
本月德空海上侦察部队在战区内全损3架飞机（东线0架），其中战损2架
本月德军Fi 156联络机部队在战区内全损24架飞机（其中东线12架），其中战损18架（东线7架）
本月德国空军滑翔机拖曳部队在战区内全损6架飞机（东线2架），战损1架（东线0架）
本月德国空军还在战区内损失了29架其他各型飞机（东线2架），其中战损9架（东线1架）
本月德国空军还在战区内全损了3架滑翔运输机（东线1架），其中战损0架
通过上述各图表的数据汇总，如果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1944年6月份德空在西线和南线总共全损1547架飞机（其中战损1105架），在东线全损316架（其中战损194架）。本人对后面的7-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损失的论证过程同上，由于篇幅所限，接在这里就不为大家一一演示了，直接说结论吧：算上滑翔运输机的话，1944年7月到10月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上总共全损了6939架飞机（其中战损5000架），其中东线1868架（其中战损1367架）。下面四张图是德空官方统计的1944年7月到10月期间的月度飞机损失数据总表。
综上所述，从1939年9月1日到1944年10月底期间，德国空军在所有战场上至少全损了47449架飞机，其中在东线全损了14194架飞机，占比为29.91%，然而，这个比例是很有欺骗性的：
首先，正如上文所提到的那样，由于德空官方对东线战场的定义过于宽泛导致相当一部分东欧和北欧与盟军对线的德空单位都被算作东线的一部分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负责保卫罗马尼亚的普洛耶什蒂油田的JG 53联队第1大队、JG 77联队第3大队和JG 301联队第2大队，后来随着盟军轰炸升级，就连大名鼎鼎的超级大王牌哈特曼所在的JG 52联队第3大队也被拉去保卫普洛耶什蒂油田、跟美军第15航空队对线）；
其次，从1944年开始，盟国空军开始对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从44年9月开始，匈牙利也被德空官方划归到东线部分了）、波兰和挪威东部等地进行频繁空袭，驻扎在这些地区的德军战斗机部队也不得不频繁起飞对盟军的轰炸机群和护航机群进行拦截，损失率居高不下；
第三，得益于P-51战斗机的超远航程和44年5、6月份盟军在意大利战场上的快速推进，44年夏天时从意大利中部的机场起飞的美军第15航空队的战斗机的航程已经可以轻松覆盖东线战场上的很大一部分区域了，再加上当时美军为了进行穿梭轰炸、在苏联境内也设立了自己的机场，所以，从1944年夏天开始，美军战斗机部队开始频繁游弋到东线上空对德军飞机进行猎杀并取得了巨大的战果；
第四，由于盟军和苏军在地面上的快速推进，到1944年9月底的时候，就连从西边起飞的美军第8航空队的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作战半径也已经能够轻松覆盖整个东线了；
第五，在10月份北方集团军群退守库尔兰半岛以后，东线战场的北翼也处在英军战斗机的航程范围内了。
以上种种因素导致战争后期德空在东线损失的飞机和飞行人员中有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盟军造成的。就拿德军战斗机部队来说，整个1944年期间东线德军战斗机部队总共有30名中队长及以上级别的指挥官战死和失踪，其中有多达14人是被盟军战斗机击毙的（5人来自JG 301联队第2大队、3人来自JG 54联队第4大队、两人来自JG 77联队第3大队、两人来自JG 53联队第1大队、一人来自JG 52联队第2大队、一人来自JG 54联队第1大队），占比居然接近一半；1944-1945年期间德军对地攻击机部队有51名拿过骑士铁十字勋章的王牌飞行员确认在东线被敌机和高炮击落身亡或被俘，其中有13人命丧盟军战斗机之手、9人被苏军飞机击落、29人被地面火力击落，盟军战绩占比依然达到了25.5%，其中仅在1944年7月就有4名拿过骑士勋章的东线德空对地攻击机王牌被美军击毙：这四人中有两人死于7月22日发生在普洛耶什蒂上空的空战，另外两人死于7月25日发生在波兰上空的空战，光是在这两次空战中美军战斗机部队就击落了15架德军对地攻击机，而当月整个东线德空对地攻击机部队总共确认损失于空战的飞机数量也只有42架而已（见下图的画圈部分）。
在这种情况下，1944年德空在东线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中最起码得有1/4以上是在作战中被英美盟军击毁的（如果单看战损的话，盟军战绩的占比则至少在1/3以上），而1944年之前德空在东线全损的飞机数量中也有一小部分是盟军的战果，而且，战争期间东线的那些主要跟盟军对线的德空飞行单位（比如守罗马尼亚油田的那些战斗机单位）所遭受到非战斗损失也都应该算在盟军头上，除此以外，44年反水的那些德国仆从国的空军（例如罗马尼亚空军）在东线也有少量战果。个人估计，截止到1944年10月底为止，德国空军在对苏战场上因所有因素实际全损的飞机数量在12500架左右（战损+非战损）左右，占德空在所有战场上的全损飞机总数的26.3%，同期德空在对苏战场上损失的飞行人员占比估计也跟这个数字差不多。
此外，本人还根据BA-MA RL 2-III/944和BA-MA RL 2-III/945的内容推算出了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上因战斗原因而全损的飞机数量和非战斗原因全损的飞机数量，具体的论证过程和步骤与之前论证1944年6月份德空损失时是完全一样的，在这里就不多赘述了，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本人的计算结果吧：
1943年9月到1943年12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976架飞机（其中战损619架），在西线和南线全损了3166架飞机（其中战损1766架），东线占比为23.56%（其中战损占比则为25.95%）。
1944年1月到5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1701架飞机（其中战损1055架），在西线和南线全损了6422架飞机（其中战损4173架），东线占比为20.94%（其中战损占比则为20.18%）。
综上所述，从1943年9月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上总共全损了21087架飞机（其中战损13890架），其中在东线全损了4861架（其中战损3235架），东线占比23.05%（其中战损占比为23.29%）。保守估计，这一时期盟军航空兵和反水后的前德国仆从国的空军在东线击毁的德军飞机数量加起来肯定有1000架了，这意味着德空实际在对苏战场上因战斗原因全损的飞机数量都需要被减去1000架；另一方面，保守估计，同期东线的那些全程与盟国空军对线的德空单位因飞战斗原因全损的飞机数量估计也有300-400，这意味着德空这一时期实际在对苏战场上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更接近3500架（其中战损2200多架）。因此1943年9月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对苏战场上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占所有战场的比重在16.6%左右，而战损占比则为16.09%。这里需要声明一点，以上数据均是包括滑翔运输机的，而本人引用的BA-MA RL 2-III/944-946系列的档案里的月度汇总表格的最后一行总结归纳的飞机损失数量是完全不包括滑翔运输机的（虽然滑翔运输机的损失在表格中被列了出来），本人在计算的时候特地把这一部分加了进去。
接下来让我们聊聊战争期间德空月度统计报告这个话题。绝大多数历史学家、学者和军迷不知道的是，德空内部实际上有两个版本的月度统计报告，一个是原版报告，另一个则是修订版（本人在上面引用的BA-MA RL 2-III/944-946系列的档案正是修订版的报告）。正巧本人最近仔细研究了一下从1939年9月到1945年3月期间每个月的原始统计报告的汇总报表，发现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展示的是前线部队每月上报的飞机损失数量汇总，而非实际损失的飞机数量，在战况紧急、损失过大或者前线气候极端恶劣的时候，报告里都是会出现大量损失数据漏报的现象（尤其是非战斗损失部分），但是，另一方面，每个月也都会对过去遗漏的数据进行补报（这一点在战争期间德空每日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明细中得到了证实，通过对比翻阅1945年2-3月份德空战区内的飞行单位的每日损失统计报告，本人发现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损失中不仅包括当日和当月的损失数据，同样也包括了大量的针对之前一两个月内乃至更早的时候所遗漏的损失进行补报的数据）。相比之下，修订版的月度统计报告才是真正反映德空每个月的实际损失的飞机数量的报告，本人在上面引用的BA-MA RL 2-III/944-946里的那些统计报表的发布时间要比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的发布时间晚了一个多月（后者发布时间一般都是次月月初，而前者发布时间则是下下个月的中旬），这多出来的一个多月的时间正是用来对当月损失进行修正和补充并剔除掉了所有的非当月的损失数据，所以，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的数据并不总能跟修订版的月度报告对上号。
不过，修订版的月度统计报告并非完全无懈可击，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样，修订版的月度报告将装备了GO 242和DFS 230的滑翔运输机部队排除在了总损失之外。无独有偶，本人在查阅战争期间战区内的德空单位每日上报的飞机和人员损失的相关档案时注意到，即便是在日度报告里，滑翔运输机部队的损失也会被排除在汇总部分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数据之外。因此，本人合理推测，负责为各大战区调拨装备和兵力并统计装备和人员损失的德空总军需部第六处内部对于像GO 242和DFS 230这样的靠运输机或轰炸机牵引才能执行任务的滑翔运输机是否应该被算作前线飞机数量的一部分并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意见（要知道当时很多其他国家的航空兵部队是根本不会把这类飞机统计进去的），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种统计口径截然不同的损失统计口径：一种是包括了滑翔运输机的损失统计报告（例如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另一种则是排除掉了滑翔运输机后的损失统计报告（例如修订版的月度报告）。为了统一标准，本人还是决定把这部分损失统计也给算进去。
除此以外，由于目前无法找到反映1943年9月之前德空在战区内损失飞机数量的修订版月度报告的电子版，且反映1944年10月以后的德空在战区内飞机损失数量的修订版月度报告（如果有的话）也完全缺失了，因此我们只能用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来推测整场战争期间的德空飞机损失数据了。
受限于篇幅，详细的计算过程就不演示了（毕竟光图片就得发68张，文字叙述部分也得有大几千字），直接说结论吧：根据原始版本的月度报告里的数据进行加总，1939年9月到1945年3月期间德空上报的在所有战场上战损的飞机数量（全损）为32863架、非战斗损失的飞机数量（全损）则为22263架，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为59.61%；此外，还有9993架飞机因战斗原因受损（损伤程度低于60%）、28638架飞机因非战斗原因受损（损伤程度低于60%）。也就是说，截至1945年3月底为止，战区内的所有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飞机全损数量为55126架，考虑到原始版月度报告的数据本身就存在一定的滞后性（且越到战争末期就体现得越明显），因此我个人估计同期德空在所有战场全损的飞机数量不会低于56000架。再加上1945年4月和5月初的损失数据（包括终战前被盟军和苏军缴获以及被德空自毁的大量飞机在内），合理推测，整个战争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上全损的飞机数量在59000-60000架之间，其中战损数量在35000-36000架之间。
遗憾的是，原版的月度报告只在战争初期的波兰战役期间对战区进行了细分，其他阶段都没有区分具体战区，更没有像修订版的月度报告那样给出德空飞行部队的各兵种每月在各大战区损失的飞机数量，因此目前德空在各大战场的战损飞机数量和非战损飞机数量依然是个谜。另一方面，绝大部分统计1944年5月以后德空在各大战场损失的飞行人员数量的文献总体上也依然处于缺失状态，目前本人只找到了1945年1月28日、1月30日、2月1日到20日、2月27日到4月1日期间各大战区内的德空飞行单位每日上报的飞行人员的损失明细且完整性十分堪忧。在这里我先挖个坑，本人未来还将会继续对德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进行研究，一旦集齐了所有关于1944年6月以后德空飞行人员在各大战场的损失统计和1944年10月以后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损失统计的相关档案以后，我将会对这些档案的内容进行深度考证，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在公众号上与大家分享。
上图展示的是一张来自BA-MA RL 2-III/1025的标准表格，展示的是1943年4月份德空上报的战区飞机损失情况，当月德空在战区内总共因战斗原因全损了561架飞机（其中252架飞机在作战中失踪，38架飞机确认毁于高炮，189架飞机确认毁于空战，2架飞机确认毁于步兵武器，80架飞机毁于空袭）、受损204架飞机，因非战斗原因全损416架飞机、受损618架飞机（其中237架飞机受损程度在40-59%之间，需要被拉去后方进行系统性维修）。
上图展示的是一张标准的德空日度统计报告的截图，来源是BA-MA RL 2-III/767，展示的是1945.3.16当天西线德国空军的部分单位所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损失明细，精确到了日期、所属单位、地点、原因、飞机型号、飞机编号、受损程度、军衔、姓名和人员下落（死亡/受伤/失踪）。值得一提的是，此时虽然已经是3月中旬了，但上报的这些记录却基本全都是针对之前的2月下旬到3月初这个阶段所漏报的损失进行的补报，完全看不到当天的数据，可见战争最后阶段德空统计系统的滞后性有多么严重了。
下面附上1943年9月到1944年5月期间德空战区飞机损失数量的修订版月度报告中的汇总部分。
另外，本人还找到了一张德空总军需部第六处于1945.1.17发布的一份反映从1939.9.1到1945.1.10期间德空的飞机和人员损失情况（包括滑翔运输机部队在内）的相关报告，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见上图）。这份报告显示，截至1945.1.10为止，德空所有战场上总共有40613架飞机全损于军事行动期间、10457架飞机全损于非军事行动期间，还有20492架飞机在军事行动期间受损、15171架飞机在非军事行动期间受损，飞行人员损失81401人，其中65852人损失于军事行动期间（23132人确认阵亡、16567人负伤、26153人失踪，失踪人员中有4104人已经确认被俘）。此外，同期战区外的德空训练单位和飞行学校也有11442架飞机全损、9931架飞机受损，飞行人员损失15636人（其中确认死亡9303人、受伤6067人、失踪266人）。这里需要说明一点，这份报告严重低估了1945年1月份的前十天里德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情况，要知道仅在元旦当日袭击西线盟军机场的底板行动中德空就全损了280架战斗机和战斗轰炸机（仅此数据就已经大大超过了表格里显示的1月头10天德空在战区内因所有因素全损的220架飞机），包括3名联队长、5名大队长和14名中队长在内的多达237名飞行员阵亡、失踪和被俘（此数据也已经超过了表格中所给出的战区内的德空飞行单位在1月份头10天里阵亡和失踪203人的数据），而且，由于这份表格是根据前线部队每天上报的损失数据汇总而来，因此1月份之前的数据也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综上所述，表格中给出的德空截至1945.1.10为止在所有战场全损51070架飞机（40613+10457）的数据是不完整的，我个人估计，截止到1945.1.10为止，德空在各大战区内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至少不低于52000架（其中战损数量大约在31000左右），其中约13000架损失于对苏战场上（按照等比例推算的话，其中战损在7700-7800之间），占比约为25%。
需要说明的一点是，整场战争期间德空在战区内的战损占总损失的比重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通过1943.9-1944.10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区的飞机损失的月度报告，本人发现了一个现象：随着德国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战场形势越来越严峻，战争后期德空的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也跟着水涨船高。根据原始版本的德空月度飞机损失统计报告里的数据显示，1939.9-1941.5期间德空在战区内战损的飞机数量（3893）占总损失数量（6683）的58.22%，1941.6-1943.8期间德空在战区内战损的飞机数量（10138）占总损失数量（18826）的53.85%，而1943.9-1945.3期间德空在战区内战损的飞机数量（18832）占总损失数量（29617）的比例上升到了63.59%。
这里我要说一件非常反常识的事情，横向对比的话，整场战争期间德空战损率最高的时期并不是1944-1945年，而是战争初期的1940年5月-6月（即法国战役期间）。研究德空战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威廉姆森.默里在其所著的“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一书中整理的数据显示（见下图），1940年5月至6月德空在战区内全损的1428架飞机中战损占了1129架，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高达79.06%！除此以外，德空在法国战役期间的短短40多天的时间里的全损飞机数量达到了战役开始时德空飞机保有数量的28%，而全损和受损的总数加起来更是达到了36%。由此可见，早在法国战役期间德国空军就已经遭受了非常惨重的损失了，法国战役的烈度实际上被后人严重低估了。在后面的7月到9月的不列颠空战期间，德空再次遭受了惨重损失，但由于时间跨度更长，因此损失率反而没有法国战役期间那么夸张了（3个月的时间里全损飞机数量占初始力量的37%、全损和受损加起来占初始力量的52%），不列颠空战期间德空战损占总损失的比例也从法国战役期间的79.06%下降到了72.37%。
如上面几张图表里的数据显示，德国空军在法国战役和不列颠战役期间蒙受了相当惨重的损失（5-9月期间德空在战区内全损的飞机数量高达3064架，其中战损2313架），以至于德国空军直到巴巴罗萨行动开始时也没有能够完全恢复元气。考虑到历史上41年和42年期间德国空军（尤其是德军战斗机部队）在所有战场上都以少打多的情况下依然取得了人类航空史上前所未有的逆天战绩，可想而知，如果没有40年这两场战役给德空带来的巨大消耗的话，41年和42年期间战术水平、飞机性能和人员素质都处于历史巅峰期的德国空军的整体实力将会达到多么恐怖的程度。
接下来让我们把注意力拉回到战争末期。1945年1月中旬，德军在西线的阿登地区和阿尔萨斯地区发起的反攻已经彻底失败了，而东线的苏军此时也开始大踏步地向德国纵深腹地挺进，因此德空主力开始东调，东线又重新成为了德空的主战场。然而，此时距离战争结束已经只剩下不到4个月了，而且，德空饱受燃料短缺困扰，出击频率出现了断崖式下跌，因此留给苏联人追赶盟军的时间和机会已经着实不多了。此外，由于当时整个东线都处于盟军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所以，即便是在战争最后的3个多月里德空在对苏战场上的损失依然无法占到多数。这里简单举两个例子：
第一，从1月中旬到终战，德空昼间战斗机部队战死和被俘的59名中队长及中队长以上级别的指挥官中有29人折损于苏军之手的、30人折损于盟军之手；
第二，本人分别对2月16日到20日、2月27日到4月1日期间德空部署战区内的所有飞行单位每日上报的飞机损失进行了一番考证，发现战区内的德空单位在这39天的时间里累计上报的全损飞机数量为1950架（包含大量补报数据在内），其中有1104架是当时正在东线作战的那些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保守估计，这1104架中至少有两成是盟军造成的；此外，战区内的德空补充训练单位上报的那些损失中也有一部分是苏军造成的。个人估计，这1950架全损飞机中大约有900架是出现在对苏战场上，占比为46.15%，略低于一半。
综合来看，战争最后阶段（1月中旬到终战）德空在对苏战场和其他战场的损失比撑死也就五五开的水平，甚至有很大概率还到不了这个比例。个人推测，1945年1月中旬到终战期间，德空全损的飞机数量在7000-8000之间，假设其中一半左右（实际很可能没有）全损于对苏战场的话，那么整场战争期间德空在对苏战场上全损的飞机数量在16500-17000架之间（相比之下，根据克里沃舍耶夫的统计苏联航空兵在战争期间全损的飞机数量高达106400架，即便是排除掉大后方的训练单位和飞行学校全损的飞机数量，战争期间苏军在前线全损的飞机数量至少也不会低于85000架），占德空在所有战场上全损飞机数量的27.97-28.33%之间，这个区间大概是德空在对苏战场上损失的飞机和飞行人员占所有战场比例的上限了，而实际占比则大概率要略低于这个区间（但也不太可能低于27.5%）。
总的来说，在打击德国空军方面，苏联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其作用远远达不到决定性的程度，在这方面真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是美英盟国（尤其是美国）。更不用说战争期间苏军装备的高射炮和战斗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盟国援助的（战争期间盟国援助的战斗机数量接近苏联自产的1/4，盟国援助的高炮数量更是接近苏联自产的三成），而且，红空军对盟国援助的大量高辛烷值燃料更是极度依赖。
接下来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目前互联网上广为流传的三份关于二战德国空军损失数据分布的表格的可靠性和真实性，先从Ольга Тонина 和 Александр Афанасьев 这两位俄国网友抄录的表格开始。
上图是这两位俄国网友抄录和整理的1942.3-1944.12期间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的飞机损失的俄文原版表格。
上图是这张表格的中译版。
这两位俄国网友引用的表格经常被互联网上的亲苏人士引用，原因是表格里的数据里的东线部分占比很高（达到了36.9%），而且，这份表格上方显示的数据来源的档案序列编号（BA-MA RL 2-III/874-882）也的确是出自德空官方档案，所以，从表面上看，这份表格里的数据看起来很有说服力，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
首先，表格上方显示的BA-MA RL 2-III/874-882的确是出自德空官方档案，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两位俄国网友曲解了他们所引用的这些档案里的数据所代表的含义。BA-MA RL 2-III/874-882这9份档案展示的是1942年3月到1944年12月期间德空战区内的前线单位和训练补充单位每月的短期内可出动的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因此这些档案里所显示德空每个月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和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并非这两位俄国网友所理解的“不可恢复性损失”（即损伤程度超过60%的飞机），而是包括了损伤程度在40-59%之间的飞机数量，正如前文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飞机虽然都是可修复的，但由于受损程度过于严重以至于根本无法留在部队进行修理，不得不被拉去后方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维修，因此前线的德空单位在统计自身保有的飞机数量时会把这些飞机给排除在外。而且，这些档案里的表格甚至把每月月底的时候留在德空各单位的基地进行大修的飞机（即损伤程度在25-39%之间的飞机）也给统计了进去，毕竟这些飞机暂时还无法起飞执行任务，因此也就不能被算作一支部队的有效力量。东线损伤程度超过40%的飞机占比较高不代表全损占比也高，更不代表飞行人员损失占比也高，更不用说这两位俄国网友还忽视了很关键的一点，那就是1944年德空在东线损失的飞机中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损失于盟军之手且1944年之前德空在东线的损失中也有一小部分损失于盟军之手。
下面给大家展示两张图表以方便大家更好地理解这个系列的档案所代表的真实含义。
上图显示的是1943年9月份德空前线单位的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表格来源是BA-MA RL 2-III/878。表格最左列对应的是各兵种，表格中的A项指的是期初（即8月31日）德空前线单位短期内可出动的飞机数量，表格中的B项反映的是当月飞机新增数量，B项分为新增总数、新交付给部队的飞机数量、成功修复的飞机数量、从其他单位调来的飞机数量四列，C项反映的是当月飞机减少数量，C项分为飞机减少总数、因敌对原因导致的飞机减少数量（即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因非敌对原因导致的飞机减少数量、留在部队进行大修的飞机数量（即受损程度在25-39%之间的飞机数量）、调至其他单位的飞机数量，表格最右列展示的则是期末（即9月30日）德空前线单位的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整个计算公式如下：期初总数+新增总数（即“交付数量+修复数量+从其他单位调来的飞机数量”）-减少总数（即“因战斗原因减少数量+因非战斗原因减少数量+留队大修数量+调至其他单位的数量”)=期末数量。
值得注意的是，表格中的“Überholung”（即目前正处于留队大修状态的飞机数量）不仅包括当月新增的受损程度在25-39%之间的飞机数量，也包括了当月之前就已经受损但直到当月月底依然没有被修好的飞机数量，因此每个月的报表中所显示的留队大修的飞机数量其实都是包括一部分重复统计的。除此以外，表格中显示的因敌对原因和非敌对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中还包括一部分对之前漏报数据的补报。
上图显示的是1943年9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的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动情况，表格来源是BA-MA RL 2-III/878，表格里的具体项目和前面那张图是一模一样的，在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第二，这两位俄国网友错误地将德空在战区内部署的那些补充和训练单位当成了后方的训练单位和飞行学校，因此把这些单位的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强行排除在战区之外了，实际上战区内的这些单位在战争期间蒙受了相当的损失，而这些损失都是出现在西线和南线，把这些单位的损失排除在战区以外无疑大大拉高了东线所占的损失比例，同时也大大降低了其他战场的比例。
第三，他们制作的表格里的数据错误实在太多了，甚至其中绝大部分数字都是错的。就拿44年部分来说，他们给出的每个月里德军前线单位的战损和非战损数据居然没有一次能和档案里的数据对上号的：本人根据BA-MA RL 2-III/880-882里显示的数据进行加总，整个1944年战区内的德空一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导致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为14646架，比这两位俄国人整理的表格里显示的数据（14429架）足足多出了217架，同期德军一线单位因非战斗原因导致受损程度大于40%的飞机数量为9714架，比他们整理的表格里的数据（9947架）又少了足足233架；除此以外，整个1944年期间战区内的补充和训练单位由于战斗原因导致的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为331架，比他们的表格里的数据（248架）多出了83架，这些单位因非战斗原因导致的受损程度大于等于40%的飞机数量为2250架，比他们的表格里的数据（1902架）更是多出了足足348架！下面就给大家演示一下本人的计算过程：
1944年1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64架（俄文表格里的数据是868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4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68架）
1944年1月份，德空在战区内的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3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0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86架）
1944年2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7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873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53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564架）
1944年2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5架）
1944年3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8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000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8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21架）
1944年3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5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3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3架）
1944年4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52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48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2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02架）
1944年4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4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59架）
1944年5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28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30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4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23架）
1944年5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59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41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30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24架）
1944年6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8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485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82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41架）
1944年6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3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77架）
1944年7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68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693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0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120架）
1944年7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0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81架）
1944年8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79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52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7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945架）
1944年8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59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8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74架）
1944年9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6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15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73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36架）
1944年9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9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96架）
1944年10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81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807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9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76架）
1944年10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5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54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60架）
1944年11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79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792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62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28架）
1944年11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也是1架，总算对上了，太不容易了）、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70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69架）
1944年12月份，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46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445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123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1114架）
1944年12月份，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7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6架）、因非战斗原因而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55架（俄文表格里显示的数据是238架）
我们用上述的这些数据相加，得出整个1944年期间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14646，同期德空前线单位上报的因非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9714，同期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331，同期战区内的德空补充和训练单位上报的因非战斗原因减少的飞机数量为2250。
由于这两位俄国网友所引用的这些文件并没有按照战区对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数量和飞机损失数量进行分类，而是单纯地以大队和中队为基准单位来罗列各大队和中队每月新增数量和减少数量的情况（在这些文件的统计口径中，像战斗机部队、轰炸机部队这样的规模较大的兵种的基准单位是大队，像侦察机部队、联络机部队这样的规模较小的兵种的基准单位则为中队），再加上1942年到1944年期间东线德空飞行单位的流动性都很大（有些部队月初的时候还在东线、月中或月底的时候就已经被调去西线或者地中海了），这无疑极大增加了他们整理和统计数据的难度。我猜测他们在计算的时候直接跳到各大队和各中队的统计数据部分了，压根就没看每个月的汇总表格部分，否则实在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制作的表格里的数据跟原始数据完全对不上，但是，不管怎么说，能做到把几乎每个月的数据都给算错，这也确实是一种本事了。对此我只能说东斯拉夫民族粗心大意、眼高手低、完全不重视细节的马大哈属性真的是深入进了绝大部分俄国人的骨髓里了。
下面几张表格来自BA-MA RL 2-III/874，展示的是1942年7月份德军昼间战斗机部队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基准单位是大队（德空的大队级别单位番号的前缀用的是罗马数字），完全没有区分战区
下面几张表格同样来自BA-MA RL 2-III/874，展示的是1942年7月份德军侦察机部队短期内可出动飞机数量的变化情况，基准单位是中队（德空的中队级别单位番号的前缀用的是阿拉伯数字），同样完全没有区分战区
第四，至于这两位俄国学者所整理的另一张图表的数据更是堪称“奇异搞笑”（见下图），完全不值一驳。
他们先是错误地将德空官方档案里显示的1941年到1942年初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上执行作战期间因所有因素全损的飞机数量当成了“战损”，然后又将同期德空在作战期间因所有因素导致的受损程度低于60%的飞机数量当成了“非战斗损失”，同时他们还完全无视了1941年到1942年初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的非作战期间产生的损失。顺带提一嘴，他们的这一部分的表格里所引用的数据来源并非是德空官方档案，而是东德历史学家Olaf Gröhler在1978年所著的“二战德国空军的实力、分布和损失”一书，我本人并没有读过这本书，所以，究竟是这俩俄国人是被这本书的作者给误导了，还是他们自作聪明地曲解了原作者的意思，我说不好。
如上图所示，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月3日期间，德空在东线战场上所遭受的“前线损失”为2213架飞机全损（两位俄国网友把这个数据当成了战损）、1435架飞机受损（两位俄国网友把这个数据当成了非战斗损失）。
综上所述，由于这两位俄国人制作的表格里所出现的各种离谱的低级错误实在过多且他们自己也压根没有完全看懂他们所引用的档案的含义，因此他们制作的表格本质就是废图，没有任何参考价值和意义，其质量只能用“拉完了”来形容，完全不推荐大家使用。
接下来让我们来聊一聊很多军迷都非常喜欢引用的来自研究德空的著名资深大佬Dan Zamansky在其撰写的关于1941年6月到1943年底期间德空在东线和其他战场的实力分布和损失情况的论文中所整理的关于德空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损失数据。
首先，Dan在其文章中计算出来的截至1941.6.21为止德空在所有战场上的飞机全损数量、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飞行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中军官所占的比例、轰炸机全损数量、轰炸机机组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轰炸机部队的军官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轰炸机机组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中军官所占的比例都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能够和他所引用的资料来源里的数据完美对上号（见下图），但是，他把单发战斗机部队的飞机、飞行员、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据都给算错了。根据下图的数据显示，截至1941.6.21为止，单发战斗机部队全损的飞机数量为1583架（1219+364）、而非1683架，而单发战斗机部队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人数则为717人（322+395）、而非866人，其中包括281名军官（而非Dan计算出来的317人），单发战斗机部队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人数里军官占了39%（而非37%）。
第二，Dan制作的德空在1941年6月22日之前和1941年6月22日到1942年1月3日期间的飞机全损数量、飞行人员和飞行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人数以及东线部分所占的比例倒是完全正确的，和德空官方档案里显示的数据完美对上号了。
第三，Dan汇总的1942年1月到8月期间德空飞行部队在西线、地中海和东线全损的飞机数量以及飞行人员和飞行军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的数据也是完全准确的（见下图）。
第四，在这张图里，Dan抄错了BA-MA RL 2-III/1200里汇总的1941.6.22-1944.1.1期间德空在东线、南线和西线上报的在军事行动期间所产生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数量，详情参见下面的几张图。另外，Dan这里将南线战场称为“地中海”，这个描述是有问题的，德空上报的南线损失数据是包括巴尔干的。
因此，本人特地制作了一张更正后的表格，请大家过目：
注：图表中的数据均不包括滑翔运输机。
第五，Dan整理的1941.6.22-1944.1.1期间德空在东线、南线和西线上报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不可恢复性损失总数（包括非军事行动期间产生的损失）也都是错的。
因此，本人特地制作了一张更正后的表格，请大家过目：
注1: 图表中的数据均不含滑翔运输机。
注2: 德空在东线的军事行动期间损失的飞机和飞行人员的占所有战场的比例之所以显著高于总损失占比是因为东线极端恶劣的天气情况导致当地的德空飞行单位在执行任务时所承受的非战斗损失率远比其他战场更高，这种情况在冬季的时候体现得尤为明显。
第六，Dan整理的这张反映1943.9-1944.9期间德空在西线、地中海和东线的飞机数量和飞机全损数量的表格也存在问题。正如Dan在注释里提到的那样，部分辅助飞机的损失被他排除在表格之外了，原因是报告中只列出了这些飞机的损失情况，却没有列出这些飞机的可动数量，这就导致Dan列举的这一时期东线和其他战场的飞机全损数据和战损数据都是不完整的。本人根据Dan所参考的资料来源BA-MA RL 2-III/944-946里的各项数据进行加总，制作了几张更正后的表格（注：图表中的损失数据只包括全损，不含损伤程度低于60%的飞机），请大家过目。
除此以外，Dan没有在表格下面的注释部分提及关于“这一时期德空在东线的损失中有相当一部分其实是由盟军航空兵造成的”这个客存在的事实，这确实不太应该。
综上所述，Dan的论文里所提到的关于德空的飞机损失和机组人员损失方面的问题还是蛮多的，所以，大家在引用他给出的关于德空损失统计的表格时一定要小心。不过，瑕不掩瑜，总体而言，Dan的论文质量依然是相当高的，而且，文中的绝大部分观点和结论也都是正确的，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而且，他在文中所引用的关于德空在各大战场的主要装备的分布数量也基本准确，他的文章完美打脸了所谓的“1944年初之前德空主力都在东线作战且同时期德空大部分损失也都是出现在东线”这条经典谣言。所以，他的文章的参考价值还是很高的，在这里强烈推荐给大家。
下面展示的这份1943年9月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场的飞机损失数据的表格是由研究德国空军战史的美国著名历史学家Donald Caldwell（此人撰写过JG 26联队的官方战史和作战日志、加兰德的个人传记、帝国防空战期间德空昼间战斗机部队的作战日志）制作的，表中的数据是Donald Caldwell根据东德历史学家Olaf Gröhler在1978年所著的“二战德国空军的实力、分布和损失”一书的第316至第336页中的数据整理而来。这份表格里的数据经常被部分亲苏人士恶意曲解，他们选择直接无视表格下面的那条星标注释，宣称“1943年秋到1944年10月期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8600架飞机”或者“1944年德空在东线全损了8600架飞机”，这显然是无稽之谈，注释中明明白白地说明了图中显示的“losses”（损失）指的就是飞机的全损数量（total losses）和受损数量（damaged）的总和，所以，无论是图中显示的1943.9-1944.10期间德空在广义的西线（包括西欧、德国本土、意大利和巴尔干）损失的27060架、还是同期在东线损失的8600架的数据都是包括了损伤程度低于60%的飞机数量的。
首先，这张图表的数据和真实数据还是比较接近的，但并不完全准确。根据上文中提到的1943.9-1944.10这13个月的修订版月度报告里的数据显示，不算滑翔运输机的话，同期德空在所有战场总共全损了20762架飞机，还有15215架飞机受损，总共是35922架，比这张表格里的数据多了317架。
第二，这张图严重高估了同期德国空军在东线的飞机占比和德国空军在其他战场的飞机数量。根据同期修订版的月度报告里的数据来推算，这一时期德空部署在东线（含挪威东部、罗马尼亚、波兰、保加利亚和北极航线，后来又多了个匈牙利）的飞机数量占所有战场的比例一直维持在29-34%之间，远远到不了43-46%。
第三，Donald在下面的另一个表格中提到的整个1944年德空因战斗原因分别在东线和其他战场全损2406架和9768架飞机的数据都有些偏低了。根据修订版的月度报告里的数据显示，不算滑翔运输机的话，单单是44年的前十个月德空就因战斗原因在东线和其他战场分别全损了2564架和8752架飞机。
第四，Donald在图表下面的文字部分也完全没有提及这一时期德空在东线的损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盟军的战果，和Dan犯了同样的错误。
第五，Donald的研究中还出现了一条极其经典的暴论（见上图的划线部分），他宣称“1941年年中到1943年年中期间德空大部分损失都是出现在东线战场上”，然而，事实真的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
如上文所述，不算滑翔运输机的话，1941.6.22-1944.1.1期间各大战区的德空飞行单位上报的飞机全损总数为23558架，我们用这个数据减去1943年9-12月期间德空在各大战区全损的4052架飞机，可得出从1941.6.22-1943.8.31期间德空在所有战场累计全损的飞机数量至少为19506架，其中东线占了9095架，其他战场占了10411架。然后再减去1943年8月份的数据（当月德空在东线全损了472架飞机、在其他战场全损了946架飞机），可得出从1941年6月22日到1943年7月底为止德空在东线全损了8632架飞机、在其他战场全损了9465架飞机，东线占比只有47.7%。换句话说，所谓的“1941年中到1943年中这段时间里德空损失的大部分飞机都是出现在东线”的说法是无稽之谈，哪怕是在这段时间内德空的多数损失依然是出现在西线和南线。
事实上，早在1942年10月份的时候德空在其他战场损失的飞机数量就已经开始超过东线了，在此后的9个月里德空在东线的损失飞机数量只在其中的两个月里（即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超过了其他战场的损失，其他的7个月里都要少于其他战场。换句话说，从第二次阿拉曼战役-火炬行动开始，德空的主战场就开始逐渐西移了。
参考文献：
BA-MA RL 2-III/717a
BA-MA RL 2-III/717b
BA-MA RL 2-III/763
BA-MA RL 2-III/766-717
BA-MA RL 2-III/874-882
BA-MA RL 2-III/944-946
BA-MA RL 2-III/950
BA-MA RL 2-III/998
BA-MA RL 2-III/1025
BA-MA RL 2-III/1183
BA-MA RL 2-III/1192
BA-MA RL 2-III/1197
BA-MA RL 2-III/1199
BA-MA RL 2-III/1200
Murray, Williamson (1983). Strategy for Defeat: The Luftwaffe 1933–1945. Maxwell AFB: Air University Press. ISBN 978-1-58566-010-0 – via Hyperwar Found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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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火与荆棘：二战巴尔干半岛游击队全史（1941—1945）
原创 伯利恒的约瑟 耶布斯沙龙 2026年5月23日 10:06 江西
1941年的春天，巴尔干半岛上弥漫着浓烈的硝烟味。4月6日，希特勒以“惩罚背叛”为名，未经宣战便对南斯拉夫王国发动了闪电式入侵。五百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轮番轰炸贝尔格莱德，十五个德国师和意大利仆从军从三面突入。这场代号为“惩罚行动”的入侵，其残酷程度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仅在贝尔格莱德空袭中，就有超过17,000名平民丧生。南斯拉夫军队尽管作出了顽强的抵抗，但仍然在十二天内土崩瓦解，4月17日正式宣布投降。几乎与此同时，希腊也在德军的“玛莉塔行动”打击下迅速沦陷——尽管六个月前他们曾在阿尔巴尼亚山区奇迹般地击退了墨索里尼的进攻。克里特岛空降战役结束后，整个巴尔干半岛完全落入了轴心国的掌控之中。然而，希特勒大概不会想到，这片被他视为“附属品”的土地，即将成为整个二战期间最令德军头疼的游击战场。从此刻起，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巴尔干半岛上的游击队将从最初零星分散的抵抗小组，发展为足以与正规军正面交锋的强大武装力量。南斯拉夫的铁托游击队、希腊的ELAS和EDES、阿尔巴尼亚的霍查民族解放军——这些名字，将永远镌刻在反法西斯战争的光辉史册上。本文将从组建、发展、巅峰、胜利与改编四个阶段，系统梳理二战期间巴尔干半岛主要游击队的光辉历程，兼及次要抵抗力量的分析比较，力图呈现一幅完整、详实、客观的巴尔干游击战争全景图。第一章 暴风雨前的夜空：战前巴尔干与占领的开始一、多民族交织的半岛困局巴尔干半岛素有“欧洲火药桶”之称。这一称号并非源自偶然，而是数百年历史积累的必然结果。要理解二战期间巴尔干游击战争的复杂性，必须首先了解战前这片土地上盘根错节的民族、宗教和政治矛盾。南斯拉夫是一个由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波斯尼亚、黑山、马其顿等多个民族“捏合”而成的国家，国内民族矛盾极其尖锐。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虽然同属南斯拉夫人，语言几乎完全相同，但由于历史原因——塞尔维亚人信仰东正教，使用西里尔字母；克罗地亚人信仰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两者之间的仇恨根深蒂固。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具有强烈的分裂主义倾向，认为自己在塞尔维亚主导的王国中处于被压迫地位。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则在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之间左右为难，成为民族冲突中最脆弱的一环。这些矛盾在战前就已经十分尖锐，1930年代克罗地亚极端民族主义者甚至多次在议会中开枪，并策划了针对塞尔维亚人的恐怖袭击。希腊虽然民族成分相对单一，但政治上却分裂为王党派与共和派、君主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亲西方者与亲苏者之间的对立。1936年，梅塔克萨斯将军建立了一个亲法西斯的独裁政权，取缔了所有政党，并建立了秘密警察制度。这个政权虽然反对纳粹德国，但在国内实行残酷的镇压政策，将大量左翼人士投入监狱或流放荒岛。1940年希腊军队击败意大利入侵后，梅塔克萨斯突然去世，国内政治矛盾再次浮出水面。阿尔巴尼亚则是巴尔干半岛上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直到二战爆发前，阿尔巴尼亚仍然是一个以农耕和封建宗族制度为主的社会，几乎没有现代工业。全国识字率不足20%，首都地拉那只有不到6万人口。社会以北部山区的天主教宗族和南部的穆斯林地主为主导，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十分有限。1939年之前，阿尔巴尼亚名义上的君主是索古一世，但他的统治主要依靠意大利的支持和贷款维持。这种复杂的民族、宗教、政治和社会局面，既为纳粹德国“分而治之”提供了便利，也为日后游击队之间的内部冲突埋下了伏笔。更为关键的是，这种分裂状态决定了各国抵抗运动的不同走向——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必须超越民族仇恨才能生存，希腊的抵抗力量必须同时面对君主制和独裁主义的双重遗产，而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则必须在极度的贫困和落后中艰难起步。二、轴心国的瓜分与傀儡政权的建立1941年4月，德军快速占领南斯拉夫后，希特勒没有像在法国那样建立一个统一的傀儡政府，而是采取了一种更残酷、更精密的处理方式——肢解。南斯拉夫的领土被轴心国瓜分得支离破碎。德国的军队直接占领塞尔维亚北部，那里设立了军事管辖区，由塞尔维亚傀儡政府协助管理。克罗地亚被扶持成一个“独立国”，由法西斯组织乌斯塔沙掌权。这个所谓的“克罗地亚独立国”实际上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傀儡政权。在安特·帕韦利奇的领导下，乌斯塔沙对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和罗姆人进行了大规模的种族屠杀。他们发明了一套令人发指的屠杀工具——一种名为“塞尔维亚切割机”的钝刃刀具，专门用于快速割断受害者的喉咙。仅亚塞诺瓦茨一个集中营，就杀害了超过1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手无寸铁的塞尔维亚平民。这个集中营的运作方式和死亡人数，在规模和残忍程度上完全可以与纳粹的灭绝营相提并论。与此同时，意大利占领了黑山沿海地区和科索沃部分地区，墨索里尼梦想着恢复“罗马帝国”在地中海东岸的荣光。保加利亚则吞并了马其顿东部，在那里推行强制保加利亚化的政策。斯洛文尼亚被德国、意大利和匈牙利三国分割。这种精心设计的肢解方案，确保了没有任何一个民族或抵抗运动能够轻易地将整个国家重新统一起来。希腊的命运同样悲惨。德军占领了战略意义最为重要的雅典、萨洛尼卡和克里特岛——这三个地方分别控制着政治中心、交通枢纽和地中海航道。意大利军队占据了大半个希腊本土，保加利亚则吞并了东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希腊经历了人类现代史上最为严重的大饥荒之一。1941-1942年的冬天，雅典的街道上每天都有数百具饿殍被收集起来，运往郊外的万人坑。据估计，占领期间希腊共有约30万人死于饥饿，其中绝大多数是城市平民。流亡政府逃往埃及开罗，希腊国王乔治二世也随之出走，留下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希腊人民。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早在1939年4月，墨索里尼便已率先派遣意大利军队入侵阿尔巴尼亚。这个从来没有现代政党传统的山区小国，在短短五天内即告沦陷。意大利国王维克托·伊曼纽尔三世兼任阿尔巴尼亚国王，建立了一个名义上独立、实际完全受意大利控制的傀儡政权。墨索里尼将阿尔巴尼亚视为向希腊和南斯拉夫扩张的跳板，在这个“保护国”中投入了大量的殖民力量。可以说，直到1943年意大利投降之前，阿尔巴尼亚境内的主要“占领者”是意大利人，而不是德国人。意大利军队在阿尔巴尼亚的驻军最多时达到10万人，分布在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三、占领初期的生活与抵抗的萌芽占领军的到来，给巴尔干各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在贝尔格莱德，德军在占领的第一天就逮捕了数千名知识分子和犹太人，随机枪毙了其中一百多人作为“报复”。在整个南斯拉夫，德军实行“五十换一”的政策——每打死一个德国兵，就要枪毙50个塞尔维亚人。在希腊，德军和保加利亚军队在北部马其顿地区实行“焦土政策”，烧毁村庄、屠杀平民、强制迁移人口。在阿尔巴尼亚，意大利殖民当局大肆掠夺粮食和牲畜，将这个本就贫瘠的国家推向了饥荒的边缘。抵抗的种子，正是在这种极端的压迫和饥饿中萌芽的。在南斯拉夫，前王国军队的军官、共产党干部、学生、农民，都在寻找组织抵抗的方式。最初，他们只能在地下印刷传单，在咖啡馆里交换情报，在夜晚向德军巡逻队投掷石块和燃烧瓶。这些早期的抵抗行动虽然规模微小，但它们证明了纳粹的恐怖统治无法完全扼杀人心的自由。在地下活动中，共产党组织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组织优势。与流亡在外的王国政府不同，共产党干部就生活在本国人民中间，他们熟悉每一座山、每一条路、每一个村庄的秘密。更重要的是，他们有明确的意识形态信仰、严密的组织纪律和丰富的秘密工作经验。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前虽然被王国政府宣布为非法，但党组织网络反而在地下活动中变得更加紧密和高效。希腊共产党虽然也在梅塔克萨斯独裁时期遭到镇压，但幸存下来的党员们依然保持着坚强的组织联系。阿尔巴尼亚的共产主义小组虽然数量少、规模小，但他们的信念同样坚定。到1941年夏天，星星之火已经遍布整个巴尔干半岛。只需要一个契机，这些散落的火星就会汇聚成燎原大火。第二章 星星之火：游击队的组建（1941年）一、南斯拉夫：从地下来到战壕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悍然进攻苏联。就在同一天，身处地下的南斯拉夫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了第一个抗战信号。五天后，6月27日，南共政治局做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决定——成立“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由南共中央总书记约瑟普·布罗兹·铁托担任总司令。7月4日，南共又发布了《告南斯拉夫各族人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入侵者及其雇佣军”。至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拉开了序幕。铁托能够迅速地开展武装斗争，与他本人的经历密切相关。约瑟普·布罗兹，1892年生于克罗地亚的一个贫农家庭，早年做过金属工人，一战期间在俄军中被俘后经历了俄国革命，加入了南斯拉夫共产党。他在共产国际工作过多年，在莫斯科接受过系统的革命理论和军事训练，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和组织能力。1937年被任命为南共总书记时，他面对的是一支元气大伤、四分五裂的党组织——大清洗波及了南共，许多老一辈领导人被处决或失踪。铁托凭借其坚定的意志、务实的态度和杰出的组织才能，在短短四年内将南共重建为一个严密的战斗组织。当号召起义的号角吹响之时，南共各地的基层组织立即行动起来，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组建了总共43支游击队、10个游击营和1个无产者旅。仅仅三个月的时间，游击队人数就从数百人急剧扩张到了8万人。这个数字看似惊人，但如果考虑到底层民众对占领军的深仇大恨以及南共高效的组织能力，就不难理解了。游击队的组成成分十分复杂。有失地的农民，有无家可归的工人，有被纳粹种族政策迫害的犹太人，有不愿投降的前军官，有激进的学生，有流浪的吉普赛人。这种多样性既是优势也是隐患——优势在于它使游击队能够吸纳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支持，隐患在于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在思想意识、政治倾向和行为习惯上存在巨大差异，需要强有力的领导才能整合为一个整体。二、“乌日策共和国”：第一个解放区1941年9月18日，铁托从被德军占领的贝尔格莱德秘密穿越火线，进入了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最高军事统帅。接手指挥权不久，游击队便对轴心国军队发起了大举反攻。在游击队的凌厉攻势下，德军猝不及防，重镇乌日策城竟然被游击队一举攻占。乌日策是一座坐落在山谷中的小城，人口约1.2万，拥有一个火车站、几家工厂和一座银行大楼。占领这座城市后，铁托立刻意识到它的战略价值——它不仅位于几条重要交通线的交汇处，还拥有一个小型兵工厂和足够的建筑物来容纳司令部和各类机构。游击队很快在这里建立了第一个解放区。他们占领了兵工厂，开始制造地雷、手榴弹和简单的步枪。熟练的工人在游击队员的保护下夜以继日地工作，每天能够生产约400枚手榴弹和200枚地雷。这些简陋的武器虽然无法与德国装备相比，但对于弹药奇缺的游击队来说却是雪中送炭。他们创办了报纸《战斗报》和广播电台，每天向解放区和敌占区播报战争新闻和游击队公告。甚至建立了一所“军官学校”，由有军事经验的干部向年轻战士讲授基础战术、地图判读和武器使用。这个以乌日策为核心的解放区，被人们称为“乌日策共和国”。在“乌日策共和国”存在的短短六七十天里，铁托和他的同志们完成了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在南斯拉夫的心脏地带建立了一个完全由抵抗力量控制的国家雏形。这里有法庭、有学校、有医院、有邮政服务、有公共食堂。农民第一次看到穿着整齐制服而非褴褛衣衫的武装人员，第一次看到共产党干部和普通农民一起收割庄稼、修理农具。南共的威望在这一时期迅速飙升，无数年轻人从敌占区跋山涉水赶来报名参军。三、第一次围剿与乌日策的陷落“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对纳粹统治的严重挑战。德军统帅部意识到，如果不尽快消灭这个“毒瘤”，整个塞尔维亚的局势将不可收拾。1941年11月上旬，德军集结了第113步兵师、第342步兵师以及部分党卫队部队，总兵力约3万人，对乌日策解放区发动了代号为“围猎”的大规模清剿行动。这次行动是德军在巴尔干的第一次大规模反游击作战，其规模和强度远超此前的任何一次清剿。游击队虽然兵力上处于劣势，但依然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利用山区地形设置伏击点，在德军必经之路上埋设地雷和陷阱。铁托亲自指挥了保卫乌日策的战斗，调动仅有的几门火炮和全部兵力在城外阻击德军。但双方的火力和训练差距实在太大——德军有坦克、飞机、大口径火炮和充足的弹药，而游击队最重的武器不过是几门迫击炮和缴获的机枪，弹药严重不足。11月29日，德军突破了游击队的外围防线，逼近乌日策城。铁托下令销毁一切不能带走的重武器和文件，率领主力部队向西南方向的桑扎克山区突围。游击队撤离后，德军占领了空荡荡的乌日策城，对任何可能与游击队有联系的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据战后统计，仅在乌日策陷落后的一周内，就有超过2,000名平民被枪杀。“乌日策共和国”虽然存在的时间不过短短六七十天，但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其短暂的存续时间。要知道，当时苏联在德军的“闪电战”攻势下还节节败退，而整个西欧除了还在苦苦支撑的英国之外，几乎全部沦陷于法西斯的铁蹄之下。“乌日策共和国”的存在向全世界证明了一件事：法西斯并非不可战胜，只要有决心、有组织、有信仰，就能在被占领的土地上开辟一个新世界。四、希腊：从破碎到重生希腊的抵抗运动起步相对较晚。1940年10月，墨索里尼试图从阿尔巴尼亚突入希腊，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装备简陋的希腊陆军竟然将意军打得丢盔弃甲。希腊军队在品都斯山脉的雪地中发动反击，将意大利军队赶回了阿尔巴尼亚境内，俘虏了数千人。这是轴心国在二战中遭受的第一次重大挫败，也给了希腊人民以极大的信心。但意大利的失利迫使希特勒不得不亲自出手。1941年4月，德军从保加利亚边境迅速突入希腊。希腊军队和英国远征军根本无力抵抗德军的装甲部队和空中优势。希腊北部防线在三天内崩溃，英军从萨洛尼卡一路撤退到伯罗奔尼撒半岛，最终从海上撤往克里特岛和埃及。到6月份，克里特岛空降战役结束后，整个希腊完全沦陷。克里特岛战役虽然以盟军失败告终，但德军伞兵部队遭受了极其惨重的损失，以至于希特勒以后再也没有批准大规模空降作战。占领刚一开始，零星的抵抗就在希腊各地出现了。农民藏起了武器，年轻人逃入深山，退伍军人和旧军官开始秘密组建武装团体。在克里特岛，村民们用猎枪、镰刀甚至石块与伞降的德军士兵进行肉搏，造成的德军伤亡比整个巴尔干战役其他地区的总和还要多。在马其顿山区，前军官们组织了“自由希腊军”的雏形，虽然规模不大，但已经在当地树立了抵抗的榜样。1941年9月，希腊共产党联合其他左翼党派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EAM）。这个组织从一开始就秉持了较为包容的民族统一战线路线，广泛吸收来自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EAM的口号是“为了自由、平等和兄弟情谊”，而不是“为了共产主义”，这个温和的表达方式大大增强了它的吸引力。几个月之后，EAM又于1942年4月正式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希腊人民解放军”（ELAS）。ELAS的成员主要是城市工人和乡村农民，同时包括约900名争取过来的旧王国军队的正规军官。这些前军官带来了宝贵的军事经验和专业知识，使ELAS在指挥、训练和作战方面比一般游击队专业得多。几乎与此同时，由拿破仑·泽瓦斯上校领导的“全国共和希腊联盟”（EDES）也宣布成立。泽瓦斯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职业军人，曾在1930年代参与过反对君主制的政变，具有强烈的共和主义信仰。EDES的意识形态更偏向民族主义，得到英国的大力支持，是EAM-ELAS之外唯一能够对希腊抵抗运动产生较大影响的组织。不过，EDES从一开始就与ELAS关系紧张，两者之间后来的冲突几乎不可避免。这种紧张关系不仅源于意识形态差异，也与两人争夺抵抗运动领导权的个人野心有关。五、阿尔巴尼亚：迟到的启航在所有巴尔干国家中，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起步最为艰难。1939年4月意大利入侵之后，阿尔巴尼亚几乎没有任何有效的抵抗——王室逃跑了，军队解散了，游击队也迟迟没有形成。意大利占领军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组织的抵抗，就轻松地占领了全国所有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直到1941年秋，阿尔巴尼亚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才在科索沃省委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帮助下开始聚合。南共认为，在阿尔巴尼亚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产党组织，不仅有助于阿尔巴尼亚的解放事业，也有利于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科索沃这个南共游击队的重点活动区域。在铁托的直接关心和支持下，南共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了经验丰富的干部，帮助他们建立党组织。1941年11月8日至14日，这些分散的共产主义小组在地拉那聚会，决议组建本国自己的共产党——阿尔巴尼亚共产党（1948年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刚刚回国的知识分子恩维尔·霍查被选为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霍查在战前曾在法国留学，受到法国共产党的影响，回国后在中学任教，同时秘密从事共产主义宣传活动。他年轻、有活力、受过良好教育，比大多数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干部视野更开阔、表达能力更强。虽然他的军事经验几乎为零，但政治组织和宣传工作能力十分突出。党组织建立之后，军事武装也提上了日程。1942年初，阿共开始在城市中组建第一批游击队。7月24日，游击队员在首都地拉那打响了第一枪，虽然这次行动以失败告终——游击队在袭击一座意大利兵营时因火力不足和情报不准而被迫撤退，三名游击队员牺牲——但标志着阿尔巴尼亚武装抵抗的正式开始。1942年9月16日，阿尔巴尼亚各派抵抗力量在佩萨村召开了民族解放会议，决定成立“反法西斯民族统一阵线”——民族解放运动（LNC）。这个会议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统一了抵抗运动的领导机构，还在于它吸纳了非共产党的民族主义派别参与，扩大了抵抗运动的社会基础。到这一年底，阿尔巴尼亚全境的游击队人数也不过二三百人，分散在20多个根据地中，规模依然很小。但即便如此微小的规模，也已经超过了战前最乐观的估计。在阿尔巴尼亚这样一个极度贫困、文盲率高、没有现代工业和交通网络的国家，能够建立起任何形式的武装抵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而这些星星之火，将在第二年形成燎原之势。六、夹缝中的盟友和敌人：切特尼克的兴衰在组建初期，巴尔干的游击队不仅仅要和德国及意大利的占领军作战，还要面对内部的政治斗争。以南斯拉夫为例，除了铁托领导的南共游击队之外，还有一支重要的抵抗力量——切特尼克。切特尼克这个名称源于塞尔维亚语中的“武装团伙”一词，最初指的是19世纪反抗奥斯曼土耳其统治的塞尔维亚游击战士。二战时期的切特尼克（正式名称为“南斯拉夫祖国军”）主要由塞尔维亚族军人组成，效忠于流亡伦敦的南斯拉夫国王和王国政府。其领导人德拉扎·米哈伊洛维奇是一位前陆军上校，一位坚定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者和君主主义者。米哈伊洛维奇的战略思想，可以用“等待”和“保存”两个词来概括。他坚信德国的最终失败不可避免，但认为在时机成熟之前发动大规模武装起义只会导致不必要的牺牲。他主张将力量保存到战争后期，在盟军登陆巴尔干时再发动决定性的进攻。因此，切特尼克在抗德方面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将主要精力用于准备战后重建君主政权和塞尔维亚霸权。这种消极策略不仅遭到了铁托的强烈批评，也在后来成为了切特尼克与游击队之间决裂的导火索。更为严重的是，1941年下半年之后，眼见游击队势力日益壮大，切特尼克竟开始与意大利占领军合作，共同进攻南共游击队。这种“合作”始于1941年11月，当时切特尼克部队协助意军在南斯拉夫西南部清剿游击队据点。后来，切特尼克甚至正式承认了意大利对某些地区的控制权，以换取意军的武器弹药和行动自由。英国起初一直把切特尼克视为南斯拉夫抵抗运动的唯一代表，对米哈伊洛维奇给予了大量的军事援助和外交支持。丘吉尔看重的是米哈伊洛维奇的“君主主义”身份——在大英帝国看来，一个效忠国王的抵抗力量远比一个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更可靠、更易于战后控制。但随着苏捷斯卡战役后铁托名声大噪，加之英国特使从解放区发回的正面报告越来越多，伦敦开始重新评估对南斯拉夫的政策。铁托的道路要明朗得多。他从一开始就打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旗帜——不论你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斯洛文尼亚人还是黑山人，只要是打法西斯的人，那就是我的战友、我的同志。这种超越民族界限的政策，为他在日后赢得了极大的政治号召力和广泛的群众基础。相比之下，切特尼克始终是一个纯粹的塞尔维亚民族主义组织，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等非塞尔维亚地区根本无法获得支持。而德、意军队采取的血腥报复策略——凡有游击队活动的村庄便实施“灭绝政策”，制造了大片无人区——反而更加坚定了全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抗决心，使得加入游击队的人数越来越多。这是一种典型的“过度镇压”的陷阱——占领者越是用恐怖手段镇压抵抗，抵抗就越是顽强、越是广泛。纳粹在东欧和巴尔干的政策，很好地展示了这个陷阱的运作机制。第三章 砥砺前行：游击队的巩固与发展（1942年）一、南斯拉夫：从游击队到正规军1942年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从游击武装向正规化军队转变的关键一年。早在1941年底乌日策陷落后，铁托就已经深刻意识到，单纯依靠零星的游击战是不可能从根本上撼动轴心国统治的。游击队虽然能够在局部取得战术上的胜利，但面对德军的正规围剿，没有足够火力和训练的队伍很难长期立足。于是，他开始着手建立一支能够打运动战和阵地战的正规部队。第一支这样的正规部队——“第一无产者旅”——于1941年12月21日在波斯尼亚小城鲁多正式建立。“无产者旅”这个名称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表明这支部队是以产业工人为主体的（虽然事实上农民占了一大半），另一方面也象征着它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先锋队。第一无产者旅由最优秀的游击队员组成，纪律严明，战斗力极强。他们的制服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缝制的——从缴获的意大利军服拆开重缝，染成深灰色，每件衣服上都缝上了五角星和镰刀锤子的标志。他们的武器主要依靠缴获，但正因为弹药缺乏，射击训练反而更加注重准确性。这支部队在后来的战斗中表现出了远超一般游击队的战斗素养和牺牲精神，成为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的“拳头”部队。1942年开春后，德军对南共解放区发动了多次大规模“围剿”。最惊心动魄的一次发生在1942年6月，德军集结了包括第718步兵师在内的强大兵力，对位于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游击队解放区发动了代号为“西部波斯尼亚”的清剿行动。游击队以寡敌众，被追得翻山越岭，但他们始终没有丧失斗志和战斗力。在这次清剿中，游击队首次进行了有组织的战略转移——即所谓的“长征”。数千名游击队员带着伤员和随军家属，穿越了数百公里的荒山野岭，从一处解放区转移到另一处解放区。这次转移虽然艰苦卓绝，但也让游击队获得了宝贵的机动经验和地理知识。每一次清剿之后，铁托都会总结经验教训，改进游击战术。游击队的战略思想也逐渐明确——不与德军主力硬碰硬，而是利用山区地形，以灵活机动的小分队主动出击，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通信线路和补给仓库，打一枪换一个地方。铁托非常重视情报工作，在每个村庄都建立了情报网络，德军的每一个调动几乎都能在几个小时内传达到游击队司令部。这种“人肉情报网”虽然技术原始，但在山区环境中比电台更加可靠——因为德军无法侦测和截获。德军虽然装备精良，但在广袤的山区中面对行踪不定、地形无比熟悉的游击队，简直如坠五里雾中，除了损兵折将外一无所获。德军指挥官们在报告中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描述充满了沮丧和无奈——“敌人无处不在又无处在”，“他们像山间的幽灵一样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我们无法用常规的军事手段对付这种敌人”。德军在解放区的边界竖起的大牌子上，用醒目的涂料写着：“注意！匪区！”这五个字，既是德国人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恨之入骨，也是对他们战斗力的直接承认。到1942年年底，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兵力已经超过了20万人，从最初的散兵游勇变成了一支训练有素、战功赫赫的劲旅。他们解放了南斯拉夫近五分之一的国土，牵制了29个轴心国师团和各种伪军总计近60万人。这个数字意味着，德军在巴尔干被迫保持了远超预期的大量兵力，而这些兵力本可以用于东线对苏作战或西线应对盟军的登陆。从这个意义上说，南斯拉夫游击战的贡献远远超出了南斯拉夫一国的范围。二、游击队的内部生活与组织结构1942年期间，随着游击队规模的扩大和根据地的巩固，游击队的内部生活和组织结构也日益规范化。在组织架构上，南斯拉夫游击队建立了从班、排、连、营到旅的完整编制。每个连都设有党支部，每个营都设有政治委员。政治委员与军事指挥官平级，共同负责部队的领导工作，但政委主要负责政治教育、纪律监督和与地方群众的关系处理。这种“双长制”借鉴了苏联红军的经验，确保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在很大程度上防止了军阀主义的滋长。游击队的日常训练极为艰苦。由于缺乏弹药，实弹射击训练十分有限，大部分训练集中在体能、行军、格斗、伪装和爆破技术上。游击队员每天要背负30-40公斤的装备（包括武器、弹药、口粮和个人物品）在山地行军数十公里，这对体能是极大的考验。许多游击队员开始时瘦弱不堪，几个月后却变成了钢筋铁骨般的战士。游击队的后勤补给主要依靠三个渠道：缴获、群众支持和盟军空投。缴获是最重要的来源，每一次成功的伏击都会带来武器弹药、军服、食品和医药的补充。群众的支援则是游击队生存的命脉——农民们冒着生命危险把粮食藏起来不让德军搜去，然后在夜间偷偷送到游击队的营地。妇女们为游击队缝制衣服、制作鞋袜、照料伤员，成为游击战争不可或缺的后勤力量。游击队的社会政策也赢得了广泛的民心。在解放区，铁托的部队实行了土地改革——将占领者和合作者的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是千年来南斯拉夫农民梦寐以求的事情，它使共产党人在农民中的声望急剧上升。解放区还建立了基础教育和卫生服务，这是很多偏远的山村第一次拥有学校和诊所。通过这些措施，游击队向人民证明了他们不是在搞破坏，而是在建设一个全新的、更公平的社会。啊，朋友再见 (摇滚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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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针 Official纪律是游击队的生命线。铁托制定了极为严格的纪律规定：不得私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不得侵犯妇女，不得虐待俘虏，不得随意处决任何人（即使是有通敌嫌疑的人也必须经过军事法庭审判）。违反纪律者将受到严厉惩罚，严重者会被当场处决。这种铁的纪律使南斯拉夫游击队区别于此前巴尔干地区任何一支武装力量，也赢得了“仁义之师”的美誉。三、希腊：两家竞赛与第一场胜利1942年，希腊抵抗运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EAM-ELAS的势力在希腊中部和北部山区迅速发展。EDES也在伊庇鲁斯站稳了脚跟。两个组织都在扩大地盘、招募新兵、训练部队，一场无声的竞赛已经开始。EAM-ELAS之所以能够迅速扩张，与其激进的社会政策密切相关。ELAS在解放区实行了“人民自治”，由群众直接选举地方委员会，妇女第一次获得了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他们还开设了免费的学校和医疗站，组织农民合作社，打击盘剥农民的高利贷者。这些措施在贫穷的希腊农村中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无数农民举家加入ELAS。到1942年底，ELAS已经成为希腊最大、组织最完善的抵抗力量，控制着从伯罗奔尼撒半岛到马其顿的广大山区。EDES虽然规模较小，但其在与德军的作战中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力。泽瓦斯上校是正规军校出身，对部队的训练要求极为严格。他的战士们在伊庇鲁斯的山区与德军进行了多次小规模但激烈的交战，打了不少漂亮的胜仗。英国军事代表团对泽瓦斯的军事才能评价很高，但对他的政治立场有所疑虑——他是一个坚定的共和主义者，这意味着他并不完全忠于流亡伦敦的国王。然而，希腊抵抗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着一个南斯拉夫所没有的问题——那就是英国的干预。英国在1942年向希腊派遣了军事代表团（“同盟国军事使命团”），其主要任务不仅仅是协助抵抗运动打击轴心国，更是为了确保战后的希腊建立一个亲英的政府。英国人的算盘很清楚——如果希腊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地中海东部的战略格局将发生根本性变化，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将受到严重威胁。在英国的调和下，ELAS和EDES暂时搁置了政治分歧，于1942年11月联手发起了一场震惊轴心国的军事行动——“哈林行动”（Operation Harling）。目标是炸毁位于戈尔戈波塔莫斯的铁路大桥。这座大桥是整个巴尔干半岛南端最重要的铁路枢纽，所有从希腊向轴心国北非军团运送的战略物资都必须经过这里。大桥横跨一条深谷，由巨大的石拱支撑，两侧有德军重兵把守。任何常规手段都难以摧毁它。行动方案极其周密。ELAS和EDES的游击队在夜间悄然接近大桥，利用绳索攀下深谷，在桥梁的拱座下方安放了大量炸药。与此同时，两组突击队同时袭击了桥梁两端的地堡，吸引了德军的注意力。在经历了激烈的交火和爆破之后，戈尔戈波塔莫斯大桥轰然倒塌。巨大的石拱砸入谷底，铁轨从桥上像面条一样垂下来，发出一阵刺耳的金属撕裂声。德军从希腊到北非的补给线被彻底切断，隆美尔在阿拉曼战役中因补给不足而遭受重创，这与戈尔戈波塔莫斯大桥被炸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次行动是希腊抵抗运动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也是整个二战期间希腊抵抗力量最辉煌的战绩之一。英国军事代表团对行动的组织和实施给予高度评价，英国媒体也对此进行了广泛报道。戈尔戈波塔莫斯成为希腊抵抗运动的一个象征，激励了无数后来者投身抗战。四、希腊饥荒与抵抗的民众基础1941-1942年的冬天，希腊经历了现代史上最严重的饥荒。其成因是多方面的：德军占领后掠夺了大量粮食运往德国和北非前线；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占领军也各自搜刮粮食；交通瘫痪导致粮食无法从相对富余的北部地区运往缺粮的城市；英国对轴心国的海上封锁也间接影响了粮食进口。在雅典，饥饿已经变成了一个日常现象。街头的乞丐和饿殍越来越多，人们用各种方式寻找食物——树皮、草根、皮带、皮鞋都被当作食物。有记载显示，一些人甚至将橄榄榨油后剩下的残渣磨成粉做成面包。每天清晨，市政工人推着车穿行于街道，收集那些在夜间饿死的人的尸体。死者的面孔上没有任何痛苦的表情，只是极度消瘦、双眼深陷，呈现出一种可怕的安详。红十字会和其他人道组织试图向希腊提供援助，但德军的封锁和官僚主义的阻碍使援助物资很难送达。尽管如此，中立国如瑞典和土耳其的人道主义努力还是挽救了许多生命。据估计，希腊在1941-1942年间共有约30万人死于饥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4%以上，这个比例在二战欧洲各国中仅次于苏联和波兰。饥荒的残酷现实极大地推动了抵抗运动的扩张。无数城市居民逃往山区，要么加入游击队，要么为游击队提供支持。农民们看到城市里的人饿得面黄肌瘦，心中充满了对占领者的仇恨。ELAS和EAM在饥荒期间组织了一系列救济行动，从农村征集粮食运往城市，冒着德军的枪弹分发给饥饿的市民。这些行动虽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饥荒，但却在民众心中树立了ELAS“人民守护者”的形象。许多原本对共产主义持怀疑态度的希腊人，因为ELAS在饥荒期间的表现而改变了对它的看法。五、阿尔巴尼亚：从“星星点点”到“初成气候”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在1942年的发展依旧缓慢，但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1942年秋，民族解放运动（LNC）的武装开始派出小型的武装分队，以山区地形为掩护，对意大利占领军发起打了就跑的袭击。这些袭击虽然规模小、战果有限，但每次行动都会在阿尔巴尼亚人中引起巨大的反响——毕竟，这是自意大利入侵以来，第一次有人敢对占领者开枪。意大利人对阿尔巴尼亚人的反抗极为敏感。阿尔巴尼亚土地贫瘠，绝大部分是山地，意大利占领军被局限在少数几个沿海城市和交通干线附近。一旦进入内陆山区，意军就会遭到当地宗族武装和游击队的伏击。意大利士兵最怕的就是山地行军——他们不熟悉地形，缺乏高山装备，常常在浓雾和雨雪中迷路，成为阿尔巴尼亚人狙击的活靶子。据意军内部报告，在1942年一年中，就有超过600名意大利士兵在山区遭到伏击而丧生。阿尔巴尼亚的共产党员发挥了一个独特的作用——他们利用自己在山区宗族中的人脉和威信，把那些原本为了保卫家园而自发拿起武器的宗族武装，逐步统一到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大旗之下。这个工作极其艰难，因为阿尔巴尼亚的宗族制度根深蒂固，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首领、自己的地盘、自己的复仇规则。要将这些分散的、互不统属甚至互相仇视的宗族武装联合起来，需要极大的耐心、智慧和说服力。恩维尔·霍查在这方面表现出色。虽然他本人出生于一个相对开明的穆斯林家庭，长期在城市生活，但他对山区宗族的习俗和运作方式有深刻的理解。他能够用阿尔巴尼亚人熟知的民间传说和历史典故来说服宗族首领，让他们相信“民族解放”和“反法西斯”是他们共同的利益所在。他还善于在宗族之间调停，化解陈年旧怨，促成临时联盟。这些“统战”工作为后来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的大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到1942年年底，阿尔巴尼亚全境的游击队人数也不过200余人，在全国20多个根据地中分散活动。虽然规模不大，但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已经在科索沃和南部山区站稳了脚跟，为次年的总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六、女性在游击队中的角色1942年期间，女性在巴尔干游击队中开始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这是巴尔干社会的一个重大变革——传统上，巴尔干地区是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女性几乎没有参与公共事务的机会。但战争的极端环境打破了这种传统。在南斯拉夫游击队中，女性最初主要从事辅助性工作——做饭、洗衣、护理伤员、传递情报。但随着战争的持续，越来越多的女性拿起武器直接参加战斗。到1942年底，南斯拉夫游击队中约有6%的战士是女性，这个比例在当时的世界各国军队中是最高的之一。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中出现了许多“女英雄”——如斯洛文尼亚的共产党员佐菲娅·卡茨，她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还坚持指挥，最终壮烈牺牲；波斯尼亚的莱帕·拉迪奇在被德军俘虏后拒绝透露任何情报，年仅17岁就被处以绞刑。这些女英雄的事迹被广泛传颂，成为激励无数人投身抵抗的光辉榜样。在希腊ELAS中，女性的参与同样广泛。ELAS甚至建立了一支全由女性组成的“妇女连”，与其他男性部队一起在前线作战。这种男女平等的做法在当时的欧洲是极其罕见的，反映了左翼抵抗运动在性别观念上的先进性。许多女性战士后来回忆说，在游击队中第一次体验到了真正的平等——她们被当作战士而非二等公民对待，这使她们产生了强烈的归属感和自豪感。当然，女性在游击队中也面临着特殊的困难和风险。她们不仅要像男性一样行军打仗，还要应对生理周期、怀孕等特殊问题。在缺乏基本卫生条件的山区环境中，女性战士常常要忍受巨大的身体痛苦。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被俘，女性游击队员往往会遭受比男性更残忍的虐待和侮辱。德军和意军对女性俘虏的审讯手段特别残暴，包括强奸、酷刑和公开处决。尽管如此，几乎没有女性游击队员因恐惧而叛变——她们表现出的勇气和坚毅，往往令审讯者都感到震惊。女性的大量参与，不仅增强了游击队的战斗力，也对战后巴尔干社会的性别观念产生了深远影响。战后，南斯拉夫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宪法中规定男女完全平等的国家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战争期间女性在游击队中的卓越表现。第四章 铁与血：巅峰之战与内部斗争（1943年）一、奈雷特瓦河战役：绝境中的突围1943年是巴尔干半岛游击战争的转折之年，也是最为惨烈的一年。这一年，南斯拉夫游击队经历了两次足以摧毁任何一支军队的致命围剿，但每一次都以惊人的意志力和战略智慧化险为夷。这一年一开始，德国最高统帅部就感受到了深深的恐惧。斯大林格勒战役刚刚结束，德军第6集团军全军覆没，东线战局急转直下。而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势力越来越大，解放区越来越广，对德军后方的威胁日益严重。希特勒亲自下令，发动了代号为“白色”（Fall Weiss）的攻势，企图一举消灭南共游击队主力。这是针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第四次大型围剿。德军集结了包括第7党卫队志愿山地师“欧根亲王”在内的数万兵力，从北面和西面同时推进，将游击队主力约两万人包围在了波斯尼亚西部的奈雷特瓦河畔。这是一场在绝境中求生的血战。铁托的处境极其恶劣。他不仅要带领两万名游击队员突破德军的包围圈，还要保护数千名受伤的战友和大量伤病员随行转移。德军的包围圈越缩越紧，前线阵地不断传来警讯：“XXX高地失守”，“YYY阵地三面被围”。形势已经到了最危急的时刻。就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头，铁托做了一个令所有高级指挥员都深感意外的决定。他下令销毁一切无法携带的重武器，伪装成要向北突围。当德军将重兵调往北方之后，铁托却命令部队向南猛攻奈雷特瓦河畔的意军防线。意军的战斗力远不如德军，在游击队的猛攻下阵脚大乱。游击队夺取了奈雷特瓦河上的几座关键桥梁，然后立即炸毁桥梁断后，迅速向东南方向的黑塞哥维那山区转移。奈雷特瓦战役以游击队的战略性突围而告终，但代价是巨大的。游击队在此役中伤亡超过8,000人，其中阵亡3,000余人。大量重武器和物资被丢弃或销毁。然而，德军围歼游击队主力的计划彻底落空了。希特勒的“白色行动”以失败告终。二、苏捷斯卡战役：血染的山谷德军统帅部很快意识到自己上当了。希特勒暴跳如雷，立即下令发动代号为“黑色”（Fall Schwarz）的第五次围剿。这一次他们出动的兵力规模更大——德、意军队共七个师（其中德军四个师，包括精锐的第1山地师和第118猎兵师），加上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伪军，总计约十二万人——是游击队人数的整整十倍。这次围剿的目标是在黑塞哥维那、桑扎克和黑山交界地区将游击队主力彻底消灭。1943年5月到6月的苏捷斯卡峡谷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惨烈的战役之一，也是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历史上最悲壮的一页。苏捷斯卡河发源于波斯尼亚南部的泽伦戈拉山脉，河水在深谷中奔流，两岸是陡峭的山坡和茂密的森林。这是一个地形险峻、交通不便的狭小区域，一旦被敌军封锁出口，谷内的人几乎无处可逃。游击队被德军团团包围在苏捷斯卡河两岸狭窄的峡谷地带，空中是德军飞机的反复轰炸，地面是数十倍于己的敌军逐山逐峯地搜剿。战斗从5月中旬打响，一直持续到6月中旬。三十多个昼夜的苦战，将这支英雄部队推向了极限。弹尽了，就拼刺刀。刺刀弯了，就肉搏。一名年仅17岁的游击队员用军刀刺瞎了一名德军的眼睛，随后被其他敌人乱枪打死。一位受伤的女游击队员身中四枪，忍着剧痛还打倒了几个敌人，最后壮烈牺牲。第1无产者旅在保卫高地时几乎全军覆没——全旅1,200人，战后仅存不足200人，但阵地始终没有被敌人完全占领。部队的伤亡一天比一天惨重，但既没有一个人投降，也没有一个伤员被丢弃——伤员们被战友们用简陋的担架抬着翻山越岭，在炮火中艰难移动，没有一个人被留在原地等死。在最关键的时刻，铁托本人差点被一颗炸弹炸死。6月9日，德军的一架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发现了设在悬崖边的游击队指挥部，投下了一枚重磅炸弹。炸弹落在离铁托不到十米的地方，弹片四处飞溅。他的手臂被弹片划伤，鲜血直流，但伤势不算严重。他的爱犬被炸成碎片。他的两名护卫员被当场炸死，血肉模糊地倒在地上。其他警卫员冲过来要把他抬走，但他推开上前搀扶的警卫员，只是平静地命令道：“继续指挥战斗。”——这一幕成为南斯拉夫游击战史上最经典的画面之一，标志着铁托作为一位真正的军事统帅的成熟。经过几昼夜的浴血奋战，游击队终于从峡谷南端撕开了一道缺口，成功突围。当最后一批部队越过苏捷斯卡河的上游，向东南方向的桑扎克山区转移时，德军的包围圈终于合拢了——但里面已经空无一人。这次战役，南斯拉夫游击队以寡敌众，共牺牲了6000多人——占全军三分之一以上。第1无产者旅几乎被打光，第2无产者旅伤亡过半，许多连队只剩下不到十个人。但德、意军的“围剿”被彻底粉碎了。游击队主力得以保存，并为下一阶段的战略反攻保留了骨干力量。苏捷斯卡峡谷中堆满了游击队员的遗体，但他们没有白死——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南斯拉夫革命的火种。苏捷斯卡战役对战争进程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军事层面。英美军事观察员亲眼目睹了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惊人英勇和巨大牺牲，终于意识到，真正在巴尔干半岛与德军浴血奋战的不是等待时机的切特尼克，而是这帮衣衫褴褛、弹药奇缺却视死如归的南共游击队。英国首相丘吉尔在得知苏捷斯卡战役的详情后，深为震撼，开始认真考虑将援助重点从切特尼克转移到游击队的可能性。对铁托和他的游击队来说，苏捷斯卡的烈火虽然惨烈，却为他们锻造了通往盟军认同和国际合法性的通行证。
三、意大利投降：天上掉下来的“军火库”1943年9月8日，意大利正式向盟军投降。这个消息对于巴尔干半岛的游击队来说，不啻为一个天大的福音。在意大利投降之前，南斯拉夫和希腊境内的反法西斯武装长期面临武器弹药奇缺的窘境。游击队经常面临“有枪无弹”的尴尬局面——缴获了几支好枪，却没有足够的子弹去使用。一枚地雷、一颗手榴弹都要像宝贝一样精打细算。有些游击队员甚至因为缺乏武器而只能用冷兵器或农具上阵。而意大利投降后，分布在巴尔干各地的数十万意大利驻军陷入了混乱。有的部队服从命令向盟军投降，有的部队自行解散，有的部队试图与德军对抗，还有的部队试图返回意大利本土。在德军解除这些意大利部队武装之前，他们将自己的武器大量交给了当地的游击队。这个过程有时是和平的——意大利军官主动联系游击队，告知自己愿意投降并将武器交给他们；有时则是武力夺取——游击队趁意大利军队混乱之际突袭其兵营和仓库。南斯拉夫游击队在意大利投降之后缴获了数量惊人的武器装备。据战后统计，他们共缴获了超过10万支步枪、3万挺机枪、4,000门迫击炮和火炮、200辆坦克和装甲车、以及大量的弹药、军服、食品和医疗用品。此外，他们还缴获了数十架飞机（虽然大部分后来被德军摧毁），以及大量的军用卡车和摩托车，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到1943年底，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的总兵力已迅速扩充至30万人，解放了全国一半的国土。部队的武器装备也实现了质的飞跃——从最初的“猎枪、镰刀和石头”升级到了“步枪、机枪和迫击炮”。一些精锐部队甚至装备了坦克和大炮，具备了执行攻坚任务的能力。从游击战到运动战的转变，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希腊的ELAS也从中获益匪浅。意大利驻希腊军队的武器大量流入ELAS手中，使其规模和战斗力在短短几周内急剧扩大。ELAS在希腊中部的解放区迅速扩大，建立了“自由希腊”——一个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解放区。在这个解放区里，ELAS实行了全面的社会改革，建立了学校、医院和法庭，发行了自己的报纸和邮票。对于生活在占领下的希腊人来说，“自由希腊”就像沙漠中的一片绿洲，吸引着无数人前来投奔。阿尔巴尼亚的情况更加戏剧化。意大利不仅是阿尔巴尼亚最主要的占领军，也是岛上傀儡政权的唯一靠山。意大利投降后，意军大乱，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趁机发动总起义。1943年7月，阿共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号召人民积极参加游击队，扩大武装斗争，发动总起义。短短数周之内，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就从分散的游击队发展成为数万人的正规武装。他们从一个意大利兵营缴获了数千支步枪，从一个仓库缴获了数十门大炮，从海边港口缴获了几艘小型船只。到1943年底，阿共控制了阿尔巴尼亚南部大部分地区。但这也招致了德军和傀儡军的猛烈反攻，阿尔巴尼亚的解放斗争进入了最艰难的时期。四、德国人的反应：反游击战法的升级面对游击队实力的急剧膨胀，德军在1943年下半年开始系统性地调整反游击战法。首先，德军大幅增加了在巴尔干的兵力。1943年秋，德军在巴尔干的驻军从原来的10个师增加到了18个师，总兵力超过30万人。希特勒明确指示：不惜一切代价维持巴尔干的秩序，确保战略要地的安全。这些新增部队中包括一些非常精锐的单位，如党卫队第1山地师和第7“欧根亲王”师。其次，德军开始采用一种更为残酷的“清剿”战术，即所谓的“地狱网格”。他们将一个地区划分为若干网格，每次集中兵力清剿一个网格。在清剿开始前，他们会将网格内的所有平民驱离，然后逐山逐沟地搜寻游击队。任何被认为与游击队有联系的人——无论男女老少——都会被当场处决。房屋和村庄会被烧毁，水井会被投毒，农田会被破坏。这是一种旨在制造“无人区”、彻底切断游击队与民众联系的战术。第三，德军大量招募和武装当地的傀儡军和伪军。在塞尔维亚，他们建立了“塞尔维亚志愿军”；在克罗地亚，乌斯塔沙民兵被扩充到10万人以上；在阿尔巴尼亚，德军建立了“阿尔巴尼亚辅助警察”和“志愿民兵”。这些人熟悉当地地形和语言，在与游击队的作战中发挥着特殊的作用。他们往往比德军更加残酷，因为他们不仅在打一场军事战，还在打一场政治战和民族战。第四，德军开始使用特种部队和“猎杀小组”直接针对游击队领导人。由党卫队和秘密警察组成的特别行动队，专门负责搜集游击队领导人的行踪，一旦发现便派出精锐部队进行突袭和暗杀。他们成功暗杀了几位重要的游击队指挥员，但始终无法接近铁托——铁托的警卫力量极强，行踪也极为保密。尽管德军采取了这些措施，游击队的势头依然无法遏制。这是因为游击战争的根本逻辑是政治和经济性的，而非纯军事性的。只要占领的压迫依然存在，只要人民对胜利依然抱有信心，游击队就会像割不尽的野草一样，一次次地从地下冒出来。德军的残酷手段非但没有吓倒人民，反而激起了更大的仇恨和更坚定的抵抗。五、政治赛跑：亚伊策会议与游击队的内部分裂1943年底，游击队的军事发展进入了鼎盛时期，各个政治势力之间的角力也变得白热化起来。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在这一年分别走向了不同的政治方向。南斯拉夫：亚伊策的惊雷1943年11月29日至30日，在波斯尼亚古都亚伊策，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AVNOJ）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来自南斯拉夫全国各地解放区的208名代表齐聚一堂，其中有三分之二是战前没有政治背景的普通群众——农民、工人、知识分子，代表了南斯拉夫社会的各个阶层。他们在德军的炮火声中，做出了三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定。第一，将AVNOJ确立为“南斯拉夫的最高立法和执行机构”，实际上是一个临时全国政府。这意味着流亡伦敦的王国政府被正式宣布为非法。铁托在开幕词中说：“今天，我们以人民的名义宣布，旧南斯拉夫已经死亡，新南斯拉夫将在我们的手中诞生。”这句话被代表们的掌声和欢呼声淹没。第二，宣布禁止流亡伦敦的国王彼得二世重返南斯拉夫，废除旧的王国制度。国王被指责为“在祖国最危难的时刻弃国而逃的懦夫”，战后的南斯拉夫将由人民自己决定其政体。这一决定彻底切断了与旧政权的联系，为建立社会主义南斯拉夫铺平了道路。第三，选举铁托为新的“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授予铁托元帅军衔，在战后建立各民族平等的联邦共和国。铁托在当选后发表了简短但有力的讲话：“我的生命属于人民，我的一切都将奉献给人民。我不会辜负你们对我的信任。”在场的人无不热泪盈眶。亚伊策会议的历史意义极为深远。它不仅标志着铁托领导的共产党人已经获得了在全国范围内的政治领导权，也意味着战后的南斯拉夫将走上一条与旧王国截然不同的道路。美国、英国和苏联对于铁托的这套“擅自建政”举动反应不一——苏联给予了有限度的支持，因为铁托毕竟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虽然对铁托的“独立性”有所不满，但还不至于公开反对；英国正在犹豫要不要放弃切特尼克，丘吉尔对亚伊策会议大为光火，但也没有立即断绝与铁托的联系；而美国则深陷于欧洲西线的战事无暇他顾。希腊：内战的序曲就在南斯拉夫游击队不断巩固政治和军事优势的同时，希腊的内部局势却急转直下。1943年10月至1944年2月之间，ELAS和EDES的矛盾彻底爆发，双方在希腊中部的山区爆发了激烈的内战。名义上大家还是抗日盟友，事实上双方打得你死我活，比打德国人还卖力气。ELAS指责EDES“通敌”——因为EDES为了保存实力，有时会与德军达成临时停火协议，这被ELAS视为背叛。EDES则指责ELAS“搞赤化”——想要将全国统一在自己的旗帜下，建立共产党专政。英国希望将EDES打造成一支足以与EAM-ELAS抗衡的力量，因此向EDES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训练。但EDES始终无法将影响力扩展到伊庇鲁斯之外——因为泽瓦斯上校虽然在军事上很有才华，但在政治上却不善于争取人心。与此同时，ELAS在1944年初发动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将希腊境内的第三支抵抗力量——更小的EKKA——消灭，彻底清除了除EDES之外的所有政治和军事竞争对手。ELAS的强硬态度引起了英国的深度忧虑。丘吉尔担心，如果希腊在战争结束前完全落入共产党人手中，南欧的地缘政治格局将发生不利于英国的巨大变化。他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希腊“变成共产主义的囊中之物”。一种新的冲突的阴云，正在伯罗奔尼撒半岛的上空慢慢积聚。阿尔巴尼亚：佩尔梅特的启航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则相对平稳。1943年，阿共召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明确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权。虽然阿尔巴尼亚的民族主义抵抗力量（“国民阵线”）一度与共产党人合作，但在1943年底，双方的合作关系已经破裂，因为国民阵线倾向于与德军合作以确保阿尔巴尼亚在战后不被南斯拉夫吞并——这种“绥靖”立场为共产党人所不能接受。尽管内部分歧开始出现，但阿尔巴尼亚的抵抗运动总体上仍然保持了一致对外的态势。1944年5月24日至28日，阿尔巴尼亚在佩尔梅特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选举了临时政府。这个临时政府虽然由共产党主导，但包含了非共产党的代表，体现了民族统一阵线的特征。恩维尔·霍查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和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时年仅36岁。佩尔梅特会议的召开，标志着阿尔巴尼亚抵抗运动已经从单纯的武装斗争发展到了建国建政的阶段。这是阿尔巴尼亚历史上的第一次人民民主政权，预示着战后阿尔巴尼亚将走上一条全新的政治道路。第五章 胜利在望：全面反攻与最终解放（1944年）一、南斯拉夫：从游击战到运动战进入1944年，形势对南斯拉夫游击队越来越有利。苏联红军在东线势如破竹，已经逼近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边境。英美盟军也在意大利半岛缓慢推进，逐步向巴尔干方向延伸。铁托抓住这个战略机遇，制定了从游击战转向运动战的方针，游击队开始向正规军转变。1944年上半年，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在塞尔维亚建立了第21、22、23、24和第25等5个师，在马其顿建立了马其顿第2旅和第3旅。这些都是满编的正规步兵师，拥有完整的炮兵、工程兵和通信兵单位。到1944年年中，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游击队及其他作战单位共拥有39个师，近35万名战士，解放或控制的地区占南斯拉夫领土的三分之二以上。这个数字意味着，南斯拉夫游击队已经不再是“游击”了——它已经成为巴尔干半岛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常规军事力量。苏联对南斯拉夫游击队的军事援助也随之加大。1944年，苏联向南斯拉夫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服装、食品和医疗用品。据不完全统计，仅1944年下半年，苏联就提供了超过12万支步枪、2万挺机枪、1,500门火炮、200架飞机、300辆坦克、数千辆卡车和数百万发炮弹。这些援助极大地提升了南斯拉夫军队的火力和战斗力。与此同时，苏联还向铁托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南斯拉夫军队进行正规化训练和战役指挥。1944年9月，苏联红军第3乌克兰方面军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联合发起了规模空前的“贝尔格莱德战役”。这不再是打了就跑的游击战，而是一场集数十万兵力参与的大规模正规战役。苏军方面投入了约30万部队，南斯拉夫方面投入了约8万部队。德军在贝尔格莱德地区有约2万人的守军，加上在塞尔维亚其他地区的部队，总兵力约6万人。战役从9月28日开始，持续了近一个月。南斯拉夫第1集团军在第3乌克兰方面军的右翼协同下，沿多瑙河向贝尔格莱德推进。第13军和第14军在萨瓦河以南实施突击。德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利用城市建筑物和街道设置层层防线。但南苏联军的火力优势明显，特别是在炮兵和空军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经过激烈的巷战，南苏联军于1944年10月20日共同解放了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当铁托从前南斯拉夫的山区解放区走进贝尔格莱德的大街时，数十万市民夹道欢迎。人们挥舞着南斯拉夫国旗和苏联国旗，高喊“铁托—斯大林”和“为了祖国—为了自由”的口号。铁托站在一辆敞篷吉普车上，向人群挥手致意。他的头发花白了许多，脸上多了几道新的疤痕，但眼神依然如四年前一样坚定。从1941年6月成立时的数百人，到如今收复国都的数十万大军，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只用了短短三年多的时间。这是一部难以复制的英雄史诗。贝尔格莱德解放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乘胜追击，解放了塞尔维亚大部、马其顿大部、黑山大部分地区和波斯尼亚的部分地区。到1944年底，南斯拉夫已经基本恢复了战前的领土范围。只剩下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和波斯尼亚西部还在德军和乌斯塔沙的控制之下。但这些地方的解放，也只是时间问题了。二、希腊：解放的胜利与解放的悲剧在希腊，1944年是“最后的胜利”和“最大的悲剧”交织在一起的一年。早在1944年3月，EAM就已经控制了希腊大部分领土，并成立了“国家解放政治委员会”（PEEA）作为临时政府。PEEA在解放区举行了选举，而且允许女性参加投票——这在希腊数千年的历史中是破天荒的第一次。选举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德军随时可能发动清剿，交通通信极为不便，但选民们依然踊跃参加。据统计，约有150万人参加了选举，这是希腊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民主实践。PEEA成立后，立即着手进行社会改革。他们没收了亲德分子的财产，分配给贫困农民；建立了公共食堂和救济站，向饥民分发食物；开设了学校和扫盲班，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建立了医院和诊所，提供基本的医疗服务。在“自由希腊”，孩子们不再饿肚子，妇女们第一次有了发言权，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地讨论国家的未来。这片小小的自由区，成为希腊人民在黑暗占领时期中的一盏明灯。到1944年10月德军撤离希腊时，EAM已经控制了全国90%的领土。其成员超过160万人，ELAS兵力约5万至7万人。这是希腊抵抗运动的巅峰时刻，也是EAM-ELAS力量最为强大的时刻。许多人——包括EAM内部的一些领导人——都认为，EAM将水到渠成地接管战后的希腊政权。然而，自由来临的时刻，也是悲剧发生的时刻。英国不愿意看到希腊在战后落入共产党人之手。丘吉尔本人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他曾经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如果希特勒入侵地狱，我至少会在下议院里为魔鬼说几句好话。”对于丘吉尔来说，在希腊问题上，英国的帝国利益高于一切。他坚决不能让希腊这个地中海东部的战略要地落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丘吉尔亲自插手，逼迫希腊流亡政府与EAM谈判，最终在1944年9月签署了所谓的“卡塞塔协定”。根据该协定，ELAS的所有武装力量都必须接受英国将军斯科比的名义指挥。明面上是为了统一对德作战，实际上这是英国试图解除ELAS武装的第一步。协定签署后，英国在希腊的军事存在急剧增加，到1944年底，英国在希腊的驻军达到了约7万人，超过ELAS的兵力。1944年12月3日，也就是德军撤离雅典还不到两个月，悲剧终于发生了。当天，约20万EAM支持者在雅典宪法广场举行和平示威，要求EAM在全国范围内执政。示威人群举着标语和旗帜，高唱革命歌曲，气氛热烈而平和。英国军队和希腊政府军突然调转枪口，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枪。枪声持续了数分钟，20万人的广场瞬间变成了一片血泊。据官方统计，至少有28人当场死亡，数百人受伤。但实际伤亡数字可能远高于此——因为许多人受伤后被抬走，下落不明。这一事件被称为“德克姆弗里亚纳事件”（希腊语中“12月”的意思）。它标志着英希联军与ELAS之间的公开决裂。圣诞节前后，ELAS与英军以及受英国支持的希腊政府军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巷战。ELAS的战士们英勇奋战，一度控制了雅典大部分城区。但英军的火力和训练优势过于明显，ELAS虽然英勇，但毕竟只是一支游击队，面对正规军的坦克、大炮和空军，难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45年1月，在苏联的压力下（斯大林希望与英国在巴尔干保持势力均衡，不愿因为希腊问题与西方发生正面冲突），ELAS同意停火。1945年2月，EAM与希腊政府签署了“瓦尔基扎协定”。根据该协定，ELAS同意解除武装，交出武器，换取对左翼分子的政治特赦和回归政治生活的权利。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ELAS虽然暂时控制了雅典大部分城区，但最终还是不得不将希腊拱手让给了伦敦支持的右翼政府。ELAS——二战期间希腊最强大的抵抗武装——至此被强行解散。它的战士们交出了手中的枪，带着泪水和不甘，回到了他们当初走出的山区和村庄。希共在这场“胜利”中什么都没得到。他们不但没能接管政权，反而在随后的几年中被政府军大规模逮捕和镇压。许多曾经的抗德英雄被送上了法庭，以“企图暴力推翻合法政府”的罪名被判刑甚至处决。战后，EAM的一些成员被迫重新拿起武器转入山区，最终导致了从1946年到1949年规模更大的希腊内战。而那次内战，比与德军的战斗更加血腥、更加残酷，给希腊民族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三、阿尔巴尼亚：小国的胜利阿尔巴尼亚的解放方式最为独特——他们没有等苏联红军入境，而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解放了祖国。从1944年5月到11月，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进行了一连串艰苦卓绝的战斗。德军在1943年意大利投降后接管了阿尔巴尼亚的占领任务，兵力约4万人。此外，阿尔巴尼亚还有约2万名由德军武装的傀儡军和民族主义武装。双方兵力对比虽然不像南斯拉夫那样悬殊，但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仍然处于劣势。1944年5月24日至28日，阿尔巴尼亚在佩尔梅特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选举了临时政府——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全民族解放委员会）。霍查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和民族解放军最高司令。会议决定，民族解放军将立即对德军发起全面进攻，不惜一切代价在盟军到达之前解放祖国。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但阿尔巴尼亚人相信自己能做到。8月底，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解放了大部分国土。他们兵分几路，从南部和东部同时向首都地拉那推进。德军的抵抗十分顽强，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设置了一道道防线。但阿尔巴尼亚战士们对每一座山、每一条路都了如指掌，他们总能找到德军的薄弱环节，从意想不到的方向发起攻击。10月20日，佩尔梅特代表大会决定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霍查任临时总理。此时，德军被压缩在首都地拉那及北部狭小地带。地拉那的解放战即将打响。11月上旬，民族解放军对地拉那发动了总攻。德军的防守十分严密，在城市外围布设了雷场和铁丝网，每个重要建筑都变成了堡垒。民族解放军在盟军空军的掩护下，逐屋逐巷地与德军展开激烈战斗。这是一场艰苦的城市攻坚战，每个街区、每栋楼房都要反复争夺。战斗进行了19天，每天的损失都令人心痛，但战士们没有人退缩。11月17日，民族解放军终于解放了首都地拉那。当第一批战士冲进市中心的斯坎德培广场时，他们发现广场上空荡荡的——德军已经向北逃窜。他们在广场上升起了阿尔巴尼亚国旗，向全世界宣告：地拉那自由了！这一幕被随军摄影师拍了下来，成为阿尔巴尼亚历史上最著名的照片之一。11月29日，阿尔巴尼亚全境宣告解放。最后一支德军部队从斯库台撤往南斯拉夫境内，阿尔巴尼亚战士们在国境线上目送他们消失在山路的尽头。这是阿尔巴尼亚人第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一场战争的胜利。在阿尔巴尼亚数百年的历史中，他们曾先后被罗马人、拜占庭人、奥斯曼人、意大利人统治过，但这一次，他们终于挺直腰杆，成为了自己命运的主人。有趣的是，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在解放本国之后，还派出突击旅越过国境，帮助铁托的部队在科索沃地区清剿德军残部和阿尔巴尼亚民族主义武装。这种跨国军事合作在二战各个抵抗运动中极为罕见，也从侧面展示了阿尔巴尼亚抵抗力量已经完全实现了正规化的战斗力。不过，这次出兵科索沃也为后来的南阿关系埋下了隐患——因为铁托坚持将科索沃保留在南斯拉夫版图内，而阿尔巴尼亚的一些民族主义者则认为科索沃应该归属阿尔巴尼亚。四、解放区的生活与游击队的文化建设在战争最激烈的1944年，解放区的生活虽然艰苦，但充满了希望和活力。游击队在解放区进行了大量的文化建设和社会改造工作，使解放区成为了与占领区形成鲜明对比的“新世界”。在南斯拉夫解放区，游击队建立了“人民解放学校”，为解放区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基础教育。这些学校的校舍往往是简陋的农舍、教堂甚至露天场地，教材是战士们手抄的，粉笔是用石灰石自制的。尽管如此，孩子们仍然如饥似渴地学习。对于许多农民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有机会读书识字。到1944年底，南斯拉夫解放区共有超过10万名儿童在人民解放学校接受教育。解放区还建立了“反法西斯青年联盟”，组织青少年参与各种社会活动——办墙报、演话剧、唱歌、跳舞、参加民兵训练。这些活动不仅丰富了战时生活，也培养了青少年的集体主义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许多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骨干的年轻人，就是在这个时期成长起来的。文艺活动在解放区十分活跃。游击队有自己的文工团，演出的节目包括民歌、爱国歌曲、短剧和诗歌朗诵。其中一些歌曲后来成为南斯拉夫的名曲，如《铁托同志，我们向你宣誓》《游击队员之歌》等。这些歌曲旋律简单、朗朗上口，在战士和群众中广为传唱，成为鼓舞士气、凝聚人心的重要工具。报纸和广播是解放区的重要宣传手段。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战斗报》在1944年的日发行量达到了10万份，这对于一个战时的解放区来说是惊人的。报纸上刊登战争新闻、政治评论、英雄事迹和通俗文学作品，成为解放区人民了解外部世界的主要渠道。广播电台每天播出新闻、音乐和文艺节目，铁托本人的讲话常常通过广播传遍解放区的千家万户。这些文化建设工作看似与打仗无关，但实际上对游击战争的持续和胜利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们向人民证明，游击队不仅是一支杀敌的武装力量，更是一支建设新生活的力量。它们使解放区成为吸引人民的磁石，使人民对游击队产生了情感上的认同和归属。这种认同和归属，远比武器和战术更加重要。第六章 从战争到和平：游击队的改编与战后格局（1945年）一、南斯拉夫：从游击队到人民军1945年3月，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对盘踞在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斯尼亚西部的德军发动了全面总攻。这次攻势的代号是“萨拉热窝行动”和“亚得里亚海沿岸行动”，动用了南斯拉夫军队的全部主力，约40万人。德军在南斯拉夫境内还有约15万人，大部分是第2装甲集团军和E集团军群的部队，战斗力依然很强。战斗进行得异常激烈。德军利用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复杂地形，构筑了多道防线。乌斯塔沙的部队也表现得极其顽强——他们知道一旦战败，等待他们的将是铁托的严厉清算。有些乌斯塔沙指挥官甚至下令部队“战斗到最后一人”，因为他们没有退路。然而，德军整体上已经失去了胜利的可能。东线的苏联红军已经逼近维也纳，西线的盟军已经进入德国本土。南斯拉夫军队在兵力、火力和士气上都占压倒性优势。经过两个多月的激战，德军防线终于全面崩溃。5月9日，南斯拉夫军队解放了萨格勒布——克罗地亚独立国的“首都”。5月12日，解放了卢布尔雅那——斯洛文尼亚的首府。5月15日，最后一批德军在南斯拉夫境内的布莱堡附近放下武器，南斯拉夫全境彻底解放。令人唏嘘的是，德军投降后，数十万与轴心国合作的乌斯塔沙、切特尼克、斯洛文尼亚“家园卫士”和其他伪军，试图向英军投降，以逃避南斯拉夫军队的清算。英军在接收了约8万乌斯塔沙士兵后，将他们强制遣返回南斯拉夫。等待他们的是军事法庭和处决。这是战后南斯拉夫历史上最有争议的事件之一——铁托的支持者认为这是对战争罪犯的正义清算，批评者则认为这违反了《日内瓦公约》关于战俘待遇的规定。无论如何，据估计有数万人在布莱堡遣返后的审判中被处决，这给南斯拉夫战后最初的岁月涂上了一层血腥的色彩。到战争结束时，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已经是一支拥有超过65万人的庞大军事力量。这支军队的编制已经不是游击队时代的几百人、几十人的小分队，而是由49支游击队、209个步兵旅、16个炮兵旅、3个工兵旅、1个坦克旅、1个骑兵旅、57个步兵师、2个航空师（199架飞机）、12个军和3个集团军组成的正规国防军。铁托也因此被授予苏联最高荣誉——“胜利”勋章，成为斯大林之后第二个获此殊荣的人。面对这样一支庞大的游击队出身的人民军，战后的改编工作刻不容缓。1945年下半年，铁托下令将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改组为南斯拉夫人民军。这支全新的国防军完全废除了旧王国军队的编制、制度和军衔体系，代之以游击队时代所创造的“人民军”体制。改编的核心是“人民化”和“正规化”的结合。一方面，人民军保留了游击战争时期的政治委员制度、士兵委员会制度和群众工作制度，确保军队永远是“人民的军队”。另一方面，人民军引入了现代正规军的军衔、编制、训练和后勤体系，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和专业化水平。铁托本人亲任国防部长和人民军最高统帅，直到1980年去世。南斯拉夫人民军保留了完整的陆、海、空三军编制。陆军是主体，拥有约50万人，装备有苏制和国产的坦克、火炮和导弹。海军较小，主要负责亚得里亚海的防御，拥有几艘驱逐舰、潜艇和数十艘快艇。空军拥有约500架飞机，包括战斗机、攻击机和运输机。在冷战时期，南斯拉夫人民军一度成为世界上规模第四大的军队（仅次于苏联、美国和中国的军队），这既反映了铁托的“独立自主”外交政策，也反映了南斯拉夫在冷战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值得一提的是，南斯拉夫没有像希腊那样陷入内战。铁托以一种极其强硬的手段迅速弥合了民族裂痕——对乌斯塔沙和切特尼克战犯进行大规模的逮捕和审判，将战时与轴心国勾结的合作者彻底清除出政治舞台，然后以“兄弟团结与统一”的新意识形态代替了旧王国时代的塞尔维亚霸权。这种做法虽然铁腕，但却避免了南斯拉夫在战后陷入民族仇杀的恶性循环。南斯拉夫以85万人的巨大牺牲（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11%）为代价，换来了战后四十年的和平与稳定——直到1980年代民族主义重新抬头，南斯拉夫才在内战中再次分崩离析。二、希腊：胜利之后的失败如果说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故事是“荡气回肠的英雄史诗”，那么希腊抵抗运动的故事则更像是一曲“胜利后的挽歌”。ELAS在被强制解散之后，其成员遭到了右翼政府的大规模报复和迫害。1945-1946年间，希腊各地发生了数千起针对前ELAS成员和EAM支持者的暴力事件。这些人被指控为“共产党匪徒”，被逮捕、殴打、关押甚至处决。许多ELAS战士被迫再次逃往山区，以躲避政府的追捕。据统计，1945-1946年间，约有5万名左翼人士被逮捕，超过2,000人被处决，数万人被迫流亡。这种白色恐怖迫使希腊共产党重新考虑武装斗争的策略。1946年2月，得到南斯拉夫援助的希共中央决定重新组织武装斗争。10月28日，在希腊北部山区，希共正式组建了以马科斯·瓦菲阿迪斯为总司令的“希腊民主军”。希腊民主军沿用了ELAS的许多传统——政治委员制度、人民自治、社会改革——但它的规模和装备远不如ELAS。希腊民主军的核心是约1.5万名ELAS的老战士，他们从藏身之处走出来，重新拿起武器，继续他们的战斗。1946年爆发的希腊内战一直持续到1949年。在战争的初期，希腊民主军取得了一些胜利，控制了希腊北部的大片山区。但随着美国杜鲁门主义的宣布，希腊成为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前哨。美国向希腊政府提供了巨额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到1949年，美国共向希腊提供了超过4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占希腊政府军全部装备的80%以上。美国还派遣了军事顾问团，帮助希腊政府军训练部队、制定战略、改进战术。在美国的援助下，希腊政府军的实力迅速提升。到1948年底，政府军已经拥有约20万兵力，装备有飞机、坦克、大炮和现代化的通信设备。而希腊民主军只有约2.5万人，装备严重不足，弹药奇缺，且逐渐失去了外部援助——1948年，铁托与斯大林决裂，南斯拉夫关闭了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通道；斯大林也不愿意因为希腊问题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因此对希腊民主军的援助十分有限。1949年8月，希腊政府军发动了代号为“火炬”的全面进攻，将希腊民主军的主力包围在格拉莫斯山脉和维齐山脉的交界地带。经过一个月的激战，希腊民主军弹尽粮绝，被迫向阿尔巴尼亚境内撤退。希腊内战的最后一场战役——维齐战役——以政府军的胜利告终。1949年10月16日，希腊民主军总司令部宣布“为了保全部队的有生力量”而停火。希腊内战正式结束。这场内战给希腊带来了深重的创伤——总共有超过15万人丧生，数十万人沦为难民，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遭到了严重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内战在希腊社会内部造成了深刻的裂痕——“国民派”与“共产党人”之间的仇恨持续了数十年之久，直到1970年代军政府垮台后才开始逐步愈合。希腊游击队“胜利即改编”的结局是不存在的——ELAS不是被“改编”了，而是被“消灭”了。这是巴尔干半岛上最令人扼腕的结局。三、阿尔巴尼亚：胜利之后的新道路阿尔巴尼亚是三国中抵抗运动与战后新政权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个。1946年1月11日，霍查正式宣布成立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出任部长会议主席兼外交部长。战后，民族解放军直接改编为新国家的人民军。这个改编过程相对顺利，原因有三：一是民族解放军几乎全是共产党领导下的部队，政治上高度统一；二是战时没有一个像英国那样有强大外部支持的竞争性抵抗力量；三是在解放战争中民族解放军已经显示了压倒性的领导地位，没有人对其改编后的地位提出质疑。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是一支经历过炮火锤炼的劲旅。它拥有约5万常备军和10万预备役，分为三个军区和一支小型海军。由于阿尔巴尼亚没有空军，只能依赖苏联提供的少数几架飞机进行训练和巡逻。陆军装备主要是缴获的意大利和德国武器，加上战后从苏联获得的一些苏式装备。然而，这支英勇的军队很快就从反法西斯的中流砥柱变成了霍查用来巩固个人独裁统治的工具。在战后的几年中，霍查以“肃清反革命分子”为名清除了大量的政治对手——不论是战时的盟友还是战后的异己。1948年，阿尔巴尼亚的“二号人物”科奇·佐泽被指控为“南斯拉夫特务”被处决。随后的几年中，数百名民族解放军的指挥员和政治干部遭到清洗，其中许多人被判处死刑或长期监禁。民族解放军中那些曾经与霍查并肩作战的战友，有很多人在战后的政治清洗中被送入了监狱甚至刑场。民族解放军后来改组的阿尔巴尼亚人民军，有完整的陆海空三军编制。但阿尔巴尼亚军队在冷战中一直面临极其严重的外交孤立。霍查在外交上频繁转向：先是追随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1948年）；然后与苏联决裂，转投中国（1961年）；最后与中国决裂，将自己完全封闭起来（1978年）。每一次外交转向都意味着军队装备体系的变更和战略思想的重组，极大地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部队的装备主要靠外国援助，一旦援助国与阿尔巴尼亚翻脸，军队的战斗力便一落千丈。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游击队的功绩是不容抹杀的。他们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从无到有地建立了一支能够解放祖国的武装力量。无论阿尔巴尼亚战后的道路多么曲折、多么偏执，有一点在历史上是不会被改变的——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是二战期间为数不多的、完全依靠自身力量从法西斯占领下解放祖国的抵抗武装之一。1944年11月29日，当最后一支德军被赶出阿尔巴尼亚国土的时候，这支衣衫褴褛、弹药匮乏的队伍证明了一件事：即便是在欧洲最贫瘠、最落后的角落，面对最凶残的占领者，自由的人民也能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四、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的游击运动简述在巴尔干半岛的其他国家，如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存在规模较小但同样英勇的游击运动。这些国家的游击运动没有像南斯拉夫、希腊那样发展到足以挑战占领军的规模，但它们在各自国家的解放中也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在保加利亚，游击运动由共产党领导，成立于1941年夏。游击队人数最多时达到约6,000人，分为9个旅和28个分队。保加利亚的地理条件不适合大规模游击战——该国大部分是平原，缺乏南斯拉夫那样的天然屏障。因此，保加利亚游击队的主要活动是破坏德军的交通线、收集情报和开展政治宣传。1944年9月9日，在苏联红军进入保加利亚的前夜，保加利亚共产党领导武装起义推翻了亲德政府，建立了“祖国阵线”政权。游击队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战后，保加利亚游击队改编为人民军的一部分。在罗马尼亚，游击运动同样由共产党领导，但规模更小，影响力更弱。罗马尼亚的游击队在1944年8月23日国王政变后迅速壮大，但为时已晚，无法形成独立的军事力量。战后，罗马尼亚游击队主要融入苏联红军建立的罗马尼亚新军队。与南斯拉夫、希腊和阿尔巴尼亚的游击队相比，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游击运动更加强调“人民民主革命”而非单纯的“民族解放”。它们的根本目标是在战后建立共产党政权，而非仅仅是赶走占领者。这反映了这两个国家在战前就已经具备较强的共产党组织基础，以及苏联在战后将这两个国家纳入势力范围的战略意图。五、国际视角：三大国的巴尔干政策要全面理解巴尔干游击队的兴衰与战后命运，必须将其置于二战期间三大国——苏联、英国、美国——在巴尔干的政策博弈框架下进行分析。苏联的巴尔干政策可以概括为“实用主义”和“现实主义”。斯大林的首要目标是在战后将苏联的势力范围扩展到东欧和巴尔干，为此他不惜与英国达成交易——1944年10月，斯大林与丘吉尔在莫斯科秘密会晤，达成了“百分比协定”，将巴尔干各国划分为苏联和英国的影响范围。根据该协定，南斯拉夫是50%对50%，保加利亚是75%对25%，罗马尼亚是90%对10%，匈牙利是50%对50%，希腊是10%对90%。这意味着斯大林同意将希腊拱手让给英国，以换取对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控制。在希腊问题上，斯大林严格遵守了这一协定，拒绝向希腊共产党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援助。这是希腊抵抗运动在战后惨败的根本原因。英国的巴尔干政策可以概括为“帝国现实主义”。丘吉尔的核心目标是确保英国在地中海—苏伊士运河航线的安全，防止巴尔干落入苏联或共产党之手。因此，英国在战时支持南斯拉夫的铁托和希腊的EDES（而非ELAS），试图影响战后这两个国家的政治走向。在希腊，英国甚至不惜动用武力镇压曾经是反法西斯同盟的ELAS。这种政策的矛盾性和自私性，使得英国在战后遭到许多左翼历史学家的批评。但从英国的角度看，这是维护国家利益所必需的“现实主义”选择。美国的巴尔干政策在二战期间相对模糊和不明确。罗斯福政府的首要目标是打败德国和日本，对于巴尔干这样次要的战略方向，美国更倾向于将主导权交给英国。直到冷战开始后，美国才通过“杜鲁门主义”积极介入希腊内战，将希腊和土耳其纳入遏制战略的轨道。在巴尔干问题上，美国比英国更加反共，但也更加谨慎和间接。三大国在巴尔干的博弈，深刻影响了当地游击队的命运。凡是能够获得某一大国支持的游击队，在战后的政治格局中往往占据有利地位；凡是失去大国支持或成为大国交易的牺牲品的游击队，则往往面临失败或被边缘化的命运。南斯拉夫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铁托在东、西方之间灵活走位的能力；希腊的失败，则源于斯大林对西方的妥协和英国的反共决心；阿尔巴尼亚的孤立，则反映了战后国际格局对这个小国的排斥和边缘化。结语：巴尔干游击队的遗产回顾二战期间巴尔干半岛游击队的全部历程，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他们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从一支只有几百人的乌合之众，发展成为能够与几十万轴心国军队正面交锋的正规部队？一、成功的关键因素第一个原因是领导者的远见卓识。铁托在1941年决定发动全面武装起义的决断力、坚持超越民族界限的包容政策，霍查在极端不利条件下组织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政治敏锐，泽瓦斯和萨拉菲斯在希腊抵抗运动中的军事才能——在当时的巴尔干半岛，能够脱颖而出的游击队，其背后都站着一位或数位卓越的灵魂人物。他们不仅能打仗，更能建设；不仅能对抗外敌，更能处理内部矛盾；不仅能着眼当下，更能规划未来。第二个原因是外部援助的逐步倾斜。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英国和苏联的情报机关、军事代表团大规模出现在南斯拉夫和希腊的解放区。1944年后盟军空军对游击队的大规模空投补给，对于解决游击队的武器弹药奇缺问题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没有盟军的援助，南斯拉夫游击队不可能在短短一年之内从8万人膨胀到30万人。当然，外部援助也是一把双刃剑——希腊的ELAS因为过于依赖英国的援助（虽然这是间接的），反而在战后被英国釜底抽薪。第三个原因也是最重要的一条——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南斯拉夫游击队之所以打得德军风声鹤唳，根本原因在于他们不是孤军奋战。德、意军队每清剿一个村庄，就有十个村庄的年轻人拿起枪加入了游击队。游击队不仅仅是军队，更是一个以“各族人民平等、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口号的政治运动。正是这种超越民族和宗教界限的理想主义，让他们赢得了占全国人口将近一半的解放区的支持。希腊EAM之所以能够控制全国90%的领土，原因也是一样的——它不是一个单纯的武装团体，而是一个包容了希腊社会最广泛阶层的“阵线”。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完全依靠自身力量解放祖国，根本原因也是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第四个原因是地形和民情的有利条件。巴尔干半岛多山的地形为游击战提供了天然的条件——茂密的森林、陡峭的山谷、崎岖的山路，使正规军难以发挥其火力和机动的优势。而巴尔干人民彪悍勇敢、热爱自由、抵抗侵略的传统，也为游击队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一个塞尔维亚农民的家里可能藏着一把世代相传的火枪，一个希腊牧羊人可能比任何一个德国将军都熟悉山中的每一条小道，一个阿尔巴尼亚宗族首领可能拥有数百名忠于他的武装人员——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游击队的力量源泉。二、经验的总结巴尔干游击战的实践，为后来世界各地的游击战争提供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政治优先于军事。铁托反复强调的一句话是：“胜利首先是在政治上取得的，然后才是在战场上取得的。”游击战争不仅仅是军事对抗，更是政治动员、社会改革和意识形态斗争。只有赢得人民的心，才能赢得战争；只有为人民的利益而战，人民才会为你而战。这个道理在越南、阿尔及利亚、古巴、尼加拉瓜等后续的游击战争中都得到了证明。灵活机动胜于强攻硬打。巴尔干游击队的军事原则是不与优势之敌硬碰硬，而是利用地形和民众优势，以灵活机动、打了就跑的战术消耗敌人。这种战术不需要精良的装备和严格的训练，只需要熟悉地形、了解敌情和敢于牺牲。它与传统的正规战逻辑截然不同，是对“战争暴力”的一种全新诠释。统一领导与民主决策并重。巴尔干的成功游击队都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如南斯拉夫的人民解放军总司令部），同时保持了一定程度的民主决策机制（如AVNOJ的代表大会）。这种“民主集中制”在战争环境中被证明是有效的——它既能保证决策的迅速和统一，又能调动基层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民族团结战胜民族分裂。南斯拉夫游击队的成功，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它成功超越了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等民族之间的仇恨和隔阂，建立了“兄弟团结与统一”的旗帜。这种超越民族主义的思想，不仅在战争年代发挥了巨大作用，也为战后南斯拉夫的联邦制奠定了基础。相反，希腊的抵抗运动因为未能处理好ELAS、EDES、EKKA等派别之间的关系，最终走向了内部分裂和失败。三、遗产的双刃剑当然，巴尔干游击队的遗产也是复杂而充满争议的。在南斯拉夫，铁托的胜利将国家带入了一个长达四十年的“联邦社会主义”时代。在此期间，南斯拉夫成为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东西方之间的桥梁、社会主义改革的试验场。然而，这个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组成的联邦，最终还是在内战和民族清洗的烈焰中分崩离析。铁托在1980年去世后，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和经济问题急剧恶化，最终在1991-1999年期间爆发了二战结束后欧洲最血腥的战争。游击战争时期建立的“兄弟团结”口号，在民族主义浪潮面前显得如此脆弱。这提醒我们：建立在个人威望上的统一，终究难以持久。在希腊，抵抗运动以胜利开始，却以失败告终——左翼抵抗战士在1945年以后不仅没有享受到胜利者的待遇，反而遭到了疯狂的政治迫害和屠杀。这段历史在希腊社会留下了深刻的伤痕。直到2010年代，希腊的左翼政党（如SYRIZA）才第一次有机会执政，而EAM-ELAS的历史才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平反。ELAS的故事告诉我们：赢得战争不等于赢得和平；民族解放不等于社会解放。在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成为了霍查建立独裁统治的垫脚石，在战后将他们昔日的游击战经验变为了对社会进行残酷清洗的利剑。霍查的阿尔巴尼亚在冷战期间成为了欧洲最封闭、最残暴、最贫穷的国家之一，直到1991年才脱离了共产党的统治。游击队胜利的果实最终被一个偏执的独裁者吞食，这大概是这场解放运动最令人扼腕的结局。四、最后的致敬尽管如此，当我们回顾巴尔干半岛那四年多的战斗岁月时，有一件事是永远不会改变的——在1941年到1945年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里，当欧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在法西斯铁蹄下瑟瑟发抖之时，南斯拉夫的游击队员们在乌日策的山谷里升起了第一面解放的红旗；希腊的游击队们在戈尔戈波塔莫斯炸毁了侵略者的补给线；阿尔巴尼亚的战士们从佩萨的丛林中走出来，最终将侵略者赶出了自己的家园。无论是铁托手下舍生忘死的“无产者旅”战士，还是在苏捷斯卡峡谷中高唱国际歌迎接死亡的南斯拉夫青年；无论是德克姆弗里亚纳街头为自由流下最后一滴血的ELAS成员，还是在佩尔梅特代表大会上第一次行使政治权利的阿尔巴尼亚妇女——他们共同证明了人类文明在面对野蛮时所能迸发出的坚韧与力量。他们中大多数人是文盲，他们中大多数人从未听说过“无产阶级革命”或“历史唯物主义”，他们中大多数人甚至不会写字。但他们知道一件事：法西斯是坏的，自由是好的；侵略者是坏的，祖国是好的；压迫者是坏的，正义是好的。这些朴素的信念支撑着他们在最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今天，当我们坐在舒适的房间里阅读这段历史时，我们应当记住：我们所享受的自由与和平，是用这些人的鲜血与生命换来的。无论政治立场如何，无论民族身份为何，我们都应该向这些普通的、勇敢的、不屈的人们致敬。这就是巴尔干游击队的真正遗产——不论政治分歧多么深刻，不论民族仇恨多么古老，当自由的号角吹响时，被压迫者永远不会向入侵者低头。而在那场伟大的反法西斯战争中，巴尔干的游击队员们的名字，将永远镌刻在世界人民解放斗争的史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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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色篱墙——维莱博卡日之战（下）
芬仙阁 夏逸凡
七、困兽之地
SS上级小队长于尔根·勃兰特对连长的这一举动颇感困惑。他无法理解魏特曼为何会径直驶向英军所在方向。相较之下，勃兰特选择采取更为谨慎的行动，他命令驾驶员沿卡昂古道向远离维莱博卡日的方向机动。
事实上，当魏特曼突然脱离连队、独自驶向小镇之时，213高地一线的战局远未如后人所想象的那般明朗。失去统一指挥的第2连各车组被迫各自为战，其中大多数人甚至并不清楚敌军的规模与实力。
尽管如此，至少有两辆第2连的“虎”式在213高地山脚对英军坦克发起了攻击。当意识到威胁来自南侧后，第1分队的肯·怀特曼（Ken Weightman）中士指挥的“萤火虫”“Blondie”[26]迅速将炮塔转至3点钟方向，与“虎”式展开交火。这辆坦克位于已经燃烧的“萤火虫”“Pistol Packin’ Mama”后方约150米处，但很快便被勃兰特的“虎”式击毁。
此时，米尔纳上尉所乘的装甲运载车仍在向213高地高速行进，他亲眼目睹了两辆“萤火虫”相继被摧毁。他后来回忆道：
“纵队最后那辆坦克的炮口仍朝向213高地，车组对此浑然不觉。炮弹一击命中，坦克立刻燃起大火。当我们驶过前方约100米处的另一辆义勇骑兵团‘萤火虫’坦克时，它已经将炮塔转向右侧，以17磅炮向击毁尾车的敌人还击，但它很快也遭遇了同样的结局。”
坎贝尔中尉、库普（Coop）中尉和盖尔（Gale）中士所乘的装甲运载车，在怀特曼中士的“萤火虫”爆炸时，距离不过数十码。巨大的冲击使坎贝尔一时失去镇定，他命令驾驶员立即驶离公路并跟随自己行动，随后跳出车辆，沿着路边排水沟奔跑，以手势引导前进方向。
奥康纳中士所在的装甲运载车也采取了相同的规避动作。这两辆半履带车几乎是侥幸逃过一劫，而位于公路下方约一公里处的来复枪旅A连其余装甲车辆，则未能躲过随之而来的厄运。
几辆“克伦威尔”以及另一辆“萤火虫”，被困于最初几分钟被击毁的车辆之间，在绝望中竭力寻找生路，他们最终驶入公路北侧的一片果园，并在那里仓促构筑起防御阵地。
这片果园枝叶茂密，四周被高耸的土堤与浓密的树篱环绕，在短时间内为英军坦克提供了遮蔽，使其暂时免遭德军炮火的直接打击。然而，困守其中的英军并未意识到，这处看似安全的庇护之所，实际上很快便将成为一座无从逃脱的囚笼。
这一机动被停在通往175国道途中、被SS下级小队长施蒂夫遗弃的“虎”式车组发现。炮手劳后来回忆道：
“我站在炮塔中，此时坦克已没有车长，距离公路大约五十米。SS下级小队长索瓦仍停在魏特曼命令他下车的地方。发动机的轰鸣与枪炮声几乎淹没了一切，很难引起他的注意，但我还是设法向他示意。
‘过来，库尔特，我这里没有车长。’他上车后，我们便驶向公路。道路左侧堆满燃烧的残骸，浓烟弥漫，几乎无法分辨。右侧则出现了两辆‘克伦威尔’，它们正试图将炮塔转向我们，我们迅速将其击毁。周围到处都是惊慌奔逃的英军士兵。随后我们驶向卡昂古道，以便观察战场，并关闭了发动机，因为它已经严重过热。”
罗伊·邓洛普在自己的坦克中目睹了这些试图在213高地顶端逃生的英军坦克接连被摧毁。就在不久前，他已命令驾驶员全速冲刺，他的坦克由此成为第一辆抵达那道关键高地脊线的车辆。紧随其后抵达的是“克伦威尔”“Shufti Cush”。两车成为最后加入这支小规模英军集群的成员，这支部队因战局急转而被孤立在213高地那片平坦的高地顶部。
魏特曼的命令已经得到执行，但第2连的兵力显然不足以完成对敌人的彻底歼灭。对213高地发起正面攻击已不具备现实条件，而在通往维莱博卡日的坡面上，仍分布着数量可观的英军步兵，必须首先将其压制，方有可能继续推进。
如前所述，魏特曼的坦克并非孤立作战，他并不像中世纪的重装骑士那般单骑突入横冲直撞。在篱墙这种复杂地形中，任何脱离协同的冒进行动都极易酿成严重后果。
显而易见，在对英军实施压制与清剿的过程中，真正发挥主导作用的是伴随坦克行动的步兵力量。而德军在歼灭英军先头部队时所采取的战术，也清楚表明，在这一阶段魏特曼的分队不仅得到了步兵支援，还配备有轻型火炮与迫击炮。
毫无疑问，这些德军步兵力量的主体来自SS第101重装甲营第4轻装甲掷弹连。该连装备较为完善，且专门训练用于此类地形条件下的作战。此外，营属各类辅助分队在必要时同样承担了步兵职能。
瓦尔特·劳的回忆中甚至提到一名俄国“希维（hiwi）”[27]，此人与德军士兵并肩行动，积极参与从树篱与灌木丛中驱赶英军步兵的行动：
“那名隶属于野战炊事班的俄国‘希维’，在这一阶段表现尤为突出。他原本是我们在切尔卡瑟击毁的一辆T-34的乘员。他一手持手枪，一手握厨刀，径直冲入路旁灌木丛，将‘汤米’一一驱赶出来。
大约有一百名俘虏被集中在我们坦克前方的一处围地内，辅助部队对其进行搜查并收缴武器时，我们则在坦克上架设机枪，以防发生意外。”
第2连的坦克还得到了部分装甲教导师步兵的配合，这些士兵在英军纵队出现时并未撤离维莱博卡日，而是藏身于居民遗弃的房屋之中，伺机行动。
对公路两侧地区的清剿持续了数小时，直至中午13时仍未完全结束。就在此时，被围困在213高地的义勇骑兵团A中队残部选择投降。来复枪旅A连中仅有约三十人成功脱身，他们在当天以及随后的夜间陆续返回英军阵地。
被孤立于213高地顶端的英军装甲先头部队几乎陷入完全消极的防御状态，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可从多个方面加以解释。
首先，由于克兰利中校的临时指挥部仍然与B中队保持着无线电联系，他们寄希望于其他部队能够尽全力实施解围。其次，先头部队的人员构成显然并不适应当前这种近乎僵持的局面。在213高地上，军官数量明显偏多，而普通士兵却严重不足。包括坦克乘员、装甲车驾驶员以及随队登上高地的来复枪旅士兵在内，英军总人数仅略多于60人；而在赖特少校、米尔纳上尉以及坎贝尔、巴特勒、库普和帕克（Parker）等中尉的指挥下，真正可用于地面作战的步兵却只有区区10人。
第三，被围困部队的视野极为受限。他们固然能够在德军发动正面进攻时组织起相当有力的抵抗，但却几乎无力有效应对持续不断的火力压制。最后，士气因素同样不可忽视。与德军一样，他们既不清楚敌军的真实兵力，也不了解其具体部署，只能凭借炮火的密集程度与坦克发动机的轰鸣声来推测局势。
若在被包围初期英军能够果断采取行动，尝试向高地以北的林地突围，再转向维莱博卡日，那么这一行动完全有可能取得成功。然而，在那个阶段，他们尚未真正意识到自身处境的严峻程度。
当赖特少校与克兰利中校进行磋商之际，米尔纳上尉已经着手整顿部属。A连的指挥人员此刻几乎仍处于震惊之中，将他们聚集于此的整个过程本身便已足够惊心动魄。
赖特少校返回后向众人通报，已决定原地坚守，等待女王步兵团第1/7营前来解围。德军必然会竭力阻挠，并伺机歼灭这支规模有限的英军分队。因此，当务之急是将为数不多的步兵合理部署，以应对可能来自东、西、南三个方向的进攻。
尼科尔森（Nicholson）下士率领六名士兵占据公路南侧阵地；坎贝尔中尉带领四名士兵部署于公路与通往瑟莱河畔瑞维尼道路的交汇处，该位置此后被称为“坎贝尔角”。米尔纳上尉则进入公路旁的一所房屋，从那里监视通往瑟莱河畔瑞维尼方向的道路，盖尔中士则负责掩护房屋另一侧的乡间小路。库普中尉稍微前出至坎贝尔阵地之前，以侦察敌情动向。米尔纳上尉后来回忆道：
“我选择的位置能够将从高地向东偏东北延伸的小道纳入射界，而迫击炮分队的中士则负责掩护通向我们阵地北侧树林的那条道路。不远处有一间小屋，一名当地妇女突然沿着一条通往坡下的小径走来。我们将她扣留，因为担心她可能为德军通风报信。大约一个小时后，她趁机逃走了。至于她是否真的是间谍，至今仍难以断定。”
在213高地上集结的英军装甲力量包括：诺曼·琼斯中士指挥的“谢尔曼萤火虫”“Alla Keefek”，四辆乃至五辆“克伦威尔”，其中包括A中队指挥官彼得·斯科特少校的座车、比尔·加内特中尉的坦克、罗伊·邓洛普上尉用于炮兵观察车的“克伦威尔”，以及另一辆名为“Shufti Cush”的“克伦威尔”。
在最初那次极具破坏性的突袭之后，战场上出现了短暂的相对平静。任何轻率的移动都会立即招来狙击火力或机枪扫射，但除此之外，德军并未展开大规模进攻。在无法直接观察敌人的情况下，他们起初仅以迫击炮对高地实施间接火力压制。步兵则开始谨慎地向高地渗透，但尚未贸然发起进攻。
这种克制在很大程度上源于罗伊·邓洛普对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拦阻射击的有效引导。炮弹接连不断地从英军头顶掠过在高地坡面相继炸响，在一定程度上支撑了被围部队的士气。
接近正午，随着局势持续恶化，英军尝试沿通往贝桑地区蒙特（Monts-en-Bessin）方向的道路向东北突围。然而这一尝试迅速宣告失败，在短暂交火中，一辆“克伦威尔”被击毁。米尔纳上尉回忆道：
“那辆义勇骑兵团坦克转入一条林荫道并沿路下行，但很快遭到命中，随即起火。受伤的乘员跳出车外，驾驶员阵亡。他们看上去极为沮丧，我爬过去把他们带回到一间小屋中，那里相对安全一些。”
需要指出的是，击毁这辆坦克的并非魏特曼麾下的车辆，而是赶来增援的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的“虎”式。
约11时，魏特曼与其车组抵达位于奥布瓦的装甲教导师师部，他随即向师作战参谋库尔特·考夫曼（Kurt Kauffmann）总参少校作了简短而直接的汇报。考夫曼当即将师后方局势的突变上报至SS第1装甲军军部。
与此同时，第130装甲教导团第二营营长赫尔穆特·里特根（Helmut Ritgen）上尉接到命令，要求其尽可能集结可用坦克，向维莱博卡日方向发起反击，以支援魏特曼所属连队。然而，由于瑟莱河畔蒂利一带局势复杂，他所能调集的兵力极为有限，至多约15辆Ⅳ号坦克，且主要来自第6连。
里特根随即下令封锁维莱博卡日北侧出口，并着手准备对该镇实施反击。迪特里希则向装甲教导师师部保证，第2装甲师的首批增援将在数小时内抵达战区。同时，警报迅速传达至SS高级突击中队长罗尔夫·默比乌斯，其麾下8辆“虎”式随即沿175国道向维莱博卡日推进。魏特曼则乘坐一辆水陆两用吉普迎向来援部队，并在213高地以东数公里处与默比乌斯会合，将自己掌握的镇内战况及英军兵力情况作了详尽说明。
与此同时，213高地上的英军处境迅速恶化。伤亡持续攀升，突围与获救的希望逐渐破灭。大约在12时30分，克兰利中校宣布局势已无可挽回。他下令将尚能使用的坦克悉数破坏，并建议部队在炮兵根据其请求施放的烟幕掩护下，以小分队甚至单兵形式分散突围。
克兰利本人乘坐一辆“亨伯”装甲车向东南方向、铁路一线撤离，途中在附近一处果园中撞上了装甲教导师设置的封锁哨。听到来自213高地方向持续不断的枪声以及“虎”式坦克发动机的轰鸣，他当即决定弃车徒步行动。他对驾驶员说的最后一句话，恰好被无线电捕捉下来：“我那该死的靴子呢？见鬼，我可不会光着脚去柏林！”
此后数小时，这位中校一直藏匿于附近林地之中，但在德军对区域展开的清剿行动中最终被发现并被俘虏。此后直至战争结束，这位克兰利子爵与其他在维莱博卡日被俘的英军一道，被关押在79号军官战俘营（Oflag 79）。
在获得自行决断的许可后，由罗杰·巴特勒中尉率领的一支步兵小组尝试向维莱博卡日方向突围，但很快便遭到猛烈机枪火力的压制。巴特勒本人身受致命伤，随后在医院中不治身亡。与此同时，德军加大了对213高地的炮击力度，刻意将炮弹打在树冠上方引爆，使弹片如骤雨般覆盖地面，对暴露在外的英军造成持续杀伤。
尽管此前已下达销毁装甲车辆的命令，12时40分，一小组坦克仍在烟幕掩护下沿175国道向东发起突围。德军几乎是在视野受限的情况下盲射开火。烟雾散尽后，在拉朗德低地农场（Ferme du Bas-des-Landes）附近留下了两辆被遗弃的“克伦威尔”，其中包括罗伊·邓洛普上尉的座车。其余幸存车辆则被迫退回213高地。
几乎就在英军坦克撤回之后，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的“虎”式在步兵伴随下迅速登上高地。此时英军已完全丧失斗志，未作任何有效抵抗。至13时，213高地落入德军之手。
坎贝尔中尉后来这样回忆当时的情形：
“在我们投降前大约二十分钟，德军开始以直瞄火力对我们的阵地实施射击。与此同时，一种极为令人难受的‘施潘道’机枪[28]火力将我们死死压制在地面上。德军炮兵显然经验老到，不断向道路两侧的树木射击，弹片如雨倾泻，令我们难以承受。正是在这轮炮击中，彼得·斯科特阵亡，而年轻的彼得·库普再度负伤。
随后炮火突然停止，因为大约十二至十五人组成的主力群体选择了投降。我们的阵地很快被德军步兵和坦克占领。他们究竟从何处突然涌现，我至今仍百思不得其解，因为在此之前，我们几乎从未同时看到超过两三名德军士兵，这足以说明他们在隐蔽与伪装方面的高超水准。
至于我们的‘克伦威尔’，与那些庞大的德军坦克相比，显得如此脆弱不堪。”
米尔纳上尉对炮火骤然停止感到十分意外，很快又察觉到，从东面传来的坦克轰鸣声也随之沉寂。他走向公路中央阵地，看见几名戴着黑色无檐帽的坦克兵正与一群英国军官谈笑自若。起初，他以为那是皇家坦克团成功突围而来的援兵，但这一判断很快被现实击碎。他当即转身，迅速钻入左侧果园，侥幸未被察觉。
此后，他一直在附近田地中潜伏至天黑，随后踏上了返回英军防线的艰险归途。与此同时，义勇骑兵团中队与来复枪旅的被俘士兵被集中押至道路一侧，正对着克兰利中校临时指挥所所在的那栋房屋。他们此时已然接受了自身的处境，默默等待被押送至后方。
当默比乌斯的“虎”式沿公路向维莱博卡日方向推进时，躲藏在213高地下方果园中的一小股英军坦克分队未发一炮便选择投降。132号“虎”式车长沃尔纳·温特后来回忆道：
“五辆‘克伦威尔’停在树篱后与树荫之下，位于国道北侧约一百米处。当第1连的‘虎’式抵达时，‘克伦威尔’车组未作任何抵抗便缴械投降了。”
实际上，这支英军分队最初共有六辆“克伦威尔”，其中一辆在当天稍早发生的事故中已经损失。
与此同时，正在检查弹药库的贝伦德·维恩克（Berend Werncke）总参少校接到命令，要求他尽快赶往位于奥布瓦的装甲教导师师部。约在上午10时，他抵达奥东河畔埃皮奈（Épinay-sur-Odon），并在那里获悉英军已进入维莱博卡日，而他原本正打算途经该地继续前进。他将车开至酿酒厂，决定先向公路方向进行一次侦察，并命令驾驶员在原地等候，若半小时内未见他返回，则前往师部报告情况。他回忆道：
“我徒步穿过灌木丛，试图接近主干道以观察局势。当我翻越一道树篱时，眼前的田野中出现了四辆英军坦克。它们的车组正围在指挥官身旁，对着地图进行讨论。坦克里空无一人，但发动机仍在运转。
作为一名曾经的装甲连长，我对这类车辆并不陌生，很快意识到可以借助这辆敌方坦克穿越这片中间地带。我钻进最近的一辆‘克伦威尔’，它正好被其他坦克遮挡着。握住操纵装置后，我发现其布局与我方车辆颇为相似。
我将坦克驶过路边排水沟，驶上主干道，向西转向。那一刻的情形颇为怪异，一路上尽是燃烧中的英军履带车辆、坦克和卡车。后来我才知道，这场彻底的破坏正是魏特曼一手造成的。
当时我显然已经深入‘汤米’的后方，但整个行程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大约两公里后，我在路边沟渠中发现一名神情迷茫的德军步兵，我向他挥手示意。他迟疑地走近，我命令他爬上炮塔，如果遇到我方部队就挥动白布示意。就这样，我顺利抵达了师部。”
随着213高地的英军力量被彻底肃清，德军的注意力随即转向一个更为紧迫的目标 —— 重新夺回维莱博卡日的控制权。
1944年6月13日中午前后，在奥布瓦古堡，贝伦德·维恩克总参少校正从一辆刚刚在213高地下方缴获的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克伦威尔”坦克中爬出。一名翻译人员正坐在坦克上方，监听并翻译车载无线电中的通讯内容。
这辆被完整缴获的“克伦威尔”在战斗进行期间，车体上仍覆盖着用于两栖登陆防水处理的“Bostik”隔离涂层，这说明它几天前才刚刚完成登陆作战。
这两辆“克伦威尔”坦克（编号T-121766W 与 T-187583）隶属于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3分队，并巧妙隐藏于树木与灌木形成的遮蔽之后。这些坦克很可能是在车组投降前不久，由其乘员主动纵火焚毁的。
其中，上面这张编号为T-121766W的“克伦威尔”的照片由哈里·翁托拉拍摄。与另外三辆坦克不同，这辆车似乎并未被焚毁。其车辆编号中的字母“W”表明，该车采用焊接式车体结构（welded），属于较为少见的型号。而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装备的大多数“克伦威尔”坦克，是采用D型铆接车体结构的“克伦威尔 IV”型。
数张利用树枝进行伪装，处于防御位置的“克伦威尔”坦克照片展示了这些车辆如何成功撤入N175公路北侧、213高地下方的莫德雷田野（champ du Maudray）中。与此前长期流传的说法不同，这些隶属于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的坦克，从未真正抵达高地顶部。
在1944年6月17日拍摄的航拍照片中，这些坦克以斜线方式驶离道路、穿越第一片田地时留下的履带痕迹依然清晰可见。正是这些痕迹，使研究者得以确定调查方向，并最终通过实地勘查等方式，成功确认这些车辆的具体位置。
这些坦克残骸，无疑就是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的沃尔纳·温特所提到的、遗弃在N175公路北侧的那批“克伦威尔”坦克。尽管温特提到共有5辆坦克，但截至目前，在所有已知照片中，仅能确认其中4辆。
无论如何，所有迹象都表明，装甲教导师维尔恩克少校于当天上午稍晚时发动那次大胆突袭、并成功俘获一辆“克伦威尔”坦克的地点，正是在这片田地之中。
其中至少两辆坦克属于第3分队，很可能包括赫尔利（Hurley）中尉的座车。而昵称为“Chez Célibataire”的“克伦威尔”坦克（编号T187766 W），也正是6月7日部队在“黄金”海滩登陆时照片前景中出现的那辆坦克。
“萤火虫”“Blondie”（编号T-212752）的残骸，由哈里·翁托拉于战斗结束数日后拍摄。从照片来看，这辆坦克似乎被一发“虎”式坦克炮弹击中了炮盾右上角。
与那辆横停在道路中央、被击毁的“萤火虫”“Pistol Packin’ Mama”一样，其固定在炮塔后部无线电储物箱两侧的小型编号牌，也已被火焰熏黑，难以辨认。
根据车长肯·怀特曼中士的证词，在德军突袭车队时，他已经将坦克停靠在175国道边缘。从逻辑上推断，这辆车也应当就是米尔纳上尉所看到的那辆正在向德军火力进行还击的“萤火虫”坦克。
德军战地记者卡尔-阿图尔·彼得拉施克（Karl-Arthur Petraschk）于1944年6月13日下午拍摄的照片，展示了从213高地向西眺望维莱博卡日方向的景象。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第4分队“萤火虫”“Alla Keefek”的残骸，由装甲教导师第130装甲侦察营第2连奥托·亨宁（Otto Henning）中士拍摄。根据他的回忆，这两张照片均拍摄于6月14日黎明时分，照片中正在检查这辆英军坦克的两名士兵，在拍摄完成数秒后，便不得不躲入坦克内部，以躲避突然出现的盟军战斗机攻击。
在画面背景中，可以隐约看到几个人影以及一辆停靠在路边的车辆。遗憾的是，由于照片质量极差，已无法确认那究竟是一辆被遗弃的英军“亨伯”装甲车，还是一辆德军车辆。
由《信号》杂志战地记者格林姆于1944年6月14日拍摄，时间稍晚于亨宁的照片。除“萤火虫”“Alla Keefek”外，可以注意到，位于左前景的“克伦威尔 CS”（编号T-187661）已经被倒车移至道路边缘，稍远处的“克伦威尔 IV”（编号T-187632）同样也已被挪动。这三辆坦克，很可能属于那支在被米夏埃尔·魏特曼切断与主车队联系后，试图向东突围的小型装甲群。
根据研究，中午时分，第1连“虎”式坦克自努瓦埃尔方向沿175国道抵达后，无疑迫使这些英军坦克被迫折返，再次退回213高地，并在那里进行最后一次绝望抵抗。无论是“克伦威尔 CS”，还是“萤火虫”，其炮塔均转向后方，这一细节似乎进一步证实了上述推测。
“萤火虫”炮塔上的炮弹命中痕迹，则表明它曾与追击而来的第1连“虎”式坦克发生过短暂交火。在已无法向任何方向撤退的情况下，被围困于高地上的英军部队，最终只能在绝望局势下选择投降。
这张照片同样由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于1944年6月14日在213高地拍摄。当时他正在为著名宣传杂志《信号》执行采访任务，而这一拍摄行动很可能也是应SS第1装甲军军长SS上级地区总队长兼武装党卫军将军塞普·迪特里希的要求进行的。
多名德军士兵正在检查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4分队的“萤火虫”“Alla Keefek”坦克。其中包括沃尔纳·温特的“虎”式坦克车组的一部分成员。这门威慑感十足的17磅炮显然给这些第一次见到这种型号的德军士兵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名装甲教导师士兵正守卫在通往贝桑地区蒙特道路的岔路口。这辆被缴获的“萤火虫”不仅吸引了德军坦克兵的注意，也引来了大量经过国道的德军士兵围观。
照片中可以辨认出温特车组中的三名成员，同时还有一名从“萤火虫”后方经过、看起来极像第2连“虎”式坦克车组成员瓦尔特·劳的人。
几分钟后，两辆“虎”式坦克将穿越213高地：其一是刚刚抵达现场、并由SS下级小队长索瓦重新接管指挥的222号“虎”式；另一辆则是231号“虎”式，由SS上级小队长勒奇指挥。这辆车此前因主动轮故障失去机动能力，并在当天早晨的魏特曼行动开始时的交火中受损。
由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拍摄的照片，展示了1944年6月14日被遗弃在213高地上的英军坦克。从照片中可以清楚看到“萤火虫”“Alla Keefek”所处的特殊姿态，其炮塔朝向后方。该车在1944年6月13日12时至13时间那次失败的突围行动后，又返回了213高地原先的位置，并在撤退过程中以炮塔朝后掩护后方。
在左侧，可以看到“克伦威尔 ”（编号T-187661）那门95mm火炮在这张照片中已经重新转回前方。值得注意的是，在战地记者彼得拉施克于6月13日战斗刚结束后拍摄的照片中，这辆车与“萤火虫”一样，同样将炮管转向后方。
位于画面中央后方的，则是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的第三辆、也是最后一辆坦克。这是一辆装备75mm火炮的“克伦威尔”（编号T-187632）。而在彼得拉施克于6月13日拍摄的照片中，它当时则是朝向维莱博卡日方向。
这些细节使笔者得出结论：这三辆坦克很可能都属于那支于13日13时前不久试图向东突围的小型装甲分队，但在国道上迎面遭遇默比乌斯麾下“虎”式坦克火力后，被迫掉头撤回。
这张照片由的课战地记者兹维默（Zwimer，隶属于德国空军第三航空队战地记者营第II排）在213高地拍摄，其时间晚于格林姆拍摄的那组照片，应拍摄于1944年6月15日至17日之间。
此时，SS部队已经离开该区域，而被遗弃的“萤火虫”“Alla Keefek”坦克，则正在被一批德国空军部队人员检查。这些人很可能属于第三航空队第3高炮军。
德军显然围绕“萤火虫”“Alla Keefek”拍摄了大量照片，同时从附近的几辆车上拆走了可以使用的物品。
A中队第4分队“萤火虫”（编号T-212728）的照片。1944年6月13日当天，这辆车很可能由诺曼·琼斯中士指挥。照片中可以辨认出那条向北延伸、通往装甲教导师防区的道路入口，以及一个极具时代特征的方向路牌。
英军遗弃于蒙布罗克石南地（Bruyères de Montbrocq）下方位置、更靠前的一辆“克伦威尔”坦克。在两张照片中，这辆坦克呈现出不同的朝向。
该车为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K连的罗伊·邓洛普上尉的“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编号T-187796）。在与默比乌斯麾下“虎”式坦克交火后，其车组弃车撤离。
第一张照片由德军战地记者卡尔-阿图尔·彼得拉施克于1944年6月13日下午晚些时候拍摄，画面显示这辆坦克在路边完成掉头后被遗弃。可以推测，它当时正试图逃离从东面推进而来的第1连“虎”式坦克。
为了给摄影师制造更具“毁灭感”的画面效果，德军在坦克内部启动了烟幕弹发射器。值得注意的是，坦克炮管卡在一棵被炸断的大树残干之间，这意味着在坦克停车或被遗弃后，附近仍发生过射击。
第二张照片则由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于6月14日上午拍摄。此时，这辆坦克已经转向东面，方向与前一日完全相反，这说明德军曾重新启动并移动过这辆车。在炮塔车辆编号附近，还可以看到一个采用“Old English”字体书写的字母“K”，这是K炮兵连的战术标识。
此外，照片背景中的那座农庄如今已经不复存在。
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K炮兵连罗伊·邓洛普少校的“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照片，由战地记者格林姆拍摄于1944年6月14日。这辆车被德军遗弃在公路边。另一辆同样被遗弃于此处的“克伦威尔”坦克，在背景中部分可见，并有烟雾从车体中冒出。
在这两张照片中，可以看到SS第101重装甲营的装甲兵正准备放火焚烧罗伊·邓洛普少校的“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和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2分队的“克伦威尔”“Shufti Cush”。这大概是因为这些车辆已经无法轻易被部队回收并重新投入使用。
两辆“克伦威尔”坦克在蒙布罗克石南地下方被遗弃的位置。这些坦克是在213高地上一部分被孤立的英军部队尝试突围后留下的。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第2分队的“克伦威尔”“Shufti Cush”（编号T-187599）。在213高地上的大部分英军装甲车辆试图向东突围失败后，它被遗弃在蒙布罗克石南地下方一片田地边缘。这辆坦克是在第1连“虎”式坦克开火时，试图驶离国道，却陷入路边壕沟之中。
当然也不能排除另一种可能：德军在控制这辆车之后，曾尝试驾驶它进行测试，并在过程中让它陷入这种尴尬境地。因为对于德军而言，这种型号的坦克此前仍属于陌生装备。事实上，他们后来至少还在213高地上测试驾驶过另一辆“克伦威尔”坦克。
这张照片展示了一辆装备95mm短身管火炮的“克伦威尔 CS”（编号T-187661）。该车在213高地被SS第101重装甲营的一名成员缴获，并于战斗结束后的第二天沿175国道向卡昂方向驶去。
这辆被缴获的车辆，很可能在摩托车护送下，被送往位于奥东河畔巴尔龙的SS第1装甲军军部，以进行详细研究，因为这种型号在当时对德军而言仍属首次接触。
由德军于1944年6月中旬在维莱博卡日的路边十字架附近拍摄的照片，展示了大量英军残骸沿道路排列，形成了车辆通行时必须绕行的障碍带。
这张照片很好地展现了该地区在魏特曼的212号“虎”式坦克突击结束后、至“里特根”战斗群的Ⅳ号坦克于1944年6月13日14时左右开始进攻维莱博卡日之间，此地的那种毫无生气的氛围。
八、巷战迷局
由里特根上尉指挥的装甲教导师战斗群推进至距离维莱博卡日约两公里的维利博卡日（Villy-Bocage）。在此，他们与师长拜尔莱因将军会合。将军在简要了解局势后，随同该部继续向西推进。
行至瑟莱河畔圣卢埃（Saint-Louet-sur-Seulles）附近时，由参谋军士长博布罗夫斯基（Dobrowski）指挥的Ⅳ号坦克遭到命中并迅速起火。由于缺乏步兵支援，无法有效侦察并压制英军反坦克火力，拜尔莱因决定将部队撤回维利博卡日，以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与此同时，在175国道以南，装甲教导师另一支战斗群也在加紧组建。在奥东河畔帕尔富吕（Parfouru-sur-Odon）古堡附近的第130装甲团第二营修理车间中，5辆此前仅受轻微损伤的Ⅳ号坦克经紧急抢修后重新投入战斗。该分队由弗里茨·莱克斯（Fritz Lex）上尉指挥，他原任第5连连长，前一日刚被调任为维修连指挥官。
莱克斯所率部队抵达维莱博卡日东南郊，在那里与SS第101重装甲营第2连的数辆“虎”式相遇。他向这些坦克乘员了解了镇内的战况。午后不久，来自冯·吕特维茨将军麾下第2装甲师的增援部队，即第2装甲侦察营第2连，终于抵达维莱博卡日南郊。
在向拉波斯特（La Poste）推进的过程中，该连与一支英军前沿巡逻队遭遇并爆发交火。战斗中，德军以“铁拳”击毁了一辆隶属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由西蒙兹（Simmonds）中尉指挥的“斯图亚特”轻型坦克，以及一辆伴随其行动的半履带装甲运载车。
就在上述行动展开的同时，清晨遭受重创的英军迅速调整部署，竭力在维莱博卡日站稳脚跟。第22装甲旅旅部紧急将驻扎在西北约4.5公里外圣日尔曼代克托（Saint-Germain-d'Ectot）的女王步兵团第1/7营前推至镇内。英军步兵抵达后立即展开清剿行动，将潜伏在民宅中的零散德军逐一驱逐，并着手构建防御体系，通过火力控制主要路口。
该营的一个连被配属给B中队，试图打通通往213高地的道路，但他们很快发现，从城镇至高地脊线的整段公路均暴露在敌方火力之下，几乎无法通行。此时，义勇骑兵团B中队指挥官埃尔德少校已临时接管全团指挥权，他仍在设法营救被困的克兰利中校。
他命令第4分队寻找一条通往213高地的迂回路线。该分队由莱斯利·科顿（Leslie Cotton）中尉指挥，编有一辆近距离支援型“克伦威尔”、两辆常规型“克伦威尔”（分别由伦恩·格兰特[Len Grant]中士和乔治·霍恩[George Horne]下士指挥），以及一辆由博比·布拉莫尔（Bobby Bramall）中士指挥的“萤火虫”。
第4分队沿通往奥东河畔欧奈的道路向南推进，随后左转抵达铁路一线。然而，铁路路堤过于陡峭，坦克无法翻越，于是他们只得折返维莱博卡日。在镇内短暂机动后，他们驶入巴斯德街，并在市政厅广场附近停下。科顿判断此处极适合设伏，无论德军从哪条街道向西突围，都必然经过这一节点。基于敌军很可能沿主干道行动的判断，他将两辆“克伦威尔”和一辆“萤火虫”分别布置在市政厅两侧，同时部署了一门临时配属的6磅反坦克炮。
由于自己座车所配备的95mm榴弹炮不适合对抗装甲目标，科顿将这辆近距离支援型“克伦威尔”撤至一家五金店的后院，隐藏于车库之中。所有车辆随即熄火，英军静静等待德军进入伏击区域。
与此同时，第3分队占据了城镇北侧阵地，沿圣马丁街与市立公墓一线展开；沃尔特·艾伦指挥的第1分队部署于通往科蒙的公路方向；第2分队则封锁了来自维尔和欧奈方向通往镇内的各条通路。各分队共同构成了一道较为完整的防御体系。
约在14时左右，里特根上尉指挥的装甲教导师战斗群中的Ⅳ号坦克率先尝试进入维莱博卡日。他将部分坦克部署在城镇东侧，切断来复枪旅A连与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残部的突围通道；与此同时，又派出四辆坦克沿主街推进，显然意在试探英军在镇内的防御强度。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坦克几乎没有步兵伴随。这不禁令人联想到，在魏特曼成功实施单车突击之后，德军装甲兵或许对自身坦克的能力产生了某种程度的过度自信。Ⅳ号坦克以两车一组的方式向前推进，抵达主街弯道后，其中两辆转入克莱芒梭街，采取前后掩护的战术交替跃进，后车为前车提供火力支援，两车不时交换位置。
率先抵达市政厅广场的是6号Ⅳ号坦克，它立刻遭到科顿中尉所率分队的火力打击。受损的坦克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沿街道滑行。就在此时，科顿分队中“克伦威尔”坦克的车长乔治·霍恩下士果断出击，驾驶坦克冲入主街，将这辆已经受损的德军坦克彻底击毁。科顿事后回忆道：“他从巷子里冲出来，插入德军纵队，击毁其中一辆坦克，然后在他们反应过来之前迅速退回巷内。”
这辆被击毁的Ⅳ号坦克最终停在巴斯德街37至39号一带的茹安帽饰店（chapellerie Jouin）门前。紧随其后的另一辆634号Ⅳ号坦克则遭到英军步兵的近距离围攻。埋伏在主街两侧建筑上层的英军士兵使用粘性炸弹和PIAT反复攻击，该车一边开火还击，一边试图沿街向上撤退，但终究未能脱离战斗，被英军击毁。
随后，默比乌斯所率的“虎”式坦克投入战斗。在完成213高地的作战任务后，这些重型坦克转向维莱博卡日，以支援装甲教导师对城镇的进攻。默比乌斯对兵力进行了分配：他亲自带领一部分坦克掩护城镇东侧，由SS上级突击中队长汉内斯·菲利普森（Hannes Philipsen）指挥的四辆“虎”式则直接突入镇内。
当地居民克莱芒·贝尔努瓦（Clément Bernouis）与家人及邻居透过地下室窗户目睹了这一幕，他们看到“虎”式坦克从街道上轰鸣而过，并在推进中分成两组。菲利普森的111号“虎”式与SS上级小队长海因里希·恩斯特的113“虎”式沿主街推进，转过弯道时，正见前方一辆装甲教导师的Ⅳ号坦克被击毁。尽管英军伏击阵地的位置此时已暴露，德军依然没有改变既定战术，显然是寄希望于另一组从东南方向进入城镇的“虎”式能够从侧翼打击英军阵地。
当抵达市政厅广场入口时，菲利普森的“虎”式短暂停车，似乎准备抓住时机迅速穿越广场。此时，博比·布拉莫尔将自己的“萤火虫”微微后移，使炮口与侧面建筑墙体上的弹孔对齐，形成一条穿过墙体与对面窗户的射击通道。他打开炮闩，沿着炮膛直接瞄准了目标。“萤火虫”开火，并在第二发射击中命中了“虎”式的侧面。[29]
中弹的“虎”式迅速后退，暂时脱离视野，但很快再次出现，并试图以高速强行冲过英军伏击阵地。在密集火力压制下，该车失去控制，驾驶员被击毙或重伤。坦克在惯性作用下继续沿街滑行约50米，最终撞入勒皮耶特成衣店（magasin de confection Lepiètre），将橱窗撞毁。菲利普森及部分乘员成功逃生。
恩斯特的“虎”式同样未能幸免。在科顿分队坦克与一门6磅反坦克炮的交叉火力打击下，该车遭受多次命中，最终停在费萨尔中央咖啡馆（café du Centre Fessard）对面的那辆此前被击毁的6号Ⅳ号坦克旁。海因里希·恩斯特在战斗中阵亡。不过，这辆“虎”式在被击毁前已将炮塔转向科顿分队的伏击方向，以还击火力摧毁了6磅反坦克炮。
布拉莫尔后来如此回忆这段战斗：
“当我们在城内占据阵地时，四周枪炮声此起彼伏，尤其是主街通向的那座广场附近，交火异常激烈。不久，三辆德军坦克沿主街出现。我当时确信最前面的那辆是Ⅳ号坦克，尽管也有人认为那是一辆‘虎’式。
我向它开火，但可以肯定那并不是‘虎式’。事实上，我的射击偏离了目标，因为距离过近，反而难以精确瞄准。所幸我们在附近布置了一门6磅反坦克炮，它成功将这辆坦克击毁。
紧跟在它后面的，确实是一辆‘虎’式。我稍微向后倒车，使自己能够透过街角房屋的窗户观察战场。我已记不清我们开了多少炮，但最终还是将那辆德军坦克击毁。我估计这大约发生在中午前后。第三辆德军坦克同样是一辆‘虎’式，它推进到了广场拐角处。
这一次我没有再使用标准瞄准具，因为在如此近的距离上它反而会产生偏差。我直接沿着炮膛瞄准，以对面房屋墙上此前炮弹留下的痕迹作为参照。当‘虎’式的车体刚好遮住那处标记时，我们开火了，一切随之结束。”
尽管城内战斗仍在零星持续，主街一带却一度归于短暂的寂静。科顿中尉从一处废墟中取来一把大伞，在细雨中走上巴斯德街进行侦察。他很快发现一辆车头朝向城镇出口方向的“虎”式坦克。经过一番观察，他判断这辆坦克已被乘员弃置。那正是魏特曼在清晨战斗中遗弃的212号“虎”式。
考虑到德军回收与维修分队一贯高效的作业能力，科顿与“萤火虫”车长布拉莫尔中士迅速采取行动。两人设法找来几条毯子，提着一罐汽油，将伏击阵地附近所有被击毁的德军坦克逐一点燃。此举彻底断绝了这些车辆被修复再用的可能。行动结束后，科顿中尉还拍摄了数张战场现场的照片。
第1连第二组“虎式”坦克试图突入维莱博卡日的行动同样以失败告终。该小组由三辆坦克组成：SS下级小队长阿诺·萨洛蒙（Arno Salomon）的122号“虎”式、SS下级突击中队长弗里茨·施塔姆（Fritz Stamm）的123号“虎”式，以及SS军校学员埃尔温·阿斯巴赫的124号“虎”式。
抵达集市广场后，三辆坦克选择分散推进，显然意在从不同方向试探英军防御的薄弱环节。阿斯巴赫的“虎”式沿圣日耳曼街（Rue Saint Germain）推进，施塔姆的坦克沿埃米尔·桑松街（Rue Emile Samson）前进，而萨洛蒙则穿越花园与后院，试图接近让·贝孔街（Rue Jeanne Bacon）与若弗尔大道（Boulevard Joffre）的交叉口。
前两辆坦克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击毁。沿圣日耳曼街推进的阿斯巴赫被一门6磅反坦克炮击中而失去战斗力，乘员成功逃生，该车后来被拖回并修复。施塔姆的坦克则在通过埃米尔·桑松街与让·贝孔街交叉口时中弹，火力来自贝尔图木工工坊（atelier de menuiserie de M. Bertou）院内设置的英军反坦克炮阵地。坦克迅速起火，施塔姆虽被烧伤，但侥幸生还。当地居民回忆称，车内弹药在此后数小时内持续发生爆炸。
第三辆“虎”式从一处花园中驶出，距离反坦克炮阵地不过约50米，同样遭到命中。坦克在惯性作用下穿过街道，最终停在贝尔图花园的角落。车长萨洛蒙成功逃生，这辆坦克在战斗结束后同样被德军修复。
与此同时，莱克斯上尉率领的分队在城镇南侧也发起了一次进攻。在火车站附近，一辆Ⅳ号坦克被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6磅反坦克炮击毁。这一损失使德军的进攻势头迅速瓦解，其余坦克随即撤出战斗。
由此可见，德军在白天试图夺取维莱博卡日的行动中付出了沉重代价，共损失五辆“虎”式坦克，其中仅有两辆在战斗结束后得以修复，另有三辆Ⅳ号坦克损失，其中634号Ⅳ号被成功回收并重新投入使用。
此役是“虎”式坦克在诺曼底战场的首次实战，然而其整体表现却显得相当混乱。仅在6月13日当天，SS第101重装甲营在维莱博卡日地区便损失了六辆“虎”式，其中四辆为不可恢复损失；与此同时，装甲教导师则有三辆Ⅳ号坦克被彻底击毁。
德军显然过于倚重重型坦克的火力优势，误以为仅凭装甲力量便足以重新夺回城镇，这一判断与英军在当天清晨所犯的错误如出一辙。严酷的战场现实再次证明，在地形破碎、视野受限的诺曼底篱墙环境中，缺乏步兵有效配合的装甲部队往往只能取得有限的局部成果，而其付出的代价，则往往远超预期。
维莱博卡日城内的英军部队一度沉浸在胜利的氛围中。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B中队的坦克乘员与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步兵及反坦克分队协同作战，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战果。当地居民托雷尔（Thorel）夫人回忆道：“在杜布莱先生（Doublet）家中架设迫击炮的士兵们不时高声欢呼，其中一人还向躲在地下室的平民做出‘V’字手势，俨然一副胜券在握的姿态。”
第1/7营营长德斯蒙德·戈登（Desmond Gordon）中校在次日提交的报告中，对各部队的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弗伦奇（French）少校指挥的C连官兵，以及比尔德（Beard）上尉指挥的运输排，在沿侧街及建筑内部追击敌军坦克的过程中表现尤为出色。他们充分发挥PIAT和粘性炸弹的效能，对敌方装甲目标造成了有效打击。”
1944年6月13日13时30分至14时之间，“里特根”战斗群在维莱博卡日主街上被击毁的6号Ⅳ号H型坦克，该车来自第130装甲团团部连侦察排。该车在巴斯德街起点、靠近市政厅广场处被击毁，其损毁原因存在两种可能：一是由霍恩下士驾驶的“克伦威尔”坦克自市政厅广场方向突入后，从后方实施射击；二是遭到附近女王步兵团部署的6磅反坦克炮命中。
随后发生的内部爆炸将车内彻底掀毁，并导致悬挂结构塌陷，但该爆炸应发生在车辆已被英军纵火并失去行动能力之后。比尔·科顿中尉拍摄的照片展示了该车在命中后不久的状态。
1944年6月14日，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在维莱博卡日克莱芒梭街拍摄了这张照片。“里特根”战斗群的634号Ⅳ号坦克停在街道弯道处，靠近戴斯上尉的“克伦威尔”残骸，后者于13日上午被魏特曼击毁。634号在13日午后的战斗中，于理查德·勒努瓦广场附近被敌方击中，该火力很可能来自英军6磅反坦克炮。其中一发命中使车体侧面支架上的备用负重轮发生移位，另有金属碎片嵌入主动轮上方的履带区域。该车显然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被拖曳至此后卡在战前堆放于地面的树干之间。
该车未见起火燃烧，德军显然有意将其回收，因为在“克伦威尔”残骸后方可见另一辆Ⅳ号坦克的炮管，正尝试对634号实施拖曳作业。该车后来被德军回收修复并重新投入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634号炮塔后部的储物已被打开，衣物散落于地，这一迹象表明当时很可能有人曾紧急翻找工具或医疗物资，以救治在交战中受伤的车组成员。此外，戴斯的“克伦威尔”残骸曾被步兵用作掩体，履带之间的木板，很可能是为隐蔽一名或数名射手而专门设置的。
此外，634号炮塔侧面及储物箱侧面绘制着的棱形图案来自舍恩堡-瓦尔登堡（Schönburg-Waldenburg）家族的纹章，其中心为一枚法式盾形图案，上饰红银相间的双带纹。该盾徽曾绘制于装甲教导师第130装甲团第二营部分IV号坦克炮塔右侧及后部。
1944年6月14日，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拍摄的一组照片之一，画面显示SS第101重装甲营第4连的水陆两用吉普沿克莱芒梭在维莱博卡日市中心行进，时间为战斗结束后的次日。
画面左侧可见装甲教导师的人员，很可能正在等待对634号IV号坦克的维修作业，而道路中央为戴斯的“克伦威尔”残骸。此时战斗已转移至城镇以东的瑟莱河畔阿迈埃一带，但维莱博卡日低地区域仍持续受到英军炮兵火力威胁。
同一组图的另一张照片，背景中可见被击毁的212号“虎”式，其后方的市政厅周围的广场被烟雾所遮蔽。
1944年6月13日16时至17时之间，比尔·科顿中尉在德军坦克沿主街发动攻击后拍摄的照片。画面中可见两辆被击毁的车辆：“里特根”战斗群的6号Ⅳ号坦克，以及海因里希·恩斯特指挥的113号“虎”式，两车均位于巴斯德街市政厅广场附近。113号的侧面遭到科顿分队坦克及反坦克炮的集中打击。此次交战中，双方在进入有效射界前便已相互发现，因此该车得以在最后时刻将炮塔转向英军方向实施还击。恩斯特在这场交战中阵亡。
照片中可以看到，113号车长指挥塔的旋转舱盖似乎处于开启状态。车长究竟是试图逃生未果、中弹后跌回车内，还是该舱盖在拍摄前已由科顿与布拉梅尔开启以便点火，目前均无从确认。从影像来判断，113号除驾驶员舱口外，似乎没有其他逃生舱口被开启，这或许意味着仅驾驶员一人得以撤离。
这张照片很可能摄于科顿与布拉梅尔点燃6号Ⅳ号坦克之前，因为Ⅳ号坦克炮塔上可见垂落的布料，疑已浸有汽油。此外，炮盾装甲边缘还挂着一顶德国钢盔。113号"虎"式的炮塔舱口处已可见烟雾升腾，表明该车此时很可能已被科顿与布拉梅尔点燃。
这张极具价值的照片同样出自科顿中尉之手，拍摄于1944年6月13日15时至17时之间，画面中央正是菲利普森指挥的111号“虎”式。该车停在巴斯德街中央，已被弃置。这也是目前唯一一张能够清晰辨认其“111”炮塔编号的照片。
在试图通过市政厅广场并绕过已被击毁的6号IV号时，该车遭英军火力命中，该火力极有可能来自布拉莫尔中士的“萤火虫”坦克。坦克失去控制后，沿街滑行，最终撞入路旁一处商铺。
车长与三名乘员成功撤离，但驾驶员舱口始终保持关闭，几乎可以确定驾驶员已在车内阵亡。该车未见明显燃烧痕迹，但已完全丧失战斗能力。科顿分队对炮塔内部进行检查，随后将其点燃。
德军战地记者格林姆于6月14日早晨拍摄的照片，展示了市政厅附近的113号“虎”式和6号Ⅳ号坦克残骸。这张照片拍摄前不久，英国皇家空军刚刚对维莱博卡日进行了空袭，火灾产生的浓烟如阴霾般笼罩在小镇上空。
由战地记者兹维默于1944年6月中旬拍摄，画面中，一名德国空军军官站在巨大的113号“虎”式残骸前方。在这张照片里，战术编号只剩下数字“3”的上半部分仍可辨认，因此长期以来，许多研究者与观察者都将其误认作112号“虎”式坦克。
在113号“虎”式左侧（面对空军军官的一侧）还能看到一处命中痕迹。该发炮弹摧毁了一部分侧面挡泥板，并贯穿进入车体内部。
这张照片由德军战地记者兹维默在战斗结束数日后拍摄，展示了被遗弃在巴斯德街上的111号“虎”式坦克。这辆失去行动能力的“虎”式仍停留在原地，但后续轰炸已使周围房屋墙体坍塌，碎石直接覆盖在坦克发动机舱盖上。
这张照片也让我们能够非常清楚地看到科顿中尉与布拉莫尔中士纵火焚烧后造成的结果。尤其是炮塔部分，已经在剧烈燃烧中被烧至白热化。
这组著名照片由德军战地记者兹维默于1944年6月中旬，在维莱博卡日主街拍摄的一组照片，画面展示了111号“虎”式坦克在突击结束后失去行动能力的状态。该车的部队标识仍清晰可见，其车体迷彩对比强烈，带有十分明显的绿色与棕色条纹状涂装。值得注意的是，111号的机电员舱盖曾被打开，以便车组撤离，而在那之后，炮管才最终停滞在如今的位置上方。
可以推测，这是菲利普森本人或炮手所进行的最后一次操作，其目的既是为了让驾驶员能够打开舱盖撤离，因为英军炮弹命中了车体左前内部区域；同时也可能是为了继续以88mm火炮与MG34机枪扫射街道下方区域。
由于炮管朝向敌方，实际上阻碍了驾驶员舱盖的开启，但最终舱盖还是没有被打开，因为驾驶员已经死在车内。从兹维默的照片中还可以看到，驾驶员舱盖后来已经被掀开，这很可能是科顿部下为了纵火焚烧坦克而进行的操作。
这组照片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在111号残骸下方，有一只兔子，而右侧，则有一只黑色幼猫。
这张照片中的“虎”式坦克现已确认为123号“虎”式。该车于1944年6月13日下午的进攻中，在埃米尔·桑松街与让·贝孔街交叉口被击毁，该处正位于“虎”式坦克在城镇南部突击的中轴线上。车长弗里茨·施塔姆在战斗中被严重烧伤，这位年仅二十岁的年轻军官伤势明显重于同样负伤的萨洛蒙与阿斯巴赫，此事有沃尔纳·温特的直接证词为证。
作为第2排的前导车辆之一，该车沿一条与主街平行的街道推进，很可能首先遭到部署在其右侧的英军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反坦克火力击停，可能为6磅反坦克炮或PIAT反坦克火箭。随后该车又遭来自多个方向的持续射击，迅速起火燃烧，炮塔被彻底烧毁。根据一份罕见的当地证词，车内弹药在当日下午持续爆炸数小时。值得注意的是，其主炮处于最大后坐位置。
这张照片拍摄于1944年6月16日前后，即德军将其拖曳至奥东河畔欧奈公路路边、迈松塞勒-佩尔韦以北某处田地的前一天。该车与魏特曼的212号"虎"式同批移走，被用作吸引盟军空军的诱饵。
这组照片展示的是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B中队第1排的一辆“克伦威尔”坦克（编号T-187603），很可能为沃尔特·艾伦中士的座车。该车于1944年6月13日18时前不久，在英军撤离维莱博卡日之前，被弃置于圣马丁街坡下、圣女贞德广场一带。
第一张照片由SS第12装甲师的SS上级小队长哈里·翁托拉拍摄，画面中该坦克停靠在人行道旁。第二张照片提供了车辆侧面视图，车体外观基本完好，未见明显战斗损伤。据艾伦本人回忆，这辆“克伦威尔”在当日上午的战斗结束后，曾用于将理查德·勒努瓦广场附近的伤员转运至后方，此后很可能因机械故障而无法继续行动。
图片
九、余波未定
德军白天针对维莱博卡日的装甲进攻未能取得决定性成果，英军依然控制着这座小镇，但其立足点已明显动摇。局势已然明朗，德军势必会倾尽全力清除这一深入其后方的抵抗据点。英军同样意识到，敌方增援正从各个方向迅速向此集结。
在北面，装甲教导师在已投入的第130装甲团第二营第6连坦克之外，又增派了两门88mm火炮、三门野战炮以及一定数量的步兵，该部队由库尔特·考夫曼少校指挥。然而，真正改变战局天平的，是第2装甲师两个装甲掷弹营的到来，这些部队还配属了数量可观的轻型与中型火炮。
17时过后，第2装甲师步兵在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三辆“虎”式以及莱克斯小队两辆Ⅳ号坦克的支援下，沿通往欧奈与维尔的道路发起进攻，意图封锁英军突入部队，并将其分割歼灭。
在此态势下，继续固守维莱博卡日已失去实际意义。若无法控制213高地，小镇本身并不具备决定性的战略价值，因为汇聚于此的道路完全可以从第22装甲旅主力所在的瑟莱河畔阿迈埃一线加以掌控。
欣德准将遂决定将部队撤至该地区，并围绕旅战术指挥所构筑防御据点，即所谓的“箱型防御阵地”，将进一步的重大决策留待次日再行判断。英军仍寄希望于第50步兵师，该师已于13时30分对蒂利方向发起进攻，希望能够突破德军防线，并最终与第22旅主力部队完成会合。
英军原定于19时开始从维莱博卡日有序撤出。为掩护撤退行动，炮兵奉命于20时整对城镇实施一次密集炮击。各部队将依次分批撤离，以尽量延缓敌军对英军意图的察觉。最先撤出的是女王步兵团第1/7营的步兵，其后为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的装甲部队。
整体撤退过程基本按预案执行，唯一的意外出现在洛克伍德中士的“萤火虫”上。该车在行进中突然熄火，且始终无法重新启动。最终，穆尔中士的“萤火虫”被迫对其实施拖曳。这一复杂且耗时的操作，直到炮击开始前几分钟才勉强完成。
尽管英军正在撤离，德军却并未表现出明显的追击意图。除几次规模有限且很快被击退的试探性行动外，6月13日至14日的夜间总体较为平静。
英军随后在174高地构筑防御，以第22装甲旅战术指挥所为核心，建立起箱型防御阵地。这一防御体系在英军中应用广泛，并已在北非与意大利战场上经过实战检验。其优势在于能够在阵地周边形成均衡的防御态势，同时根据战场需要灵活集中兵力，并在整个防御过程中持续依托强大的炮兵火力支援。
尽管维莱博卡日在战术上已被德军重新夺回，但在6月13日傍晚，德军方面并未真正产生胜利的感受。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细节是，当最后一批英军部队撤出城镇时，德军非但没有顺势进入城区，反而退至东部郊外，并对维莱博卡日中心实施了密集炮击。
对于当地居民而言，这一天无疑带来了双重冲击。清晨时分，他们还以为终于摆脱了占领者，傍晚却再度遭到猛烈炮火的打击。6月14日上午，当德军宣传部门的战地记者赶赴维莱博卡日，意图借助魏特曼的战果鼓舞军心时，他们甚至未敢踏入城镇西部边缘与南部街区，因为当时德军对这些区域的控制依然十分薄弱。
直至突入的英军部队彻底撤离，装甲教导师后方的局势才逐步恢复稳定。
有必要对魏特曼这位著名装甲王牌在维莱博卡日战斗中的个人作用作出相对客观的评估。他的那次突击行动常被描述为“英雄壮举”，但或许更应视之为一次带有明显冒进色彩的孤注一掷。在此次行动中，英军蒙受了如下损失：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A中队“萤火虫”坦克一辆；
来复枪旅第一营A连M9A1半履带装甲运载车八辆；
来复枪旅第一营反坦克排履带式牵引车三辆；
6磅反坦克炮至少一门；
来复枪旅第一营“通用”轻型装甲运载车八辆；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M3A3“斯图亚特”轻型坦克两辆；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装甲车一辆；
第4伦敦郡义勇骑兵团侦察分队团部分队“克伦威尔”坦克四辆；
第5皇家乘骑炮兵团火力校正单位“谢尔曼”炮兵观察坦克一辆及“克伦威尔”炮兵观察坦克一辆。
将213高地上被击毁的坦克，以及在175国道旁果园中由英军自行弃置或丧失战斗力的车辆计入魏特曼的个人战果，显然有失严谨。因此，即便以最有利于这位装甲王牌的口径加以统计，他在此役中的战绩也不过为九辆坦克（七辆中型、两辆轻型）以及二十辆轻型装甲车辆。这一数字与官方所宣称的二十一辆坦克存在明显出入，而后者正是魏特曼获授骑士十字勋章橡叶双剑饰时所援引的战果数据。
值得注意的是，魏特曼本人在接受战地记者SS高级小队长迪特尔·门宁格（Dieter Menninger）的采访时，也曾毫不迟疑地重复这一数字，且明确指的是坦克数量。上述差异并不会抹杀他在维莱博卡日之战中所展现的勇气与决断，却足以引发一个更深层的追问：那些经由德国宣传机器精心塑造的“王牌战绩”，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实际，在历史评价中是否应当予以更为审慎的折算。
同样，将魏特曼视为阻止英军向卡昂推进的关键人物，也未免言过其实。他的突击固然对“沙漠之鼠”的声誉造成了不小打击，但英军“河鲈”行动的失败，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维莱博卡日的失利，而在于第50步兵师未能在瑟莱河畔蒂利方向取得决定性突破。在这一关键条件未能实现的情况下，所谓的“右钩拳”从一开始便缺乏真正的战略基础。
SS第1装甲军战史认为，在该方向德军兵力极度空虚之际，英军错失了一次夺取卡昂的重要机会。历史学者迈克尔·雷诺兹（Michael Reynolds）则指出，当英军发现德军第2装甲师的先头部队比预期提前一天抵达时，其攻势明显出现了动摇。然而，这支所谓的“先头部队”本身并不构成决定性的战斗力量，若英军能够采取更为坚决的行动，蒙哥马利设想中的作战目标并非没有实现的可能。
至于若英军在6月13日展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卡昂之战将如何发展，已难以作出确切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英军的突破绝不会轻而易举。英军或许能够在174高地，即作战文件中所称的“岛屿（the Island）”阵地上坚持相当长的时间，并依托强大的炮兵火力，对进攻的德军人员与装甲部队实施持续压制。然而，在篱墙复杂地形中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则需要截然不同的作战理念与战术方法。
而在这一阶段，“沙漠之鼠”既未具备这样的战术准备，也缺乏相应的运用能力。
6月14日，随着德军与英军攻守态势的对调，装甲教导师的部队切身体会到了在篱墙复杂地形中强攻严密防御阵地的艰难，机枪、迫击炮与炮兵密集火力压制令进攻部队举步维艰，坦克在这一环境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也极为有限。仅此一天，装甲教导师便折损近三十辆坦克，步兵亦付出了相当数量的伤亡。
6月15日与16日，SS第101重装甲营又相继损失了两辆“虎”式坦克，即温特指挥的132号与菲利普森指挥的104号。尽管遭受了如此沉重的损失，一度被形容为“前所未有地削弱”的SS第1装甲军，仍然成功遏制了英军第50步兵师的进攻，从而彻底断绝了盟军希望在英军登陆场正面取得决定性进展的期望。
SS第101重装甲营104号“虎”式的车体。1944年6月16日，由菲利普森指挥的104号“虎”式，在瓦尔特·哈恩 （Walter Hahn）指挥的131号“虎”式以及莱克斯分队Ⅳ号坦克的支援下率先发起攻击。该车通过卡阿涅（Cahagnes）附近的勒凯奈（Quesnay）农场后，被英军第65福克义勇反坦克团的17磅反坦克炮多次命中并被击毁。菲利普森在试图撤离时阵亡。
这张“虎”式残骸照片在此后三十余年间始终未能得到确切识别。除车体上尚可辨认的标记表明其隶属SS第101重装甲营第1连外，再无更多信息可供参考，具体位置亦难以确定。借助两份盟军作战报告，该车身份及此战经过方才得以最终确认。
该车炮塔的缺失，或与战后清理战场时对遗留弹药实施集中爆破有关，但更大的可能是战后废料回收人员拆解所致。在若干拍摄时间更早的照片中，该车车体尚未被进一步处理。
这张全景照片很可能摄于1944年9月或10月，呈现了蒂利路口以东、175国道以北莫德雷田野的整体面貌。战斗结束后，英军皇家工兵将175国道沿线的被击毁装甲车辆，以及维莱博卡日战斗及其后续作战中的各类车辆残骸，集中转运至此地存放，直至该地区获得解放。
画面中，英军装甲车辆沿远端树篱整齐排列，清晰可辨，前景处则停放着四辆德军装甲车辆，自左至右依次为：一辆未识别的“豹”式A型、菲利普森的111号“虎”式残骸、疑似“萤火虫”“Pistol Packin’ Mama”，以及恩斯特的113号“虎”式残骸。画面右侧及向田野纵深延伸的区域，另散布有多辆英军坦克及其他车辆残骸。照片拍摄位置位于175国道旁通往该田野的入口处。
参考
26.含义为“金发女郎”，译者注。
27.源自德语 Hilfswillige，意为“志愿协助者”。该词用于指代在德军中服役的辅助人员，这些人多由战俘或被占领地区的居民中招募而来。
28.盟军对德军MG-42通用机枪的常见俗称。
29.这一战斗经过随后被美国记者汤姆·特里纳（Tom Trinor）记录于其发表于1944年6月19日《新闻纪事报（News Chronicle）》上的文章中，从而得以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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